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繇《墓田丙舍帖》

本文針對目前學界對西晉置書博士以“锺胡為法”的書體及章程書的認識進行了考辨，認為“锺胡為法”的書體是章程書，并非行書；而章程書則是八分書體在應用時的一種别稱，亦并非今所說之正書、楷書。西晉初置書博士，以“锺胡為法”教習弟子，這裡的“锺胡之法”是何種書體，學界的說法不一，而對于“锺書三體”中章程書的解釋也存在着衆多分歧，今不贅淺陋，試作考辨之。

一、西晉置書博士以“锺胡為法”的書體是章程書

西晉武帝泰始十年（274年），中書監荀勖兼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别錄》，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锺、胡為法。”[1]此一舉措，是繼東漢末年靈帝設“鴻都門學”廣招天下“諸為尺牍及工書鳥篆者”[2]之後書法史上的又一件大事，不僅體現了當時朝廷對書學教育的觀注與重視，并樹立楷模加以引導，同時也對後來各朝代書博士（或書學博士、書畫博士等）的設置以及書法藝術的發展産生了重要的影響[3]。

魏晉時期，是各種書體發展并漸趨完善的階段。據文獻記載，锺繇善“三體書”，即“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狎書，相聞者也”[4]；胡昭“善史書，與锺繇、邯鄲淳、衛觊、韋誕并有名，尺牍之迹，動見楷模”[5]。既然西晉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锺胡為法”，那麼所師法的是锺、胡二家哪種書體呢？

對于這一問題，學者們的觀點大緻相同，如唐蘭先生在《中國文字學》一書中說：“可見當建安末毛弘以梁鹄派的八分楷書來教秘書，隔了六十多年，晉初的書博士已以锺、胡的新體，行書為法了。”[6]唐長孺先生在《讀〈抱樸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一文中亦雲：“照衛恒所說秘書監所教習的書法有毛弘的八分書；王僧虔認為秘書所教又有章程書，即出于锺繇；章程書既非八分，亦非行押，大概是指正書（即今所雲楷書）；我想秘書所授必備四體，《荀勖傳》所雲‘以锺、胡為法’，雖也可能包括章程，主要恐怕是指行押書。”[7]劉濤先生的觀點亦與此相同，其稱“關于行書的地位，西晉時的一件事情值得注意，荀勖在武帝泰始年間（265-274）‘領秘書監’時，‘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锺、胡為法。’……他的這一舉措，顯然提高了行書的地位，表明官府文書，也可以使用行書來寫錄。”[8]三位先生的觀點都以為是行書，這在學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是，上述這種觀點隻是局限于個别文獻的記載，而忽略了當時秘書設立書博士的具體情況。首先，上述觀點僅是依據衛恒《四體書勢》所雲“魏初，有锺、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于劉德升，而锺氏小異，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9]及唐張懷《書斷》中類似記載而得出，機械地把“锺胡之法”與行書等同起來。我們從文獻記載來看，王僧虔已明言锺書三體中“章程書”是專用于“傳秘書教小學者也”，傳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中所記與此完全相同，而書博士即立于秘書而教授弟子，則其所依“锺胡之法”當是以“章程書”為主。其次，西晉書博士之所以隸于秘書，是與秘書監的職責密不可分的。秘書監始置于東漢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八月，掌圖書。三國時曹操“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乃置中書令，而秘書改令為監，掌藝文圖籍之事”[10]。西晉初，武帝又将秘書并入中書省，又泰始六年（270年）七月有诏曰：“自泰始以來，大事皆撰錄秘書，寫副。後有其事，辄宜綴集以為常。”[11]直至晉惠帝永平元年（291年），大約感受到了秘書監工作的繁重，為了區别各自的分工，下诏曰：“秘書典綜經籍，考校古今，中書自有職務，遠相統報，于事不專。宜令複别置秘書寺，掌中外三閣圖書。”[12]自此，秘書寺（監）則專管圖書，不涉中書之事，南北朝及隋唐莫不如此。可見西晉初期，秘書的職務是非常重要的，不僅具有管理圖書藝文、整理記籍的秘書本職，還肩負着如同後期中書舍人謄錄寫副诏書的任務。無論是整理、抄寫圖書，還是謄錄寫副诏書，其首要的前提都是要使用當時朝廷要求的正體以體現皇權的威嚴，且書寫時還要正确、規範、嚴謹、工整、美觀。而行書相對正體而言，與草書相類，在書寫時筆畫多有連接與缺省，具有“近僞”的缺點，容易使人誤讀而影響诏令的頒布、實施以及圖書的閱讀。曆史上朝廷诏令、圖書刻印都是使用正體，正常情況下都不會用行書進行書寫，即使如現在字體多樣、書寫自由的時代，政府公文、圖書出版也不能使用行書，更何況在晉初呢？因此，依據王僧虔與羊欣所言，西晉書博士教授弟子所依“锺胡之法”隻能是“章程書”。

