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源自視覺中國。

摘要：

在這個被稱為「最難畢業季」的夏天，求職者中還有一部分連年考研失利的人。我們接觸到一些二本畢業生，大學在迷茫中度過，沒做規劃，趕着考試，也随大流考研。24歲的東北女孩楊靜怡是其中一個，3次考研落榜，幾年來早出晚歸為各種考試奔走，因為學習胖了20多斤。

她認為自己是人群裡的大多數。勤奮、聽話，按照父母的建議選專業，就業選擇也趨于保守。但找工作時她才發現，自己尴尬地夾在學霸與專科生之間，沒有工作經驗，應聘前台也被拒。

經年累月地考試，很多像楊靜怡一樣的學生鮮少認真思考過自己的特長和愛好，也不太關注外部世界發生的變化。考研分數線上漲，就業競争壓力越來越大，他們在多次考試後發現，自己最終被剩下了。

文 | 羅曉蘭 招韻玲 編輯 | 陶若谷

坐在對面的HR沒有擡頭看楊靜怡，手裡不停翻弄着簡曆。其實也沒什麼可翻的，薄薄的一頁紙，畢業院校不知名，沒有證書，工作經驗那欄隻有實習經曆。為了顯得重視，楊靜怡還是花了3塊錢彩印出來。

兩年無業，被問起原因，楊靜怡說都在考研。對方一聽臉色變了，皺起眉頭。她趕緊補充道，考研也是提升學習能力的一種方式。HR不接話，轉而問起她的家鄉，黑龍江的省會是不是沈陽？

楊靜怡聽了來氣，心疼被浪費的彩印簡曆。不到5分鐘，HR就讓她走了。面試公司在廣州城郊的工業區，樓下貨車往來，崗位叫外勤會計，其實是“跑腿的”，給公司注冊商标，到稅務局報稅，接觸不到賬，月薪3000元。

脫産考研三戰失敗，求職受挫，24歲的楊靜怡讨厭自己的本命年。在這個艱難的畢業季，她甚至不具備與千萬應屆畢業生競争的資格。

一天前，她面試了另一個崗位。寫的是财務助理，到了發現是“信息錄入員”，工作内容是登記訂貨單、退貨單。單休，無薪試用期4天，月工資也是3000。旁邊有負責直播的人在開榴蓮，HR問她，你能接受這個氣味嗎？

面試完，楊靜怡走向地鐵站，回親戚家。6月的廣州，打着遮陽傘也直冒汗，每天都得洗澡。老城區的樓房擁擠，不像在黑龍江老家待着舒服，飲食也過于清淡，楊靜怡又開始想家。

這一個月裡，她投了大約150份簡曆，面試了近10次，隻收到過2個offer，除了直播賣榴蓮的那家，還有個崗位——大小周，月薪2k，6個月才有機會轉正，轉正一年後才上社保。她拒絕了，對方有些不屑，“兩千很好了，你現在沒經驗也沒人要”。

此前，她從沒想過找工作會存在困難。廣州機會多，還有親戚，她覺得一定要找财務類的職位，工資也要盡量高，必須是雙休，有五險一金。真正開始投簡曆時她才發現，原來自己有很多限制——2020年，她從哈爾濱一所二本院校的财務類專業畢業，此後一直在家考研，工作經驗為零。寫在簡曆裡的實習，其實“就是打雜”，根本沒接觸賬。

來廣州不到半個月，簡曆不斷被拒，楊靜怡降低了期待——可以不是專業對口的，單休也能接受，隻要工資有四千。但她更加受挫：投采購崗，簡曆石沉大海；面試人力資源，對方覺得她性格太内向，不适合；去應聘前台，也被告知需要經驗，“可能我長得醜吧”。

考研和求職的雙重失敗，讓楊靜怡的自卑蔓延到外貌上。這個北方姑娘其實長相标緻，圓臉，大眼睛，妝容精緻，有着近1.7米的身高。

三次考研下來，她确實長胖了20多斤，頭發也“掉了一半”，還坐得腰椎間盤突出，但這些沒有換回研究生錄取通知書。

備考半年多，楊靜怡用掉的筆。講述者供圖。

她總結為自己的運氣差。高考時比填報的一本大學錄取線低2分，考研時離分數線差1分，最後一次考英語四級因為疫情延期到畢業後，她從大慶坐車趕到哈爾濱，緊張得在考場上哭了出來，最後還是差了10分。

