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懷天下、立己達人。金磚國家都是在發展道路上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對那些身處戰亂和貧困的百姓，我們感同身受。我們五國從發起之初便以“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為準則，倡導遵循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以及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處理國家間關系，願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同其他國家共享發展機遇。

——主席2017年9月3日在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開幕式上的講話

“立己達人”語出《論語·雍也》，原文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意思是自己想成功首先要讓别人成功，自己想被人理解首先要理解别人。它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共同組成儒家的道德準則，是儒家道德修養中用于處理人際關系的重要原則。

“立己達人”重在“立己”。這裡的“立”，意為仁德。在浩瀚的中華文明史上，許多儒雅志士都推崇“仁德”思想，這也成為自古以來治理國家、處理人際關系的重要“法寶”。孔子在《論語》中提出君子之道的核心内容是仁、智、勇，以“仁”居首。“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克己複禮為仁”等名言，人們早已耳熟能詳，由此可見“仁”在儒家學說中的重要性。西漢著名哲學家、思想家戴聖在《禮記》中講“仁者莫大于愛人”，呼籲去愛别人、幫助别人、體恤别人，強調要善待人、友愛人。三國時期的儒家學者王肅在《孔子家語·王言》中提出了“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的觀點，向我們诠釋了“仁德聚天下，聖明舉天下”的題中之義。宋代理學家朱熹更是發出了“仁者，以天下為己責也”的感慨，這與孔子“推己及人”的思想一脈相承，凸顯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大愛精神。

“立己達人”貴于“達人”。“達”即為“和”，也就是和睦、和順、和諧。“和”是東方哲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主張開創了中國“和”文化的先驅；《左傳》“如樂之和，無所不諧”勾勒出了和諧社會的圖景；《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描繪了一個“天下大同”的理想社會。不僅如此，古人對“不和”帶來的影響也有很深的見地。《尚書·多方》中“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意在警示後人，身不和則心不靜，家不和則事不順，邑不和則政不甯。張載《正蒙·太和篇》中指出：“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揭示了“和”與“仇”的因果關系。《明儒學案》中則提出了“天下之事，行之以和則行，不和則不行，故和為天下行事之達道”的至深哲理。這些思想雖然帶有階級色彩，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時期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由此可見，“立己達人”的實質就是“仁”與“和”，也就是我們通常講的“仁愛”與“禮和”，二者之間是一種相輔相成、相互作用的關系。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就主張以人為本，“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德行上，提倡仁愛，崇尚禮儀，推崇道德；在人際關系上，倡導“和為貴”，以信取人，與人和諧共處。後來，不同曆史時期對“仁”“和”都賦予新的不同的涵義，但基本上是對傳統儒家思想的延續與傳承。漢代哲學家董仲舒強調“仁在愛人，義在正我”，認為“仁”的對象是他人，“義”的對象是自己；“仁”的重心在愛人，“義”的重心在正己。也就是隻有嚴格地要求自己，寬容地對待他人，才能不斷地磨砺自己的個人品質，從而保持身心的平衡，與他人、社會相和諧。宋代朱熹的“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與歐陽修的“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異曲同工，都道出了以“仁”“和”為交友處世的準則，才能達到“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境界。

我們黨曆來重視對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揚，“仁者愛人”的仁愛觀、“和濟天下”的禮和觀一直伴随其中。“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外交政策的提出都彰顯了我國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的和諧理念，推己及人、立己達人的仁德之道。黨的十八大以來，飽含仁愛智慧，充滿仁愛情懷，提出“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受到世界各國特别是周邊國家的高度贊譽。與此同時，對中華“和合”文明有着精深獨到的見解，他指出：“這種‘貴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載物、和而不同’的寬容品格，是我們民族所追求的一種文化理念。自然與社會的和諧，個體與群體的和諧，我們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我們民族的凝聚力、創造力也正基于此，甚至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神也正是在于這種偉大的和諧思想。”在前不久召開的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大範圍會議上，用“交得其道，千裡同好，固于膠漆，堅于金石”的名言，飽含深情地闡述正确的交友之道可以使雙方之間千裡同心、友誼永固的樸實道理。這是對中華“和合”文明的诠釋，也是中國傳承古人“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的真實寫照。（陳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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