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戴德·蓋勒（Oded Galor）如果不是最有野心的在世經濟學家，也應該是最不加以掩飾的一位。這從他最近兩本書的書名就能管窺一二。2011年他出版了學術著作《統一增長理論》。今年面向大衆讀者的新書則名為《人類之旅：财富與不平等的起源》，内容上以前者為基礎，并融入了之後十年中他與合作者陸續發表的研究結果，力圖解釋兩大謎題：一是增長謎題，也就是人類如何突破新石器革命後一萬多年長期停滞于基本生存水平的困局，從工業革命開始走上繁榮之路；二是不平等謎題，即兩百年來世界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為何出現了大幅分化。

針對兩大謎題，蓋勒将此書分作兩篇，嘗試各個擊破。但我們不難看出，兩大謎題就實質來說其實界限并不分明。兩百多年來全球的經濟發展，本就是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尤其是西北歐國家擺脫貧困陷阱率先起跑，其他地區相繼開始追趕的曆程。持續的經濟增長需要适當的社會環境，在制度、文化、人口等方面具備有利條件。這些不是一日之功。有的經濟體先行集齊了這些要素，有的還在努力搭建中，或者遭遇人為障礙，苦苦掙紮。增長和不平等兩大謎題，可以看作是探尋經濟增長條件這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面。

《人類之旅》，[以] 奧戴德·蓋勒 著，餘江 譯，中信出版社，2022年8月。

另外，當今世界上的普通人乃至中下階層窮人的生活，在健康、出行、通訊、娛樂等諸多方面，過得比兩百多年前任何地方的達官顯貴都還要好得多。現代科技讓今人享受到的一些便利，前人完全無從想象。與跨時代的劇變相比，同一時間點上不同國家間的經濟差距就顯得很不起眼，因而并不那麼重要了。不過強調國家間經濟發展不均等，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皮凱蒂出版《21世紀資本論》後，太多的口水被花費在了發達國家的國内居民收入差距問題上。但一個半世紀以來，以經過人口規模調整的基尼系數來計算，全球的收入不平等一直主要由國家間而非各國國内的不平等所構成。在美國随機找一戶收入在官方貧困線以下的家庭，很可能有房有車，家裡常用的電器一應俱全，按照國際标準屬于富裕群體。如果對不平等問題正本清源，能讓輿論的注意力從他們身上分出來一點，投向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尚存的，在世界銀行劃定的極度貧困線以下生活，占全球總人口近10%的人群，無疑是一件好事。

撰文｜韓明睿

增長理論，尚能飯否？

或許是執着于概念界定上的明晰，蓋勒堅持在本書第一篇中隻探讨人類作為一個整體的脫貧之道。他将自己提出的“統一增長理論”與物理學家們追求的大統一理論相提并論，号稱覆蓋了從30萬年前智人在非洲誕生到最近兩百年現代經濟增長時期的整個人類曆史，對經濟長期停滞以及近代以來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給出了獨家解釋。

奧戴德·蓋勒（Oded Galor），美國布朗大學經濟學教授，猶太人，原籍以色列。他是統一增長理論的創始人，緻力于找尋人類社會進化整體過程的共同特點，探索經濟發展的最深層決定因素。作者的研究視野跨越經濟學、曆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生物學等多個學科，在廣泛的社會科學領域産生了深遠影響。他目前兼任歐美多所大學與科學院的學術職位以及多個期刊的主編。

工業革命前數以萬年計的時間，都可以稱為馬爾薩斯時代。這是因為，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準确地刻畫了其間人口數量和收入水平的關系和變動機制。根據這一理論，人類生活水準的常态就是勉強維持溫飽。如果有什麼偶發事件提高了人均收入，不管是由于新的資源、作物或技術一次性提高了生産能力，還是像黑死病這樣的災禍短時間内大幅減少了人口，在改善後的生活條件下，人們會有更多後代存活下來。而由于土地等資源的數量相對固定，勞動力增加會使邊際産出下降，直到人均所得恢複到原先的基本生存水平。這就是為什麼，在有史以來的絕大多數時間裡，不論人們開掘了什麼資源，傳播了什麼作物，發明了什麼技術，全世界基本上隻見人口增加，不見生活水準長久提升。

但工業革命正是靠技術提高了生産力，而且讓人類史無前例地走上了生活水準持續進步的道路。最近兩百年時間裡，全球人均收入增加了十幾倍，人均預期壽命翻了一番。為何這次人類沒有跌回馬爾薩斯陷阱？統一增長理論的解釋是，人口規模與技術進步可以相互促進。更大規模的社會可以有更細緻的分工和專業化。人口基數越大，創新者越多，知識産生得就越多，而知識與有形的資源不同，可以無數人共用。待到人口與技術的正反饋達到一定程度，創新率加速并觸及臨界點，人類社會就像達到逃逸速度的火箭掙脫引力那般，終于可以跳出貧困陷阱。

