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藝術，越來越與普通人的生活貼近。很多人從小就接受藝術培訓，逛美術館、博物館也成為了生活的一部分，當代藝術更加注重個體的參與性，有時觀者也成為了藝術的一部分。然後藝術與普通人的心理距離，似乎并沒有減少。很多人仍舊在被動地接受，不知道如何尋找自己與藝術的關聯。

在近日由中國國家地理圖書公司舉辦的“紙上美術館系列”新書發布會中，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于潤生、“水哥”王昱珩和自由插畫師鹵貓，共同讨論了如何“把藝術帶回家“。在活動現場，記者對于潤生和王昱珩進行了簡短的采訪，讨論了目前藝術普及教育問題。

活動現場

現場讨論：藝術史視角，帶來“視覺的進化”

在你接觸藝術的過程中，有哪幅畫引起你特别的關注嗎？你會如何解讀它？在活動現場，王昱珩提到了他對喬托和波提切利的喜愛。喬托是中世紀與文藝複興時期的分界線，他筆下的人物擺脫了“神”的“撲克臉”表情。

喬托作品《猶大之吻》

波提切利的《春》同樣也賦予了人物“人”的底色。作為佛羅倫薩黃金時代的重要一員，波提切利年少成名，他一生未婚，僅傾心一人——西莫内塔。西莫内塔是有夫之婦，因出衆的美貌獲得了很多人的追求，包括美第奇家族的洛倫佐和朱利亞諾。波提切利的很多畫中都有西莫内塔的影子，如《春》中的森林女神、《維納斯的誕生》中的維納斯。畫中人物面龐籠罩的朦胧憂郁之美被後人稱作“波提切利的妩媚”，這在中世紀的畫作中是不可能出現的。傅雷曾對“波提切利的妩媚”作出解讀：

所謂妩媚并非是心靈的表象，而是形式的感覺。波提切利的春神、花神、維納斯、聖母、天使，在形體上是妩媚的，但精神上卻蒙着一層惘然的哀愁。妩媚是由線條構成的和諧所産生的美感。

這種美感是屬于觸覺的，它靠立體感與動作來刺激我們的視覺，宛如音樂靠旋律來刺激我們的聽覺一樣。因此，妩媚本身就成為一種藝術，可與題材不相關聯，亦猶音樂對于言語固是獨立的一般。——傅雷《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

波提切利作品《春》

對于波提切利的《春》，多數人對于畫中人物的印象是“優雅”，于潤生提出這是今人的看法。“在這裡我要‘吹捧’一下自己的專業‘藝術史’，有一種說法叫‘視覺的進化’，如果沒有藝術史的準備，（我們）雖然睜着眼睛，但什麼也看不到。”于潤生提到，15世紀對波提切利的看法是“強健”，富有“男子氣概”。這種與今日截然相反的看法源于古人與今人觀念的差異。在當時的人們看來，受波提切利影響的拉斐爾是優雅的化身，而波提切利則帶着舊風格的僵硬，這些如果不了解藝術史的話，可能無從理解。

如果要将這些畫家置于曆史的向度來考量，則不得不提文藝複興。于潤生解讀到，文藝複興的概念來源于意大利，意為古希臘文化的重生。但僅僅通過“重生”這個概念，仍然不能完全概括文藝複興。“重生”在藝術史上發生過很多次，但隻有在15、16世紀的意大利佛羅倫薩為中心的這一片地帶，誕生了“文藝複興”。在這裡，古典文化與意大利文化發生了融和，重新發現了“人”與“世界”。

今天我們可以談論“藝術普及”和“藝術教育”，與文藝複興也有一定關系。文藝複興之後，藝術成為公共教育的手段之一，15、16世紀的雕塑、繪畫、建築就如同我們今日的電影、電視等媒介。

文藝複興讓世界重新認識到“人”的價值，在今天的藝術欣賞中，尋找“人”與藝術的關系同樣重要。插畫師鹵貓說波提切利的《春》打動他的在于畫中所體現的“自然”。他日常的創作與季節有關，而《春》中據說有上百種花，給他一種盎然的生機感。鹵貓的解讀尋找到了自己與藝術的關系，也契合了活動的主題：“把藝術帶回家”。

