公元前645年9月，晉國在與秦國的韓原之戰中敗北，晉惠公也被秦穆公擒獲成為階下之囚。為了給遠在鹹陽的晉惠公造勢，大夫呂甥等執政大臣大會國人，“晉于是乎作爰田”。

“作爰田”是個什麼樣的制度？它能否為營救晉惠公起到作用？

晉國開國之初的唐國時期，周公旦便為唐國國君叔虞制定了“啟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國方略，遵從這一方略，唐國境内大部分地區實行的是“井田制”。所謂“井田制”最早見于《孟子》一書：“方裡有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這種制度是原始社會解體後，殘存于商周奴隸制社會中的一種公社所有制，這是從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過渡的中間階段，也不是中國奴隸制社會所特有，而是中外古代曆史中的一種普遍現象。

“井田制”的特點是公社大部分土地作為份地，分給公社成員，由其獨立耕作，收獲供自己享用。另一部分土地則是作為“公有地”，由大家共同耕種，其收獲則運用于公共支出，如戰争、祭祀、災荒儲備等。也就是說，商周時期的農民，在獲得一定面積土地耕種的同時，又必須耕種一定數量的公田作為貢賦或者課稅，交給奴隸制國家的奴隸主貴族們。其實這種制度，在夏禹時便開始實行，商朝也完全保存着這種土地制度，周滅商後，采取了讓被征服者商朝的“舊生産方式維持下去，自己滿足于貢賦”的方式進行統治。晉國由唐改名而來，其治國方略既然是“啟以夏政，疆以戎索”，那麼“夏政”中的“井田制”難免會被晉國全盤接受，所以說晉國當時大體上應該是實行“井田制”的土地制度。

說到“井田制”，其繳納貢品的方式也應該交待一下，“助法”和“徹法”是井田制繳納貢品的兩種方式。

所謂“助法”，主要用于居于“野”的商族和夏族，孟子曰：“助者，藉也。”這裡的“藉”通“借”，其意為居于野的農民除了耕種自己的私田外，國家還要借助其力耕種公田，實際上也是農民和奴隸們用耕種公田來以代租稅。《禮記·王制》所雲：“王者公田，藉而不稅”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為了顯示公平，公田按照品級還要實行“輪作法”，也就是要對土地進行定期分配：上田，一歲一墾；中田，兩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這樣做，避免了農民“肥饒不得獨樂，墝埆（qiāo què）不得獨苦”，以達到公社農民财力平均的目的。

除了在“野”的夏民和商民，居住在“國”中的便是周族，在“國”中同樣也存在着土地定期分配的問題。與居于“野”的農民不同的是，他們雖然也将土地分為三等，但是劃分标準卻是有着大不同。一種為新開墾的土地叫“菑田”，第二種是開墾一年後的土地叫“新田”，第三種則是為耕種兩年以上的土地叫“畬（yú）田”，當然也同樣實行的定期輪換以使農民财力平均。

那麼“徹法”又是什麼呢？“徹法”的解釋自古就是衆說紛纭，我們一般以孟子所釋為主，即“周人百畝而徹”，趙岐在《孟子注》中進一步解釋為“耕百畝者，徹取十畝為賦”，也就是說“徹”與“賦”聯合起來解釋是比較合理的，具體來講就是徹取公社土地十分之一作為公田，謂之“徹”。

乍看起來“徹”與“助”沒有什麼區别，取量都是“什一”，但細分起來用途卻是大不同，簡單解釋而言就是“助”為“稅”，“徹”為“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賜、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賦”則供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所以說，在當時晉國中的周人不僅平時有着農業生産之重任，戰時還有當兵作戰之任務，并且需要供給國家兵甲車馬之費，可見當時的周人負擔是非常嚴重的。

由于晉國地理位置特殊，“改唐為晉”前其祖先叔虞便帶着“啟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國方略來治理國家的，因而面對着夏商遺民、戎狄胡人，國家對民衆的治理方式也是各有不同，這樣看似矛盾，但其實是融合了多元素的治國理念，從而可以有效推動生産力的發展。

公元前六世紀，鐵制工具已經在晉國出現，趙鞅、荀寅鑄刑鼎便是明證。由于鐵制工具分出現，晉國的生産力得到進一步解放，農作物産量有了大幅提高，農民在私田上的興趣增加，因而出現了公田荒蕪的現象。而貴族們也是一反過去傳統，即把公田上的收獲歸于自己，私田上的收獲歸公社農民的做法，而是選擇井田中的肥沃之地作為公田來進行剝削，這樣的做法引起了廣大農民的極度不滿。

