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周顯德七年（960年）正月初，後周殿前都點檢、歸德軍節度使趙匡胤利用北方契丹大軍入侵的傳聞，将禁軍拉出開封城外，在陳橋驿發動兵變，一舉奪得皇位，建立了趙宋王朝。此即著名的“陳橋兵變”。趙匡胤“受周禅”坐上了皇位，自然得按慣例厚封重賞在兵變中立下殊勳的“佐命”功臣，但作為“定策佐命，樹事建功”并與新天子“始終一心，休戚同體，貴為國卿，親若家相”的“居潛舊臣”趙普，僅被授予右谏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直至數年以後才擢拜宰相。對此，元史臣在《宋史·趙普傳》末的“論”中稱譽道：陳橋兵變以後，趙普“以佐命功”，卻于“事定之後”，“以一樞密直學士立于新朝數年，範、王、魏三人罷相，始繼其位，太祖不亟于酬功，普不亟于得政”。這一說法在後世頗有影響，但此說顯然被趙普的官名給迷惑了，即昧于宋初政局的“不亟于酬功”之表象，而未能深悉當時那些“定策佐命”的“居潛舊臣”以較低的官職掌握着朝廷實權之史實。

陳橋兵變

唐五代制度，武将官至節度使，即可建立自己的幕府，選置僚屬，稱之為“開府”。舊時習用“潛龍”來比喻聖人在下位，隐而未現，所以一般也用來指喻尚未登基的天子，而天子處于“潛龍”狀态時的幕府僚屬，便是“居潛舊臣”。五代亂世，武人當政，但他們不知如何治國，于是搜羅了許多文人謀士作為幕僚，為其出謀劃策，其中起主要作用的稱謀主。此類謀主，當其所服務的藩帥登上帝位，大都成為中樞重臣，執掌朝政。所以幕府諸謀士也樂為藩帥效命。趙匡胤自官拜節度使，随即建立了自己的幕府，當日幕僚，除趙普以外，還有文僚劉熙古、呂餘慶、沈義倫等，武臣李處耘、王仁贍、楚昭輔等。

宋太祖趙匡胤是在是月四日發動陳橋兵變，當天登上帝位；五日宣告天下；十一日，封賞參與兵變的将領官爵；二十一日，命歸德節度判官劉熙古為左谏議大夫，掌書記趙普為右谏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宋、亳觀察判官呂餘慶為給事中、端明殿學士，攝觀察推官沈義倫為戶部郎中。此外，又以都押衙李處耘為客省使兼樞密承旨、右衛将軍，王仁贍為武德使，楚昭輔為軍器庫使。從表面上看，這些“佐命”功勳的諸幕府在“新朝”所授之官爵都不高，初看皆未有異常處，但細加分析，卻是頗見其中奧妙：

如趙普所任的樞密直學士，在宋初乃是掌管國家軍政的樞密院之重要職官，至宋太宗以後才逐漸演變為虛銜。樞密院始設置于唐代中葉以後，其長官由宦官擔任。至唐末，朱溫大誅唐宦官，開始以自己心腹出任樞密使，待其稱帝建立後梁，遂改稱崇政院。至後唐莊宗恢複樞密院之名，設置樞密院直學士。後唐皇帝當時任用心腹重臣郭崇韬、安重誨等為樞密使，于是“樞密之任重于宰相，宰相自此失職”。如元初人胡三省注《資治通鑒》時所言：“自後唐同光以來，樞密使任事，丞相取充位而已。”即五代、宋初中樞實權，乃在樞密院，宰相僅處理日常行政事務而已。因此，後周世宗臨終時，特命宰相範質、王溥參知樞密院事，而待宋太祖稱帝之初，雖然出于避免政局動蕩，盡量争取士大夫的擁護，留用了範質等三位宰相以下的全部後周官員，但即免去宰相範質、王溥“參知樞密院事”一職，實質上剝奪了他倆參與軍國機要決策的實權，宰相魏仁浦雖仍兼樞密使，然亦不多過問樞密院事務，而樞密使吳廷祚向以“謹厚寡言”著稱，所以樞密院實權完全掌握在低調進入樞密院的樞密直學士趙普之手。同時，以“居潛舊臣”謀主擢任樞密直學士，五代時亦有先例。如後周太祖郭威登基以後，即以其謀主、邺都留守判官王溥為左谏議大夫，充樞密院直學士，此後才擢拜宰相。故宋太祖任命趙普為樞密直學士以執掌樞密院之權，實沿襲後周之制。