和她有相似經曆的二本女孩不在少數，自兩年多前開始考研，剛好踩在疫情的時間線上。“普通”“平凡”，女生們這樣形容自己和學校，希望通過考試證明自己，獲得“成功”的通行證。

一個學設計的女孩三戰考研落榜，在西安求職失敗，加上私企遇到疫情沖擊，她逐漸接受了父母長久以來灌輸的觀念：女孩子，穩定最好。她想應聘蘭州一個偏遠行政區的人才引進崗位，隻要20人，卻有大約500人報名。轉到天水某縣，隻招一人的崗位報了50多人，大多是和她一樣的外地女生。人才引進原本隻需面試，但因為疫情和報名人數過多，小縣城新增了線上筆試環節，她又被篩掉。

這些多次考研的人也無法作為應屆生求職。四川宜賓一個“三戰”失敗的畢業生，被親戚介紹去一家私立學校面試，學校以“非應屆畢業生”為由拒絕了她。給教培機構投簡曆被拒，理由則是工作經驗不足。

卡在校招和社招之間的第三年，楊靜怡連月薪3000元的會計工作都找不到。二本的學曆有時又過高了。剛來廣州時，親戚想推薦一個高速公路收費員的工作，是國企，三班倒。她一口回絕。後來找工作不順，她再想去，發現要大專生，本科的不要。

“每天都覺得自己是個沒用的、失敗的人。”她開始害怕面試，接到電話也不敢去，甚至找天氣的借口。

每天早上一睜眼，她就感覺難過，“賊想家”。但剛出來就回去“太丢人”，父母也阻止了她，說受了挫折才能融入社會。

沒有面試時，楊靜怡一早出門，坐四五十分鐘的地鐵到廣州圖書館學習。周末人多，她會提前半個小時，8:30就到門口排隊，門一開就沖進去搶座，晚上天黑了再回去。借宿在親戚家，跟老人同住一個卧室，也不方便。

到廣州第三天，她就去了圖書館，準備初級會計職稱考試，即使考試時間沒定。幾年來，為了應付考試，她習慣了将大部分時間花在複習上，趴在圖書館的桌子上午休，感覺比躺在家裡的床上更舒服。

廣州圖書館。講述者供圖

學習之餘，她一有空就在求職APP上刷招聘信息，和1000多個HR在線上聊過，但發出面試邀約的寥寥無幾。有的招聘上沒寫明要求，她毛遂自薦，對方很快回絕：“不好意思，你沒有經驗，沒有證，不符合。”大部分主動跟她打招呼的，都是客服或銷售崗位。

她發現，考研和求職的要求完全不一樣。研究生複試，導師喜歡學習好、社團活動少的學生。而用人單位更偏愛當過學生幹部的，要有領導能力，善于表達。楊靜怡都不符合。

在電話那頭，她的聲音很低，情緒起伏也不大。在異鄉，她沒有一個朋友，總是一個人吃飯，上自習。無處排解焦慮時，她将情緒發洩到網上，有人說她“三戰”是自我感動，還有人說她成績差還偏執，根本不适合應試教育。她發長文回複，禮貌地說謝謝，也和網友一起批評自己。

“二本、四級沒過、沒有獎學金、沒有科研，大學生活就是這樣混過來。”她總結道。

沒有職業理想，沒有特殊的愛好，高中時理科成績不好，但大多數人都學理，她也學了。高考後，家裡人都說，學會計、财務對女生好，她就報了。家境小康，父母都是油田職工，從小她被灌輸的觀念是盡力、玩開心就好。

大學第一志願是所一本，因為兩分之差，她滑到第二志願這所“末流二本”。她成績中等，不喜歡學會計，即使學得很痛苦，她也沒想過轉專業，更不會逃課、挂科。性格内向，社交圈不出宿舍，沒參加什麼社團，閑下來就和室友逛逛街，“那時候想着就是畢業了，找份工作就行，沒想到後面有那麼多考驗”。

她也頻繁地考試，但英語四級和初級會計職稱考試都沒過。她起初不以為意，複“摸魚”，還幾次忘記報名。臨近畢業，她開始感到焦慮，出現了考試“應激反應”：一考試就手抖，不斷給自己消極的心理暗示，甚至在考場上哭出來。

