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書者說】

作者：李梅田（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六朝文明》書寫的時間範圍起自魏文帝曹丕代漢建魏的黃初元年，止于隋文帝楊堅入建康、滅陳朝的開皇九年。這是中國曆史上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包括三國、西晉、東晉、十六國和南北朝，但在西方學術語境中常被稱作“六朝”，這與中文語境中的“六朝”單指以建康（今南京）為中心的六個南方朝代不同。因此，本書實際上是對魏晉南北朝三百多年文明史的全紀錄。

魏晉南北朝是漢、唐兩個大一統王朝之間的分裂時期，不但有南方和北方的分裂，也有北方範圍内因“諸胡”政權的更叠分合而造成的分裂；不但有政治格局上的分裂，也有文化上的地域分化。由于政權上的分裂、軍事上的對峙，經濟基礎及社會秩序均遭到嚴重破壞，陷入了長達三百多年的混亂，正因如此，有些西方曆史學家給這個時期貼上了“黑暗”的标簽，稱之為中國曆史上的“黑暗時期”。然而，與歐洲曆史上的黑暗中世紀相比，魏晉南北朝卻有着并不“黑暗”、反而特别璀璨的一面，在技術、藝術、思想、文化上都取得了巨大的創新和發展，正是這些方面的成就孕育了隋唐一統後的大唐氣象。那麼，魏晉南北朝的文化藝術有何具體表現？其發展的軌迹和動因如何？丁愛博教授的《六朝文明》試圖對這些問題予以回答。

青釉仰覆蓮花尊河北博物院藏張惠攝

一部以考古材料主導的文明史

《六朝文明》是一部主要以考古材料撰寫的魏晉南北朝文明史，正文部分共分十三章：“六朝”“城市與邊鎮”“建築”“墓葬建築”“皇室墓葬”“墓内陳設”“物質文化與藝術”“家具”“服飾”“铠甲和武器”“音樂和樂器”“日常生活”“佛教與道教”，内容廣泛，涉及了魏晉南北朝文明的各個方面。這種寫作體例與一般的文化史寫作方式不同，是以考古優先的原則來安排的，是一種考古學的叙事方式，即根據考古材料的完整性和重要性，按照從城址到墓葬，再到日常生活、藝術、思想等的順序來叙事。這種叙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作者對考古材料的掌握程度和理解深度。

作者丁愛博常常自嘲為“椅子上的考古學家”，意指脫離了田野考古的考古學家，但實際上他對中國考古材料的掌握和理解令人驚訝。丁愛博持續數十年追蹤中國的考古發現，利用一切機會親赴中國進行考古調查，基本保持了與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同步，建立了一個龐大的中國考古資料庫。他也因此非常感恩中國考古學家，正是中國考古學家的工作使得他可以用考古材料來撰寫一部六朝文明史。以考古材料主導的文明史寫作并不是一件易事，因為考古的證據是零散和片面的，要将它們像拼圖一樣構成一幅曆史的圖卷而不是資料的堆砌，還需要對相關的曆史文獻和曆史學研究成果有着深刻的理解。丁愛博年輕時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跟随陳世骧、趙元任等學術大師學習中國語言文化，打下了良好的古漢語和曆史文獻基礎，此後數十年鑽研有關魏晉南北朝史的每一部重要史籍，其中文史料功底在西方漢學家中是非常突出的。正是由于對中文史料的熟谙，他在寫作中能夠自由地穿梭于曆史文獻和考古材料之中，将兩類材料視為同等重要的論據，彼此配合、相互印證，描繪出一幅證據充分、又頗為生動的魏晉南北朝文明史圖卷。與他的其他著述相似，這部《六朝文明》基本上是就材料說話，沒有空洞的理論說教，這點頗具中國史學和考古學的寫作風格。

魏晉南北朝的文明形态與統一時期的漢代和唐代都不同，具有從漢文明向唐文明的過渡特征，總體上是漢代傳統的延續，但不斷有新的文化因素注入，如北方遊牧民族文化、中西亞異域文明、佛教文明等，經過三百多年多種文化因素的融合，最終成就了燦爛的隋唐文明新氣象。丁愛博在叙述伊始寫下了這樣的導語，“當亞當和夏娃逃離伊甸園的時候，亞當安慰哭泣中的伴侶。‘别哭，親愛的，一切都是暫時的’”，這正是對魏晉南北朝文明的過渡性特征的恰當概括。