與趙普情況相仿，其他“居潛舊臣”所任新官，亦都屬朝廷要職。如呂餘慶召拜給事中、充端明殿學士。端明殿學士亦屬樞密院的重要職官。據葉夢得《石林燕語》雲，後唐明宗“既不知書”，而心腹樞密使安重誨又為“武人”，所以在宰相的建議下始設置端明殿學士二人，“專備顧問”，據宋人宋敏求《春明退朝錄》載，其人在朝堂上班位僅在“樞密使之後”。雖同屬樞密院職事官，但與樞密直學士稍異，端明殿學士偏重于“備顧問”，所以呂餘慶随即出掌俗稱“南衙”的開封府。不久，宋太祖分别統軍親征潞州、揚州叛軍，都命呂餘慶出任東京副留守，鎮守汴京開封城根本之地。

另外兩位幕府文職成員，劉熙古被召任左谏議大夫，出知青州，沈義倫官戶部郎中。北宋前期官制以官（寄祿官）、職、差遣分離為其特色，但在宋初，官與差遣尚未如此後那樣截然分離，當時掌管朝廷财權的三司尚未建立，所以沈義倫出任郎中之戶部，乃掌朝廷錢糧之所在，故戶部郎中屬于實職。又當時趙宋政權所能控禦的疆域四邊，北為強敵契丹與其屬國北漢，西南為占據四川的後蜀政權，南在長江一線與南唐、荊湖相距，僅有東邊今山東地區可說是宋之大後方，而青州（今山東益都）乃東疆重鎮，宋太祖特命劉熙古出鎮青州，可見其對昔日幕僚的倚重。

宋初，樞密承旨亦為樞密院的重要職事官，但一般由武臣擔任；軍器庫，乃朝廷武庫之所系。武德使乃武德司長官。武德司，在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改為皇城司，史稱其“掌皇城管鑰、木契及命婦朝參顯承殿内取索事”。武德司兵卒還有負有“廉察”官吏之責。據《文獻通考·職官考》載，皇城司有“親從官數千人”，但并不屬殿前司管轄，“此祖宗處軍政深意也”。即由此達到使宿衛皇宮、天子的殿前司、武德司（皇城司）互相牽制、抗衡的目的。宋太祖任命其武職幕僚李處耘為客省使兼樞密承旨、王仁贍為武德使、楚昭輔為軍器庫使，可見其用人之深意。

由此，宋太祖在不改變原來機構和撤換原有官員的情況下，雖表面上“不亟于酬功”，然通過将心腹“居潛舊臣”放入朝廷各處關鍵要害部門任職，以較低的官職執掌實際職權，從而平穩地構建起完全聽命于自己的新中央權力中樞，并初步奠定了趙宋王朝在都城開封内外的統治。

由此，後周三相範質、王溥和魏仁輔雖仍被新朝所留用，但已被悄悄擠出中樞決策機構，而主要處置國家行政事務。不過，作為被留用的前朝宰相，自然經常會遇到尴尬之事，那些成功擁戴新天子登基的開國功臣們，并不太将範質等宰相放在眼裡。如在陳橋兵變後進入開封城時殺死韓通的禁軍将校王彥升，此時任京城巡檢，有一次趁夜間巡邏之機，闖入宰相王溥家中，說是欲求“一醉”，而其“意在求貨”。雖然宋太祖獲知此事後，立即将王彥升貶官趕出了京城，但此一事件對這些後周舊臣帶來的心理沖擊恐怕是很難輕易消磨掉的。