在統一增長理論描述的下一個階段，生産、管理等方面技術進步引緻的人才需求，增加了人力資本的回報。父母們發現，多生、放養孩子帶來的家庭收入，比不上以質換量，少生并對每個子女加大教育投資的模式。這就是馬爾薩斯寫出《人口論》時沒有預見到，卻已悄然啟動的人口結構轉型。意識到教育與未來收入的密切關系，也讓家庭更不願意把孩子送去做工。更何況，不會疲勞的機器最容易自動化并取代的，就是童工最集中的簡單工種，這就拉大了成人與兒童之間的工資差距，進一步削弱了家庭對外供給童工的激勵。與一些文學作品給人的印象不同，童工不是工業化的産物，而是自古以來就存在于家務和農業領域。恰恰是工業革命，很大程度上依靠家庭的自主選擇，開啟了廢除童工的進程。童工現象是在最先進的工業化國家最早消亡，并且在其中也是先在最發達的工業化地區退出。禁止童工的立法，充其量隻是加速了這一變遷。總的來說，童工的消失，可以視作是自生自發秩序的體現。

根據狄更斯原著改編的電影《霧都孤兒》。

當然，并非所有事情都是市場自發調節的功勞。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主力是熟練工匠，第二次工業革命則更需要大衆教育和科研機構培養出的初級和高級人才，讓他們能夠勝任新興産業中從管理者、文員到工程師、技術工人等一系列角色。在工商業界的遊說壓力下，西歐、北美各國政府挑起了這個擔子。公共教育體系就此形成。

女性也因為工業革命而獲益。生産的機械化取消了很多重體力工作崗位，動搖了相當一部分男性的經濟地位。同時，知識和腦力勞動愈發重要，女性在此沒有天然的劣勢。這兩方面因素合力壓縮了兩性在經濟和教育上的待遇差别。年輕女性走出家庭，或從農村來到城市，進入就業市場。婚齡被普遍推遲，生育期縮短，生育率也因此進一步下降。

這一關于技術進步爆點和人口結構轉型的宏大理論聽起來很有道理。書中将學理轉化為對普通讀者友好的文字，做得相當成功，論述過程中也确有不少真知灼見。但恰似物理學家們仍在追尋的大統一理論和更全面的萬有理論，蓋勒的理論也面臨一些不小的困難。

可遇而不可求：産業轉型的契機

首先，就整個人類社會而言，工業革命和人口轉型各自隻發生過一次。除非全世界遭遇生存性災難，整體倒退至馬爾薩斯狀态，否則這兩大事件也不會有第二次。在隻有一份樣本的情況下，我們缺少用真實數據檢驗理論的有效統計方法。

其次，經濟激勵促發人口轉型的假說，與史實有出入。工業革命始于18世紀下半葉的英國，但該國的人口轉型遲遲未能像統一增長理論預測的那樣來臨。事實上，英格蘭和威爾士地區家庭的平均子女數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期間還有所增加。到19世紀中葉，英國人口數已是百年前的四倍還多。最先開始全面轉型的其實是大革命前的法國，領先其他國家至少一個世紀。此時法蘭西仍是農業國，也還要等待大約一個世紀才會迎來工業化。為何由法國開風氣之先，是經濟史和人口學界久拖未解的一個謎。蓋勒指導的一位博士生在前兩年一篇結合官方普查數據和一個新數據庫的統計研究發現，世俗化是導緻法國人口轉型的主要原因。今年另外兩位作者正式發表的一篇論文表明，歐洲各地區在語言和文化上越接近法國，越早采取新的生育模式。也就是說，人口轉型最早出現和傳播，主要都是文化使然，與經濟關系不大。後來在全球範圍内，根據已于2017年更新到第六版的《世界人口簡史》一書的歸納，受教育程度、工業化、城市化這些社會、經濟指标往往也很難解釋各國生育率下降的現象，而語言、族群身份和宗教、政治歸屬這些文化因素的影響通常更為明顯。

法國中世紀的農民。

《人類之旅》探析各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成因的第二篇，和同類型的經濟史著作一樣，分幾章先後讨論了制度、文化、地理等的作用。蓋勒不認為其中所有因素都能稱得上是經濟表現差異的“根本”原因。他在每一章收尾時都會說，我們還需要往曆史的更深層去探尋更基本的動力。不過這些章節大體上還是較為認真、全面地綜述了當下經濟史學界對各個因素的作用和機制的認識。關于制度的一章，總體上采納了達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羅賓遜（James Robinson）兩位學者十年前的經典著作《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中提出的“攫取性”和“包容性”制度的分析框架，講述了英國确立代議制有限政府，更好地保護财産權利和技術創新，為企業家、發明家和工匠們孕育工業革命提供合适土壤的曆史進程，以及包容性制度如何在全世界更廣泛的範圍内促進經濟增長。論及文化的一章，強調了讓人們擺脫崇古心态，更有懷疑精神和實證取向的啟蒙運動如何培育出經濟史學家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所稱的“增長的文化”（莫基爾寫有同名著作），讓科學、技術和制度的進步可以越過守舊派的阻礙。地理一章，探究了其對農業生産力，以及文化、制度的影響。

