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年體”是史書編著的一種體裁,指以時間為本位,依照年月順序記載曆史的一種體裁。編年體起源于遠古人類的結繩記事,是中國曆史編纂中最早采用的體裁之一。早在黃帝時代就有左倉颉,右史誦的傳說,他們都是當時最早的史官。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這些史官編纂史書的最關鍵的線索之一就是時間。《隋志》上稱編年體為“古史”,也就是說,它是曆史體裁的本源。

編年體史書是按在世皇帝的年号(即按年代順序)來記載曆史事件的,以時間為中心,以年、月、日為順序,也就是以年代為線索編排有關曆史事件。編年體以時間為經,以史事為緯的特點,比較容易反映出同一時期各個曆史事件的聯系。這種體裁的優點是它用特定的方式将史事和時間緊密結合,能夠給閱讀者明确的時間觀念,使其容易明白史事發生、發展的時代背景以及因果關系,不會出現重複記載的現象。其缺點是難以集中反映同一曆史事件前後的聯系,如果同一事件發生和延續的時間過長,記載時就難免犯前後割裂的毛病;而且,編年體史書在記載人物事迹時,往往偏重記載賢士貞女、高才俊德等事關國家大政的人物,而對那些雖然賢惠但與國家大政不相關涉的人物,往往不予記載;還有,編年體史書難以記載不能按年月編排的事件,往往詳細叙寫政治事件,卻忽略了經濟文化事件。

所以,著名學者劉知幾這麼評價編年體史書:“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為短也。”

從曆史發展上看,以編年體紀錄曆史的方式最早起源于春秋時期。編年體史書數量極多,代表著作也是數不勝數,其中比較重要的有《春秋》,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相傳是孔子依據魯國史官所編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訂而成的。《左傳》,“春秋三傳”之一,另外兩部分别是《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左傳》是我國第一部較為完備的編年體史書,原名《春秋左氏傳》,相傳是春秋末年的魯國史官左丘明為了解釋孔子的《春秋》而寫的,簡稱《左傳》。《資治通鑒》,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也是我國現存編年體史書中影響最大的一部。北宋司馬光主編,花了19年的時間,記載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曆史。

這裡就重點介紹一下《資治通鑒》。《資治通鑒》是我國編年體通史的傑作,它和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漢朝司馬遷撰寫的《史記》,一同被視為最為輝煌的古代史學巨著,有“史學雙璧”之稱。

司馬光(1019~1086年),北宋大臣,字君實,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司馬光認為,以前的史書“文字繁多”,如果将《史記》到《五代史》總共一千五百卷的内容讀完,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且,其中有些内容也沒有深入閱讀的必要,無法給現實人生提供指導。因此,他立志要編寫一部簡明扼要的通史,攫取跟“國家盛衰、民生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有關的史事,為北宋統治者提供政治活動方面的借鑒。

1066年,司馬光将自己編寫的八卷記載從戰國到秦二世的《通志》,呈獻給宋英宗。宋英宗極為贊許,并下令設置書局繼續編寫。宋神宗繼位後,又給該書賜名為《資治通鑒》,意思是這本書可以作為君王治理天下的一面曆史的鏡子。撰書工作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後,《資治通鑒》的編寫者能夠充分利用起朝廷的藏書,又借閱到大量的私家藏書,一件事往往可以利用三四處材料綜合來寫,充分做到了“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保存了古代政治、軍事、經濟、禮樂、曆數、天文、地理、刑法等方面,豐富而珍貴的曆史資料。 從内容上看,《資治通鑒》真實可信,還有不少值得肯定的思想,比如在選賢任能、虛心納谏、賞善罰惡、反對陰陽術數及迷信鬼神等方面。《資治通鑒》還是一部傑出的文學著作,記事條理有序,“叙之井井,不漏不煩”,寫人狀物具體生動、形象活潑,既有精彩描繪,又帶充分說明。

總之,《資治通鑒》融古貫今,博采各家學說,采錄多種史料,首尾一貫,渾然一體,創立了編年體通史的典範,對我國的史學和文化事業産生了重大影響。不過,《資治通鑒》中也有一些不能忽視的缺陷。為統治者提供曆史經驗教訓所服務的出發點使得全書貫穿着濃濃的封建道德觀念和封建正統思想,還宣揚了英雄創造曆史的唯心主義觀點,這些我們在閱讀的時,都要帶着辯證的眼光來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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