宋太祖趙匡胤

而且，宋太祖雖然表面上對範質等人禮遇有加，但實質上還是懷有戒心的。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先是，宰相見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則面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号令除拜，刑賞廢置，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即行之。唐及五代皆不改其制，猶有坐而論道之遺意焉。（範）質等自以前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上英武，每事辄具劄子進呈，退即批所得聖旨，而同列署字以志之。嘗言于上曰：‘如此，則盡禀呈之方，免妄誤之失矣。’上從之。由是奏禦寖多，或至旰昃，賜茶之禮尋廢，固弗暇于坐論矣。後遂為定式，蓋自質等始也。”即在唐五代時，宰相至朝堂上面見天子議論國家大政，天子必定命其坐下商談，共同議政，并從容賜茶而退下。但作為前朝舊臣的範質等三相因“稍存形迹”，便開始改變這一傳統做法，每事都進呈劄子（奏章）給天子，待天子批閱後執行，稱如此可使自己“免妄誤之失”。對于範質等人如此行事的原因，宋人稱其“憚帝英睿”，當然這隻是一句場面話而已，其真正原因還是在于他們那頗有些尴尬的身份。一心欲強化皇權的宋太祖自然樂于接受。此後由于用奏章處置政事的情況越來越多，宰相見天子“坐論”國家大事之禮遂被廢止。

對于此“坐論”禮的廢止，宋人筆記中還有另外一種說法，如《邵氏聞見後錄》有載：“自唐以來，大臣見君，則列坐殿上，然後議所進呈事，蓋坐而論道之義。藝祖（即太祖）即位之一日，宰執範質等猶坐，藝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書來看。’質等起進呈罷，欲複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為故事。”即稱當範質等人上殿奏事時，宋太祖借口臣僚奏章文字不清，讓範質等上前解釋，并乘機令人将宰相的座位挪走，而老于世故的範質等人自然明白天子的用意，默然接受，于是“坐論之禮”就此被廢止。雖然《宋史·太祖本紀》稱譽宋太祖為人“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其語不無宋人誇飾的成分，但總體而言，宋太祖不失為一坦蕩率直之君主，絕不至于如邵博所言，待人處事如此小雞肚湯。不過，這一傳言倒是頗為形象地描繪出範質等人“在人屋檐下”的尴尬境遇。所以史載宋朝甫立，範質便稱“被疾”，魏仁浦亦“以疾在告”。

建隆元年八月，趙普因從天子征讨潞州叛軍李筠之功，宋太祖特意囑咐宰相說“趙普宜在優等”，而擢為兵部侍郎，充樞密副使。明了天子心意的範質，遂上章疏奏請道：“宰相者以舉賢為本職，以掩善為不忠。所以上佐一人，開物成務。”請求天子擢任端明殿學士呂餘慶、樞密副使趙普掌國政。由此明白表達了自己與其虛居相位，不如一退了之的想法，讓天子的幕府舊僚出任宰相，使名實相符。但宋太祖還是認為時機尚不成熟，未予采納。至建隆三年六月，樞密使吳廷祚罷；十月，趙普升補其職，另一位幕府舊臣李處耘遞補樞密副使之職。乾德二年（964年）正月，因範質等三相屢次求退，而趙普等幕府舊臣已能勝任軍國重事的處置、管理，宋太祖遂同日罷免範質、王溥、魏仁浦三人宰相之職，範質任太子太傅，王溥任太子太保，魏仁浦仍官尚書左仆射，而拜樞密使趙普為宰相，任命李崇矩為樞密使；随後又以昔日幕僚王仁瞻為樞密副使。至此，留用的後周宰執官全部由宋太祖的心腹大臣替換，“居潛舊臣”全面“得政”，而“創業之君”的改朝換代之“流程”最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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