德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1967- )，MIT的“伊麗莎白和詹姆士·克利安經濟學教授”、麻省理工學院的基利安經濟學教授，2005年獲約翰貝茨克拉克獎。

在這部分以他人研究成果為主的内容裡，蓋勒有一點評論值得商榷。他認為，阿西莫格魯等學者主張制度是經濟增長分化的主要成因的多項研究，缺乏代表性。理由是，這些研究所涉及的制度差異是随機形成，而曆史上真正随機産生的制度變革很罕見。大多數情況下，制度都是受文化、地理、社會條件影響，緩慢、内生地變化。這好像不是對相關研究完全公允的解讀。阿西莫格魯等人是采用計量經濟學常用的工具變量方法，引入其他外生變量來排除混雜因素的影響，以取得清晰的因果關系及效力的識别結果。“随機”的隻是統計學方法論層面的技術問題，不是對曆史事實的實質性判斷。曆史現場沒有随機因素存在，不意味着當時的制度就必然隻能機械地延續或自動改變，當事人們絲毫沒有選擇或争取的空間。經濟學家們關于制度的研究中使用的工具變量，最常見的就是地理或與地理有關的指标。蓋勒在行文中暗示，如果采用了如此或類似的研究路徑，那麼制度本身就算不上是真正的原因，地理才是。做出這些研究的學者們恐怕不會認同這樣的闡釋。不管制度形成是由于曆史節點上領導人的決斷，受環境因素驅動，抑或是純屬偶然，它都對經濟發展有關鍵作用，這是不可否認的。

創新的基因

蓋勒把對人類多樣性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的分析，留到了全書小結前的最後一章。本章可以說是他最近十年研究工作的結晶，就如前文所承諾的那樣上溯至30萬年前，終于觸達了“根本”。本章很大程度上基于他與長期合作者卡姆魯爾·阿什拉夫（Quamrul Ashraf）2013年的一篇論文，就連章節标題也截取自論文标題。蓋勒認為，社會多樣性對經濟有正反兩方向效應。多元化社會中來自不同背景的個體之間的交流，能激發創造力，促成新的思想觀念，有助于技術進步、文化繁榮和經濟發展。同時，人們本能地更信任自己所在群體的其他成員，對其他人群更有疑心、戒心，因此多樣化也容易損害互信，引發沖突，種族主義就是鮮明的例子。太高或太低的多樣性都會讓負面作用壓倒正面影響，阻礙經濟前進。隻有适中的多樣性才能既鼓勵創新，又保持社會凝聚力，最有利于發展。

在使用數據檢驗該理論前，蓋勒他們做了幾個研究設定。一是關注基因而非其他方面的多樣性。二是出于數據可得性考慮，以全球各地區與人類發源地東非之間的遷徙距離作為基因多樣性的代理指标。這是因為他們假設，走出非洲前的人類，基因最為多樣化，後來不同的小群體紛紛走出非洲向外遷徙，走得越遠就越分散，群體基因越單調。最後，考察遷徙距離與人均GDP、夜間燈光亮度、城市化率、人口密度之類常用經濟指标的關系，從圖像上看均呈現駝峰狀，按照假定就應理解為，随着多樣性從高到低，經濟發展水平先上升後下降，适中的多樣性表現最優。

紀錄片《人類起源》劇照。

2013年這篇論文被頂級學刊《美國經濟評論》收錄，正式發表前就已受到經濟學界以外的關注。《自然》雜志在科學新聞版塊作了簡短報道，引起巨大争議。學科背景包括人類學、考古學、計算和進化生物學在内，一多半來自哈佛大學的十幾位學者專門發表文章，指出蓋勒與阿什拉夫從科學概念、理論假設、數據選擇到模型構建，都充滿了或高級或低級的錯誤。經常點評社會科學領域統計學謬誤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安德魯·格爾曼（Andrew Gelman）同樣不止一次批評該文。複旦大學唐世平教授對論文原始數據更細緻地處理後，也發現原文結果在統計上不再顯著。另外，經濟史學家摩根·凱利（Morgan Kelly）2019年研究發現，多篇關于特定曆史因素“持久影響”（persistence）或“深層起源”（deep origins）的經濟史重要論文，都忽略了一個空間計量經濟學方面的關鍵技術問題。考慮到這一點并加以修正後，大部分論文的相關統計分析就喪失了顯著性。蓋勒與阿什拉夫的論文不幸也在其中。這就讓人有些難以理解，蓋勒在新書中為何還要将此文内容改編為壓軸一章，并堅持将群體多樣性與地理特征并列稱為世界經濟發展不均格局的“最深層的主要因素”了。

作為讀者，也許我們參考書名，把閱讀本書作為一段旅程，吸收沿途所領略到的識見就好。至于最後的“根本”結論，不必太過在意。

撰文/韓明睿

編輯/朱天元 羅東

校對/薛京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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