“紙上美術館”系列

對話王昱珩：等級化藝術考試，在損害孩子的天性

人們熟知的“水哥”王昱珩，是綜藝節目中的“鬼眼神才”。他同時也是一名自然手繪師，畢業于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王昱珩說自己是個“野生”的孩子，從小在美術館長大。由于母親在美術館工作，還沒識字的時候就開始接觸藝術品。對于目前針對孩子的琳琅滿目的藝術等級化考試，王昱珩說自己很想“吐槽”。

王昱珩

新京報：大家都知道你很會“看水”，那你是如何“看畫”的？

王昱珩：我在很多項目中選“擇“看水”，一是因為它有難度，二是因為它有視覺震撼。但我其實想通過這個項目表達沒有什麼所謂的“神”，你隻要足夠專注一件事，就沒什麼不可能的。藝術本身也是一樣。我覺得藝術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藝術，你隻是把畫挂在牆上、挂在博物館裡、放在書裡，那就不叫藝術了。

新京報：你自己也會畫畫，你的畫是什麼風格的？

王昱珩：我是偏寫實的，但我認為寫實的畫作同樣能表現出作者的情感。比如我之前畫海豚，我根本不是在畫海豚，我是在畫陽光。我覺得畫畫讓自己變成了一個多愁善感的人，你把自己的情感注入到畫作中，就會有人與你産生共鳴。

王昱珩作品，來自王昱珩微博。

新京報：那你如何看待當代藝術呢？

王昱珩：我不喜歡當代藝術，我覺得杜尚之後的很多藝術很“扯淡”。我覺得那是一種概念，一種實驗，人人都可以成為藝術家的實驗。當人人都可以成為藝術家之後，我們更多宣揚的是“醜”，換言之是一種“刺激”。它們刺激的是你的五官，讓你惡心，讓你想吐，莫名其妙的東西充斥于今天的當代藝術中。西方文藝複興之後，出現了透視，畫女性人物時會凸顯胸部，畫中的人物開始有了表情，藝術擁有了人的情感。我覺得藝術需要傳遞人的感情，這才有意義。我看到過一些感動我的抽象畫，但是很少。如果用“魚目混珠”來形容的話，現在“魚目”太多了。

新京報：你畢業于美術學院，當年參加過藝考嗎？

王昱珩：參加過，我第一名。

新京報：對于藝考有什麼看法嗎？

王昱珩：對于藝考我想吐槽的就更多了。當時有個老師特别驕傲，告訴大家考試有“五筆”，可以幾筆畫出一個立體的東西。也許他教出來的孩子能考到一個好成績，當時我們考試考的是實物寫生，有統一的标準。

現在我聽說考試改成“默畫”了，我的天，這不跟“八股文”一樣了。背下來的東西，沒有任何實際意義。除了藝考，還有藝術等級考試。我對藝術等級劃分持有異議，藝術如何能分級呢？一次我監考（等級考試）的時候，我在考試前十分鐘篡改了考題，因為我發現孩子一進來就開始準備畫了，我心想我題還沒出呢。我當時出的題特别簡單，就是畫“魚”。

新京報：孩子們準備好的會是什麼題？

王昱珩：百搭的題。比如“希望”“未來”，你畫什麼都可以。當我把他們的“小魚”收起來以後，給他們真正的考題，他們畫得一個比一個快。我一看畫就知道是老師教的，等到我孩子上學以後我就更知道遊戲規則是怎麼玩的了。老師會告訴你去年是誰獲獎了，獲獎作品大家都照着臨摹，這不是一代害一代嗎？我們最後評卷的時候，其實評的是老師的水平，孩子隻是一個傳達者，看誰記得好記得牢。

我認為這樣的教育聊勝于無，它會損害孩子對藝術的天性，甚至産生反感。所以我經常跟家長說，你不想讓你的孩子從事藝術，就讓他趕緊去學藝術。

新京報：你認為現在國内藝術普及還存在哪些重要的問題？

王昱珩：我今年去日本看了顔真卿的《祭侄文稿》，我半年前就準備好要去看了，不知道後來會發生那麼大的争議。這讓展覽變成了一個全民皆知的事情。第一天去的時候沒太多人，過了兩天再回去看的時候，全是中國人。他們來幹什麼呢？來打卡。《祭侄文稿》排起了長隊，展覽中其他展品，比如米芾的真迹、蘇東坡的真迹無人問津。