根據這一實際情況，周宣王“不籍千畝”，改變了“公田”與“私田”之分，逐步開始按公社農民每人耕種土地面積多少來收稅，不管是分得的土地還是新開墾的土地，一律實行這樣的辦法，仍然為之前的“什一稅”，這就是著名的“履畝而稅”。先前公社的農民，由于生産力水平的提高，大力擴展耕種私田，而這些私田是沒有納入到晉國正常的稅收體系中的，這一舉動使貴族們的收入大為減少，實行了“履畝而稅”的制度後，堵塞了這一漏洞，貴族們的财富再次迅速增長起來。這一次的制度改革，讓貴族們嘗到了甜頭，他們對土地的渴望比任何時期都更強烈。

《左傳》記載，僖公十五年十一月，秦、晉戰于韓原，趙國大敗，“秦獲晉侯以歸”。雖說晉惠公是個寡德少義的君主，國内臣民唾棄，國外割地委質，但其畢竟是趙國正統，不能不救，于是其心腹重臣呂甥假借晉惠公之名召集臣民，并告其“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也，其蔔貳圉也。’衆皆哭，晉于是作爰田。”這就是“作爰田”制度的提出，通俗而言，就是“爰田”為戰敗而作！

“作爰田”的“爰”如何解釋？也是衆說紛纭。《國語·晉語三》中将“爰田”視作“轅田”，引賈逵之說解釋為“轅，易也；為易田之法，賞衆以田，易疆界也”。另外據曆史學家考證，“爰”與“轅”在當時皆讀為“換”，所以認為“爰田”便是換田。著名史學家李孟存、李尚師在其所著《晉國史》則解釋為：“爰田即援田，即為了援助已成為秦國囚犯的國君而進行的賞田。”而從“爰田”賞賜的對象來看，主要是在韓原之戰中陣亡的士兵家屬。那麼我們可以看出，因為晉人對晉惠公背信食言，從而導緻喪師辱國的行為極度反感，倘若得不到這部分人的支持，晉國很難在短期内恢複實力，從而不能在即将來臨的秦、晉和談中取得主動權。

不管怎麼樣，晉公室拿出土地來賞賜人民雖然是不得已而為之，但的确是收買人心的有效方式。當然同樣作為授田方式，“作爰田”顯然是對“井田制”的一種破壞，方式的改變并不代表土地制度的根本性質改變，充其量隻是一個量變而已。不過正是這個偶然性的創造，到後來竟然成為晉國政治特色之一，之後卿大夫作戰有功，往往可以得到若幹國家賞田，士和庶人有功同樣可以得到相應的獎勵，這就刺激了士大夫建功立業的精神，極大地增強了軍隊的戰鬥力。凡事有利就有弊，“作爰田”制度作為一種激勵機制，在壯大晉國的軍事實力的基礎上，卿大夫的實力也在随之增強，後來的“三家分晉”禍根也出于此。該制度也被戰國商鞅略加損益運用于秦國，使得秦國迅速崛起，這恐怕也是呂甥始料未及的。

晉國在呂甥的主持下全面實行“作爰田”制度，元氣迅速恢複，到了十月，軍隊面貌煥然一新，秦穆公聞之，久久不語。一個月後，秦君主動将晉惠公送歸晉國，兩國化幹戈為玉帛，盡釋前嫌，晉惠公能安然無恙歸來，“作爰田”制度可謂是功不可沒。

“作爰田”制度并沒有因晉惠公的回歸而廢除，相反晉惠公覺得這個制度可以富民強兵，就将其保留下來。到了晉文公時期，該制度發揮了更大的作用，南擊楚國西擊秦，都取得了巨大勝利，從而被各諸侯國推舉為盟主，成為繼齊桓公之後的又一位霸主。

“作爰田”制度的出現，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而獨立存在的。禮樂崩壞的春秋時期，再加上地理位置特殊且人員構成複雜的晉國，本身實行的就是區别于其他諸侯國的“啟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基本國策，難免出現與常規制度不同的政策，何況在齊國實行的“初稅畝”制度的影響下，以“公田”收取賦稅的确已經不合時宜，那麼土地私有化的思想應運而生，更貼近生産力發展和社會環境的變化，晉國“作爰田”正是這樣一種開創性變革，它也是開辟了貴族土地私有化合法的第一步。

參考資料：《左傳》、《國語》、《春秋史》、《晉國史》、《禮記》、《中國文化通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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