二、章程書是八分書

那麼，章程書又是何種書體呢？對于這一問題，曆代學者們的研究也較多，然亦衆說紛纭，莫衷一是。唐張懷雲：“又楷隸初制，大範幾同，故後人惑之，學者務之，蓋其歲深，漸若‘八’字分散，又名之為八分，時人用寫篇章或寫法令，亦謂之章程書。故梁鹄雲：‘锺繇善章程書是也。’”[13]韋續亦雲：“八分書，漢靈帝時上谷王次仲所作。魏锺繇謂之章程書。”[14]可見在唐人看來，所謂章程書就是八分書，也即是今所說隸書。

清人顧藹吉對唐人觀點首先發難，并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因其影響較為深遠，詳列其文如下：

韋續《五十六體書》雲：“八分書，魏锺繇謂之章程書。”張懷《書斷》雲：“八分，時人用寫篇章，或寫法令，亦謂之章程書。”二說皆非也。按，王僧虔《能書人名》雲：“锺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相聞者也。”朱長文《墨池編》有锺繇筆法，不知何人所記，雲：“繇善三色書，最妙者八分也，點如山頹，摘如雨驟，纖如絲毫，輕如雲霧，去若鳴鳳之遊雲漢，來若遊女之入花林，粲粲分明，遙遙遠暧者矣。”則所謂銘石之書，蓋八分也，故僧虔曰“最妙”，而此亦雲最妙也。《世說新語》注雲：“锺會善效人書，于劍閣要鄧艾章程白事，皆易其言。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章程白事者”，以章程書白事也。章程書者，正書也。今所傳锺《賀捷》、《力命》、《季直》三表皆是正言，豈鄧艾白事而獨用八分乎？又按：王羲之《題筆陣圖後》雲：“其草書亦複須篆勢、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而筆即直過，惟有章草及章程、行押等不用此勢，但用擊石波而已。其擊石波者，訣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謂之隼尾波，即锺公《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禅碑中已有此體。”是則八分、章程明為兩體。或拘八分即章程之說，乃有目銘石為正書者，锺繇《泰山銘》、《受禅碑》皆銘石書也，羲之謂之八分，今見拓本亦是八分，而謂銘石為正書乎？锺有三體，行押即行書，是無可疑。若章程為八分，銘石又為八分，然則锺繇正書，王羲之與之抗行者，何以弗及？吾知其必不然也。先著《隸說》雲：“當時以八分用之銘石，其章奏箋表傳寫記錄日用之字，皆用正書，亦謂之章程書。如繇書《受禅碑》即八分也，《宣示》、《戎辂》、《力命》諸帖即章程書__也。二王無銘石書，如《黃庭》、《樂毅》、《畫贊》、《曹娥》、《洛神》，章程書也。”此論可以惑。或曰，衛恒謂“毛弘教于秘書，今八分皆弘法”，王僧虔亦謂“章程書為傳秘書教小學”者，則章程似非正書。以予考之，《周官》有六書，保氏以之教國子；漢興有史書，太史以之試學僮；後漢有八分，毛弘以之教秘書；魏變正書，亦即以之傳秘書、教小學，時有遞尚，又何惑焉？正書，而亦曰章程者，所以别乎八分也，昔人别之而後人合之哉[15]。

顧氏通過對傳世文獻及相關作品的考證，認為章程書是正書而非唐人所謂八分，并以《宣示》、《戎辂》、《力命》各帖即是典型章程書。這種觀點多為後世學者所接受，前文所引唐長孺先生即是此種觀點。再如馬裡千先生稱：“章程書從八分楷法演化出來，體居隸行之間，初其猶不脫隸意是很自然的。傳世锺書《戎辂表》、《薦季直表》都反映了這一點。”[16]劉濤先生亦雲：“‘章程書’即正書。……正書是由漢隸演化而來的一種書體，漢魏之際的正書是一種新書體，即早期楷書。人們之所以稱它為章程書，大概因為锺繇已經用這種書體寫奏章了，傳世的锺繇正書書迹，如《賀捷表》《薦季直表》《宣示表》等，都是他寫給朝廷的奏章。”[17]等等，不一一列舉。