現在看藝術展，成為一件彰顯品位的事情，很多人就是來打個卡。我覺得現在的藝術教育和藝術普及，缺乏了更為核心的東西。一旦你把它等級化，它就會和現實挂鈎——鋼琴考級的那麼多，古琴考級怎麼沒那麼多人呢？

對話于潤生：對于藝術史的全面認識，能夠避免本質主義的表達

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于潤生，則從藝術高等教育方面談論了目前的現狀。他認為藝術的專業化訓練與藝術欣賞相輔相成，而目前藝術高等教育需要補足的，是世界性的視野。

于潤生，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

新京報：你認為普通人該如何接近藝術，如何把“藝術帶回家”呢？

于潤生：從本質上講，藝術是人的活動，是區别于人的自然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從這個角度說，我們其實不需要去學習，去重新獲得某種技能。它是我們每個人身上自發的一種能力，隻不過表現的程度不一樣，有的人隐而未發。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藝術的專業化訓練？

于潤生：從藝術教育的角度來說，教育需要一種可以衡量的方式來進行訓練。這其實揭示了藝術另一個面向。人人都有藝術的感受力，但不一定具備藝術的表達能力。這種藝術的表達，或者說藝術從業人員的訓練，與藝術的欣賞，是兩個問題。藝術家的專業性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我不願把這二者對立起來，在我看來，他們是相輔相成的。

新京報：作為藝術高等教育的一線工作者，你認為現在的藝術教育存在哪些問題？

于潤生：一方面我們還缺乏世界性的視野，我們現在對于世界藝術的發展趨勢的認識還不足，也就是說，我們還不太了解曆史上中國以外發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在于我們對于自身藝術的認知。中國的文明、文化不是成長于一個孤立的封閉環境中的，而是在整個人類文明的曆史進程中逐漸形成的。隻有用這樣的一種視角來看我們中國的藝術，還有中國當下的文化使命，才會有更清楚的認識，我覺得這是目前中國的藝術教育尚待補足的一點。

新京報：能舉一個例子嗎？

于潤生：比如我們會強調西方的藝術是透視的。我的藝術是非透視的，或者叫做“散點”這樣一種觀看方式（我談的藝術主要是視覺藝術）。這些概念當然有它的曆史基礎和普遍認識，但實際上它們又是一種似是而非的東西——我們在西方藝術中，同樣能看到大量的非透視的處理，而在中國的藝術裡面也可以看到透視性因素的表達。

所以，如果我們對于整個世界的藝術史能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就能夠避免一些我們稱之為本質主義的或者是絕對化的表達，從而對于藝術自身的曆史特征，地域特征有更加清楚的認識。我們會用一些地域概念來描述一些文化現象，比如說在我們使用“中國藝術”這個概念的時候，就要思考地域和時間段因素。比如在中國邊境地區、與其他國家接壤地區出現的藝術現象，可能與周邊的民族、國家的關聯性，要大于與本土地區（或者國内更遙遠地區）的關聯性，畢竟中國的地域範圍和曆史範圍太大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在思考藝術的時候，曆史，是一個必不可少的維度。我們有時候會不由自主地帶入一些誤解和偏見，這是沒法避免的，哪怕在專業的學者那裡也是沒法避免的，但是我們要有意地去反思自己這方面的局限性，不要把某個東西視為理所應當。

新京報：藝術出版也是藝術普及的重要方面之一。目前有沒有什麼你想看的書，但是藝術出版界還沒有關注到？

于潤生：我想主要有兩類。第一類是嚴肅精緻的普及讀物，在編輯上沒有曆史錯誤。我們可以說還處于起步階段，大家剛剛開始睜開眼睛關注藝術問題。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所謂的“第一口奶”很重要。

此外，我覺得在專業領域中，藝術學術出版物的深度和廣度還有待于提高。我們可以把那些在學術上影響力比較大的成系統的藝術，做更好的介紹。比如說藝術史研究當中，我們是不是可以把眼光放到英語世界以外，尤其像俄羅斯、意大利這些語種的翻譯還很少。另外一些重要的藝術家的全集出版還有待提高，我們看不到太多有說服力的全集，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采寫：新京報記者 呂婉婷

編輯：楊司奇

校對：翟永軍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