考研也是随大流，楊靜怡那時沒有強烈的欲望，“大家都考研，哦，那我也考”。大四那年，全班30多人過半都考研，但沒一個人上岸，“都不是很懂，就是随便學一學”。想着有了基礎，楊靜怡選擇繼續考，沒想到“越來越卷”。

在多次考研的二本女生中，楊靜怡和大多數人一樣，乖、勤奮，但也自卑、迷茫、缺乏主見。考試前，她們會連着轉發孔子、文曲星、文殊菩薩甚至《甄嬛傳》劇照，名曰“考前拜一拜”。失敗後熱衷于考公、考編，或當老師。

資料圖，源自視覺中國。

河北某二本院校的一位輔導員介紹稱，學生們熱衷考各種證，醫學生也紛紛考教師資格證，這幾年的考研率都在50%左右，逐年增加。除了工作不好找，學生考研主要是因為“别人都考我也考，考不上再說”。家庭條件差的想通過考研改變命運，家境好的覺得讀了研能留在大城市。第一次失敗，好些人選擇“二戰”，但後面是否考上，就業如何，學校不再跟進。

在同濟大學教育現代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員李俊看來，二本學生在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上處于比較尴尬的位置，這源于一種結構性的困境。許多生産服務崗對應的是職校學生，而管理研發崗更有競争力的是985、211的學生。

據李俊觀察，許多學生對自己、對生活的選擇缺少足夠的審視和反思，在各種外在壓力的影響下，更多着眼于考試等學業競争，較少出于興趣或是好奇心進行選擇。許多學生在考研前未必有一個明确目标，提升學曆更像是一個基本需求，研究生學曆逐漸成為一個标配。

“淹沒在人群裡的普通人。”一個四川綿陽的二本女生這樣總結自己，在大學裡處于“邊緣”位置，因為性格和成績不自信，不敢靠近中心。她看到，考上研的同學在朋友圈裡的形象煥然一新，常參加校園活動。她覺得隻有考上研，才能去更大的城市。

來廣州後，楊靜怡難得面試了一個心儀的職位，公司正規，試用期交保險，财務主管态度溫和。但一些專業問題她答不上來，一緊張更語無倫次。對方問，你本科沒學過這些嗎？她如實回答，“我考了兩年研，這些都已經忘了。”對方笑了，讓她回去等回複，再無音信。

即便因為考研錯過很多，楊靜怡并不後悔。她喜歡自己複習時認真的狀态，覺得知識儲備也上來了，英文單詞量提升了好幾個檔次。“三戰”失敗後，她埋怨學校突然改題型讓她丢分，埋怨劃如此高的分數線。最後，她覺得不能怪任何人，是自己太“廢物”，接受了自己就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學渣”。

她同時有些解脫的感覺，想趕緊出去找工作，見見世面。上網時，她關注的内容不再是美食、新發色和考研複試，而是通勤裝、Excel公式、面試技巧、租房避坑等。

為了找工作，她很快報考了老家的初會考試，但因為疫情，考試延期了。

夜幕降臨，楊靜怡收拾書包從圖書館出來，走到珠江邊。上了海心橋，她靜靜站上一會兒，珠江新城和廣州塔被點亮，遊輪駛過開闊的江面，這是她一天裡心情最舒暢的時刻。

進入6月中旬，求職依舊無望，這樣的念頭會不經意冒出來：如果當初我在那架失事飛機上就好了。“我不敢做傻事，會對不起父母，但總會有這樣的念頭，真的很想解脫。”即使站在珠江邊，她也想，夜景真美，要是能找到工作就好了。

家人開始催婚了，讓她趕緊找工作，最好考編，買房結婚，說這個年紀很多人已經生了二胎。她被影響，覺得24歲的确很大了。她又想，還考研嗎？不考不甘心，但即使明年考上，畢業後也28歲了，仍舊沒有工作經驗，而且企業管理這麼寬泛的專業，出來又能幹什麼呢？

遭遇考研和求職的雙重失敗後，她更加自卑，覺得配不上男朋友。男友是研友，“二戰”考上了一本。男友安慰她，考上研其實也不好，她覺得對方不懂自己，“隻有考上研才有資格說這種話”。向男友吐槽求職的困難，對方沒找過工作，能說的隻有“不要難過”。