為揭示魏晉南北朝文明的過渡性特征，《六朝文明》以“發展”與“變遷”為線索将零散的考古材料貫穿起來，分四個闆塊進行闡述。一是城市形态的演變。對南北方各中心城市的建設曆程和主要遺存作了介紹，雖然沒能吸收近些年城市考古的最新成果，但還是勾勒出了一條清晰的漢唐之間城市形态的演變脈絡，準确把握了中國古代城市的政治和禮儀特質，而且結合曆史文獻與考古遺迹描繪了曾經生動的城市生活。二是喪葬禮俗的變遷。分階段和地域叙述了墓葬建築、墓地設施和墓内陳設，從喪葬禮儀行為的視角讨論了魏晉南北朝的喪葬文化源流。三是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用出土器物和圖像資料叙述了日常生活中的家具、服飾、食物、交通方式、娛樂等，結合曆史文獻對南北方的文化差異作了精彩的讨論。四是佛教與道教。認為外來佛教對魏晉南北朝社會與思想的影響遠大于本土的道教，因此這部分主要是對佛教藝術的讨論，通過佛教造像、寺院和石窟寺遺存考察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情況，對佛教初傳中國的路線、佛教藝術的中國化等重要議題都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值得一提的是，丁愛博對以上問題的讨論，并不是站在“他者”的視角，而是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所作的觀察，如對佛教、祆教等外來藝術的讨論，并沒有強調對中國文化的改變，而是強調這些外來文化因素的中國化，這點是符合客觀情況的，也足見他對中國文明的理解是比較深刻的。

山西太原婁睿墓墓道壁畫（局部）。山西省博物館藏

漆棺蓋“列女傳圖”正面部分。山西省博物館藏

著與譯之間的學術交往

丁愛博很早就立下了向他的老師薛愛華（EdwardSchafer）看齊的目标，希望能寫成一部類似于《唐代的外來文明》（吳玉貴譯，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六朝文明專著。現在看來，這部積三十年之力而寫成的《六朝文明》達到了他的預期，完全可以與薛愛華的著作媲美，二者稱得上西方漢學家關于中國中古文明研究的“雙璧”。丁愛博早年求學于華盛頓大學、台灣師範大學、芝加哥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後又任教于夏威夷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斯坦福大學，教學和研究方向一直聚焦于魏晉南北朝時期。除了《六朝文明》外，他還撰有《早期中古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等重要著作。丁愛博在魏晉南北朝研究領域持續耕耘六十餘載，年逾九十仍筆耕不辍，2019年又主編出版了《劍橋中國史·六朝卷》。他稱得上是最懂魏晉南北朝史的外國人之一。

我深知《六朝文明》對丁愛博本人以及對學術界的意義，因此作為譯者，我絲毫不敢馬虎。翻譯的工作量和難度都很大，除了要“啃”完600多頁的原著外，還要對400多篇考古報告、近50種古代文獻的篇名和卷目一一核查，要将曆史文獻引文還原為通行版本的中文，因此前後竟耗時四年之久。好在我不是一個人在工作，而是一直在與丁愛博合作，每譯完一章就發給他審讀，返回後再做修改，還有多次面對面讨論，這種工作模式持續數年，因此，現在呈現給讀者的這個譯本，是我與丁愛博緊密合作的成果。在與丁愛博長達十餘年的交往中，我也常常受到他個性的感染，他不僅是一位嚴謹和勤奮的學者，也是一位溫厚謙遜的長者，深具“溫良謙恭讓”的中國傳統美德，不知是因為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而受到了熏陶呢，還是因為本來有此美德而投身中國傳統文化研究？

《六朝文明》是對魏晉南北朝三百多年文明史的記錄，但由于是以考古材料為主導的寫作，主要内容偏重于物質文化，淡化了關于思想與信仰、藝術與人文的讨論，而這些可能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更加耀眼的文明成就。與漢代相比，魏晉南北朝是一個人文覺醒的時代，對個體的生命與死亡、個性與情感給與了更多的關注和思考，這一點不僅體現在士人的生活方式中，也體現在文學藝術作品中，當然也體現在今天所見的物質文化遺存中，這一點是我們閱讀本書時應當認真思考的問題。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03日08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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