迄今為止，我們的考古工作尚未發現魏末晉初時期所謂“傳秘書教小學”的标準“章程書”實物，現在所能看到出土的一些諸如孫吳時期的名刺、西晉惠帝元康六年（296年）書寫的《諸佛要集經殘卷》以及《三國志》抄本等，仍隻是處于由隸書向楷書過渡的書體，并且是當時士人、書手、經生所書寫的日常文書，并不能代表當時秘書（或朝廷）所使用的書體規範。正如啟功先生所說：“在一個時代中，字體至少有三大部分：即當時通行的正體字；以前各時代的各種古體字；新興的新體字或說俗體字。”[18]也即是說，出土的魏晉時期的名刺、寫經、抄本等隻不過是當時“新興的新體字”而已，當時朝廷通行的正體字仍是隸書（即八分書）。而唐人張懷已明言魏晉“時人用寫篇章或寫法令”的書體是八分，“亦謂之章程書”，并引用曹魏時人梁鹄所雲的“锺繇善章程書是也”加以補充，以增其可信度。另外，西晉衛恒在《四體書勢》中亦雲：“（梁）鹄弟子毛弘教于秘書，今八分皆弘之法也。”特别指出當時秘書所教授的書體就是八分書。又西晉陳壽《三國志·胡昭傳》中稱胡昭“善史書”，且與锺繇等“并有名”。“史書”是指今隸書（亦稱八分書）而言，說明胡昭也以八分書為最能，同時也說明胡昭之所以能夠在書法上和锺繇相比肩，被時人及後世并稱為“锺胡”，二人之間必定以同一書體即八分書作為比較對象的，否則就失去了比較的意義。綜合上述材料可知，西晉時立書博士教授弟子書法，是以锺書三體中的“章程書”為範本的，亦即是锺胡兼擅的八分書。清人顧藹吉棄晉唐人所言的真實文獻而不顧，别出新裁，而取那些諸如“锺繇筆法”、“王羲之題筆陣圖後”等為後人僞托不足為憑的文獻，又附以至今真僞尚難确定的所謂锺繇的作品來加以證明，其結論的可信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當然，有人會依據“锺書三體”的内容而提出疑問，既然“章程書”是八分書，而“銘石書”是已有實物證明的八分書，這樣一來豈不是重複了？這是人們對所謂“锺書三體”的誤解。其實王僧虔《論書》述及锺氏所擅的“銘石書”、“章程書”和“行狎書”，并不是後人所認為的具體的書體名稱，而是同一書體（八分書）的三種“用”途而已。因其用途不同，相應的書寫方法就有所改變。

何謂章程？章、程二字的本義均為量詞，如《說文》：“樂竟為一章。”又：“十發為程，十程為分，十分為寸。”後皆引申為法式、法規。合稱章程者，亦是章術法式之意，見《辭源》“章程”條。魏晉時人稱“章程”者，還有規程、規範之意，如《三國志·杜畿傳》：“漸課民畜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19]章程書是“傳秘書教小學”的，無論是抄錄書籍還是啟蒙兒童，其基本要求就是規範性的書寫，所以章程書是規範字體、标準字體的代名詞，正如劉熙載《藝概》所雲：“章程，大抵以其字合于功令而言耳。漢律以六體試學童，隸書與焉。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辄舉劾。是知一代之書，必有章程。”[20]綜合前述考證，可以說在當時章程書就是指标準的八分書而言。

而銘石書，專用于碑版，從傳世的魏晉八分書碑刻我們可以看到，所謂銘石用的八分書，在書寫時用筆較為繁複，特别強調“蠶頭雁尾”，裝飾性較強，以突出碑版的莊重與華美。章程書在注重标準、規範的同時，當然還要符合實際應用的要求，即書寫簡便以提高書寫速度，自然不必帶有“銘石書”當中那些繁瑣的裝飾性用筆，這就是銘石書與章程書的最大區别。至于“行狎書”，因其應用于尺牍書中“相聞”之用，屬日常應用，隻要能夠讀懂即可，無需特殊強調規範與華美，故在書寫上要比章程書更加簡略、便捷，也即是在章程書基礎上的進一步簡化，上述所引晉時的寫經、抄本等似應屬此體範圍之内。

因此，章程書是指魏晉時标準的八分書而言，屬朝廷要求的正體，而銘石書與行狎書均是在章程書的基礎上加以改變，或繁化，或簡化，以适應不同需要。其中銘石書的應用範圍僅限于碑版，又是成熟的八分書，加之用筆上強烈的裝飾性而達到極緻，違背了字體趨于實用方向發展的一般性原則，因此也就不可能再衍變成新書體了。行狎書則不同，由于筆法的簡化，書寫起來便捷、快速、實用，使其逐漸向楷書（正體化）和行書（草體化）兩個方面發展，至東晉南朝時，或取代章程書而成為新的正體，或在名家的參與下成為新興的藝術兼實用的書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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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劉熙載.藝概[M]∥曆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685.

作者簡介：

張明，渤海大學美術學院副院長，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畢業于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曆史學博士。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九三學社社員。

主要著作：

《趙孟頫書法研究發微》，吉林文史出版社。

複古先聲：元初北方書學研究——以元初館閣文人群體為視角》入選全國第十一屆書學讨論會。

論文《晉置書博士蠡測》入選全國第九屆書學讨論會。

論文《漢代書法教育問題繩愆》入選第二屆全國高等書法教育論壇暨陸維钊書學研讨會。

《張遷碑書刻問題新探》入選孔孟之鄉漢碑行·中國漢碑與書法學術研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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