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陵王高長恭是北齊奠基人高歡之孫，文襄帝高澄第四子，為地地道道的皇族成員。長恭一生威名赫赫，戰邙山、讨柏谷、攻定陽，均是無往而不勝，引得三軍将士紛紛頌唱《蘭陵王入陣曲》以贊其神勇。

邙山大捷後，齊後主高緯“親切”地慰問堂兄高長恭：你入陣這麼深，萬一失利遇到危險，我們後悔都來不及。（“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此，長恭萬分感激地回答道：想想這是我們自家切身的事，就不顧危險地沖上去了。（“家事親切，不覺遂然。”）讓高長恭萬萬始料不及的是，正是這句話鑄成了自己今後的悲劇命運。天性刻毒、心胸狹隘的高緯對堂兄這一番披肝瀝膽的表白卻是這樣理解的：你隻是個臣子，你說“家事”，難道有奪取皇位的野心？猜忌一旦産生，迫害接踵而至，一代名将被鸩慘死。

仔細審視高長恭的悲劇命運，可以發現其中所隐含着的“三個悖論”。

“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在以儒家倫理道德為立國精神支柱的傳統中國，對父子血親、兄弟手足尤為看重，“父子”、“兄弟”在五倫中猶在“夫婦”之前。對高緯而言，高長恭是與自己同一祖父的堂兄，血緣不可謂不近，對其信之、倚之才合常理。然而，皇家不同于别家，“常理”到此就會産生悖論：與帝王血緣關系越近，越是防範打擊的重點。

曹子建在《七步詩》中有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而縱觀曆史上一幕幕血淋淋的奪位之争、皇族内鬥，我們得出的結論卻是：正因同根生，相煎才太急。龍椅隻有一把，皇權不容分割。正因同根所生，俱是皇子皇孫，才會對皇權構成真正意義上的威脅。皇權的絕對排他性，以及由此所形成的道德淘汰機制，使得尋常人家的父子血親之情、兄弟手足之情在皇家成為一種“奢侈”，父子相争，手足相殘才是皇家的“常态”。

當然，問鼎寶座畢竟是件難度系數極大的事情，不僅要有相當的膽識，更要具備相應的實力。所以，即使身在皇家，但如果能力平平，庸人一個，也還能逃過一劫，留得性命。可歎的是，高長恭恰恰是北齊皇族中的佼佼者：武功威名冠絕一時，連敵國北周都對其欽贊有加。能力超群，軍權在握再加之功高震主，高長恭的悲劇命運是鐵定避免不了的了。這就産生了第二個悖論：臣子能力越突出，功勞越大，越會成為帝王防範打擊的重點，也往往沒有好結局。

能力太突出，以至于把帝王都比下去，是謂才大欺主；功勞太大，以至于帝王無法酬謝，是謂功高震主；權力過大，以至于帝王無法駕馭，是謂權大壓主。才大欺主、功高震主、權大壓主是為人臣的“三大忌”， 高長恭三者全占，其後果不言而明。

再退一步而言，即使一個臣子能力超群，功勞赫赫，但如果為人卑污，聲名狼藉，有很多“把柄”捏在帝王手裡，也不至于會身首異處。為人卑污，聲名狼藉，就不會具有巨大的人格魅力，也就不會産生強大的号召力，真想改朝換代，也難獲民衆支持；至于有貪贓枉法、作奸犯科等罪行被掌握，則更為安全了，因為帝王們可以随時動用“達摩克利斯之劍”進行心理威懾。

再一次讓我們長歎的是，高長恭不僅能力卓越，人品亦是可贊：他關愛士卒，“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将士共之”；他不貪錢财，千金債券一燒了之；他不貪女色，皇帝為他買妾二十人，他僅象征性地接納一個。純正性情，皎皎心胸，卻在高緯那裡得到了這樣的解讀：錢财系不住你，美色栓不住你，塵世間能讓你心動的恐怕隻有朕的皇位了，你不死，朕心難安！這就是第三個悖論：臣子人品越高尚，人格魅力越大，感召力越強，帝王越恐懼，越不放心，必除之方能後快。

英勇豪放的一代名将沒有倒在與敵搏殺的疆場，卻死于自己的君主兼自己的手足兄弟手中，高長恭的悲劇命運及其背後所昭示的“三個悖論”，深刻揭示了封建專制政體對人性的戕害、對人情的踐踏，以及對人才的摧殘。

永遠記住一代名将的悲劇，讓曆史的啟迪化作哺育嶄新的現代人性觀、人情觀、人才觀的乳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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