“要是當初考研上岸就好了”，她常常想，有研究生學曆和應屆生身份，也不用考會計職稱了。

夜幕下的珠江。講述者供圖。

因為不喜歡學會計，她考研時選擇了企業管理專業。深感母校是所“末流二本”，她想考上一本依靠學曆逆襲，三年來報的都是上海、廣州的院校。今年是最有希望的一年，分數最高——342分，比去年的專業國家線A區高1分，“至少可以調劑到B區（分數線低10分），如果不能上一本，去好一些的二本也行。”

今年3月，看到分數線的那個下午，她“噌”地從床上坐起來，“整個人傻了”。353分，比去年漲了12分。她的總分比B區線還低了一分，連調劑的資格都沒有。

據教育部數據，2022年的考研人數達到了457萬，比去年增長超過20%。一些人原本不會參加今年的考試。西安一個女生去年“二戰”失敗後，求職兩個月未果，“隻要有地方要我，我就去”，最後應聘上博物館的講解員。很快疫情來了，博物館關門，她還沒轉正就辭了職，繼續準備三戰。

一個在綿陽的二本女生，前兩年目标是中山大學，今年換成了遼甯大學，“感覺這個能夠得着”。她考了349分，專業招生30人，她排名17。原以為勝券在握，沒想到本專業的國家線比去年漲了14分，她以2分之差再次失敗。

回憶起出分數線那天，楊靜怡說自己從下午一直哭到淩晨2點，用掉了兩包抽紙，腦袋、眼睛和嘴都在疼，哭得喘不過氣來。

她沒有認真思考過教育這樣宏大的東西，隻是一再懊惱自己心态太差。第二次備考時，她常跟當時的男友念叨，“完了，我考不上了”。兩人是在自習室認識的，前男友一次就考上了北京的211。從那之後，她不想聽男友講任何關于研究生的事，對方課題組有幾個人也不清楚，兩人漸漸不講話了，最後分了手。

上了“二戰”考場，她心态崩了，不斷自我暗示：這次會失敗。考數學時緊張得哭出來，連題目都讀錯。第三次考，看到一道多年都沒出過的題型，她又心慌，“這是我最後一次機會了”，結果連公式都寫錯。

備考期間不想讓别人知道自己的“失敗”，楊靜怡斷絕社交，每天泡在專業課本和題海裡，但還是沒有如願上岸。和她同在一個考研自習室的男生28歲了，今年是第7次考研。來自知識分子家庭，姥爺是清華的，他一直想考一本的研究生。男生本科學的是數學，但一到正式考試就崩，今年數學隻考了40分。

在這個自習室裡，他們将成績作為證明自己的唯一途徑。楊靜怡的迷茫從大學延續至今，她不知道畢業後從事什麼工作，但她肯定，考上研究生後一切都會不一樣，她會考一些證，會有更多的實習經曆。

如今她打算随便找個工作，在職備考“四戰”。預期再次降低，月薪3000元就行，除去1000元房租，剛好夠生活。但這樣的工作也找不到。她又托親戚打聽高速收費員的工作，中間人收了點人情費，告訴她，入職前要交一萬多元的培訓費，她被吓跑。

這幾天面試，她開始杜撰一些經曆，說自己隻是“二戰”脫産，去年一邊考研一邊幫親戚家做生意。為了不露餡，她專門咨詢了開公司的叔叔，說自己做的都是記賬、采購等基礎工作。雖然仍舊沒有收到offer，但她覺得，至少面試時沒那麼難受了。

下個月就是24歲生日，她不打算慶祝，這個本命年讓她感覺自己一事無成。她想再撐幾個月，畢竟适應了異鄉的氣候和飲食，也漸漸習慣了被拒絕。為了緩解焦慮，沒有面試時她會亂投簡曆，随便找些公司去面試，就當攢經驗。

6月11日，是她最開心的一天。她去聽了場live house，歌手是她最喜歡的搖滾樂隊。全程她站在人群裡蹦跳、歡呼，甚至主動和旁邊的陌生人搭讪。她發了朋友圈，把幾句觸動她的歌詞截了下來——

再見吧，

那些不切實際的夢，

可那并不是你想要的人生。

（楊靜怡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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