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裡的小紅點?“呂律師，你好我太太在機場被警方帶走了，我現在應該怎麼辦？”廣廈集團董事長萬先生在電話中着急地說我告訴他不着急，根據《刑事訴訟法》第34條的規定：犯罪嫌疑人自被偵察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第38條：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向偵察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微信裡的小紅點?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微信裡的小紅點

“呂律師，你好！我太太在機場被警方帶走了，我現在應該怎麼辦？”廣廈集團董事長萬先生在電話中着急地說。我告訴他不着急，根據《刑事訴訟法》第34條的規定：犯罪嫌疑人自被偵察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第38條：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向偵察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

萬先生到律所辦理了委托手續後，我以其妻子安女士辯護人的身份，向偵查機關了解到：安女士因涉嫌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被依法傳喚，後被刑事拘留。萬先生和安女士均為廣廈集團高管，他們有一套别墅正在裝修，因二人工作忙，專門交給裝修公司全權負責。裝修公司刁某，為了讓物業公司提供方便，私下交給物業經理王某（因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被刑事拘留）7萬元。後刁某認為王某故意刁難，雙方發生争執，事情敗露後，二人被刑事拘留。偵查階段，刁某為了立功，向公安機關舉報，安女士也參與了犯罪，還提供了微信聊天記錄，證明安女士知情，并授權其行賄7萬元。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9條：辯護律師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信。我在看守所會見了安女士，向她轉達了公安機關的意見：本案證據确實、充分，認罪認罰，可以快速從輕處理。安女士認為自己毫不知情，拒不認罪，一旦認罪對其本人和上市公司，都會帶來巨大損失。作為委托人，我應當尊重當事人合法的訴求。于是，我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0條：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複制本案的案卷材料。

案卷材料中，裝修公司刁某提供的微信聊天記錄，非常清楚地記載了，某年某月某日，他同安女士的對話。刁某發了十幾條語音給安女士，大意是，他今晚請物業經理王某吃飯、洗腳、唱歌，花了多少錢等等，其中一條語音明确說了，為了裝修方便，他今晚交給王某7萬元。安女士隻回了一條文字消息：好的，謝謝！一切拜托你啦！

偵查機關據此認定，本案證據足以證明安女士涉嫌向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行賄罪，再次建議當事人認罪認罰。正當案件陷入僵局時，萬先生的電話又來了：“呂律師，警方要求我将妻子的手機馬上送過去。我現在應該怎麼辦？”聽完後，我的大腦高速運轉，以最快的速度思考：警方認為手機是重要的物證，裡面的内容可以作為證據使用。不管證據是否對安女士有利，按照法律規定，我們必須提供，不能隐匿或者銷毀。《刑事訴訟法》第44條：辯護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毀滅，僞造證據或者串供，不得威脅，引誘證人作僞證以及進行其他幹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我告訴萬先生：在向警方提供手機前，将手機裡與裝修公司刁某的聊天記錄，如實地拍視頻保存下來。

接下來的幾天，我們團隊反複研究從人民檢察院複制的材料，本案有行賄受賄的事實，有刁某的微信聊天記錄證明安女士知曉并參與犯罪。我們也在思考，是否考慮勸說當事人認罪認罰？不能，律師應當尊重當事人合法的選擇，既然當事人不認為自己犯罪，我們就應當堅持無罪辯護。但案件要從哪裡突破呢？

“把案件全部材料，重新再梳理一遍，重新打印，全部用彩色打印。”助理似乎想說什麼，我對助理說：“盡快通知大家開會”。翻着厚厚的案卷材料，我也不知道該從哪裡入手。突然紙上幾個鮮豔的紅點，引起了我的注意。因為是彩打的原因，安女士與刁某手機微信聊天記錄旁邊的紅色小點，特别引人注目。這正是我讓萬先生拍攝保存的記錄。這說明，安女士根本沒有打開所有語音，隻是泛泛地回複：“好的，謝謝！一切拜托了。”

我立即與偵查機關取得聯系，并向他們提供了這一證據。經查，這些未打開的語音，正是刁某表示要向王某行賄7萬元的内容。偵查機關從刁某的手機來看，這些通話内容是清晰明了的，安女士也回複同意了。但我們從安女士的手機來看，這些内容根本就沒有打開，安女士毫不知情。

最終，安女士被無罪釋放。但回想起來這一切，仍然使我感到如芒在刺：如果當時我沒有通知萬先生保存原始聊天記錄？如果我沒有發現微信上的小紅點？如果安女士不小心點開了語音内容？又會是什麼結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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