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中葉，我國小說史上幾乎同時誕生了兩部巨著：曹雪芹的《紅樓夢》、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此時，正值康乾盛世。作為“世家之寶鑒”的兩部書同出于落寞的世家子弟之手，意味着它們必然存在多方面的精神聯系。

如果說大觀園是曹雪芹寄托理想的桃花源，《儒林外史》就是對大觀園之外清代社會的寫真。它以一種不遜于《紅樓夢》的感人、深刻的力量，以及無疑同樣深厚的刻畫人物、書寫現實的功夫，恰好填補了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有意或無意略過的、卻根本不容忽視的那些空白。

時至今日，《儒林外史》依然被認為是一部天才的偉大作品，雖然在更多人心中，它和《紅樓夢》的地位早已不可同日而語。就像魯迅先生所說：“偉大也要有人懂。”

這回，我們就把《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并置，看看它給我們呈現了哪些關于那個時代的、真實而具體的現實生活。井玉貴老師的講述主要涉及幾個方面：貴族世家的危機、士大夫階層的堕落、平民的道德與力量。

關于貴族生活

1. 那些賈家以外的世家

《紅樓夢》中的賈家是“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标準的世家形象。

《儒林外史》中的世家，最典型的是“一門三鼎甲，四代六尚書”的天長杜家，這是以“五十年中，家門鼎盛”的吳家為藍本的。作者吳敬梓就是書中杜少卿的原型。

五河縣虞家也是世家，書中交代虞華軒“曾祖是尚書，祖是翰林，父是太守，真正是個大家”，可能也是作者以吳家為藍本創作的。

湖州婁家，婁公子已逝的祖父是太保，父親是中堂，婁大公子現任通政司大堂。兩位婁家公子身上展現出十分鮮明的世家風範。

南京國公府的徐九公子、徐三公子，是明朝開國元勳徐達的後人。從國公府的陳設及兩位公子的言行看，他們也是典型的世家大族。

2. 三世仕宦，才曉得穿衣吃飯。

俗語說：“三世仕宦，才曉得穿衣吃飯。”《儒林外史》所寫的貴族生活雖不及《紅樓夢》精細，但也有許多非世家子弟不能知道的細節。

例如寫婁府焚香，婁三公子說：“香必要如此燒，方不覺得有煙氣。”其中“必要”二字，充分展現出貴族生活的精緻與自得。

再如寫杜少卿招待韋四太爺，“肴馔都是自己家裡整治的，極其精潔”，“内中有陳過三年的火腿，半斤一個的竹蟹，都剝出來脍了蟹羹”，席上還喝了埋在地下九年零七個月的陳酒。

3. 世家尊貴好禮，絕非勢利之門。

談到世家風範，物質上的富貴隻是一方面，“詩禮傳家”或“富而好禮”的精神傳統才是其核心。

《紅樓夢》中寫賈政“禮賢下士，濟弱扶危”，林如海也說他“為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仕宦之流”。書中多次提及賈宅是慈善寬厚之家，“從沒幹過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賈政也說“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以待下人”。

詩禮傳家，是彰顯家族威望和文化品級不可或缺的傳統。在家族教育、日常禮儀及婚姻締結等方面，都要奉行這一原則。

賈赦将迎春許給孫紹祖，賈母、賈政都不贊同，就因為孫家勢利，“并非詩禮名族之裔”。賈赦強買石呆子的古扇，賈琏不忿：“為這點子小事，弄得人坑家敗業，也不算什麼能為！”在賈赦身上，貴族世家寬仁好禮的精神傳統已經徹底喪失，而賈琏更像是這一傳統的維護者。

《儒林外史》中也有類似的例子。婁三公子拆穿冒姓打船家的劉守備，說如此行兇打人，“豈不要壞了我家的聲名”，又說“我家從沒有人敢做這樣事”。婁公子的心理，跟反對父親霸道行為的賈琏毫無二緻。

4. 真正的貴族，懂得節制欲望。

真正的貴族必然懂得節制欲望的重要性。《儒林外史》中杜少卿認為娶妾最傷天理，因為“天下不過是這些人，一個人占了幾個婦女，天下必有幾個無妻之客”，所以他主張“人生須四十無子，方許娶一妾”，并半開玩笑地稱此法為“培補元氣之一端”。

《紅樓夢》中賈赦不顧廉恥，任由欲望泛濫。鳳姐轉述賈母批評賈赦的話，說他“如今上了年紀，作什麼左一個小老婆右一個小老婆放在屋裡，沒的耽誤了人家。放着身子不保養，官兒也不好生作去，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賈赦的行為不僅耗損了自身元氣，整個賈府的敗落他也難辭其咎。

世家子弟的前途

1. 貴族傳家，需要不斷有人進入仕途。

貴族世家得以延續的必要條件，是家族中不斷有人進入仕途。《儒林外史》寫杜家“兄弟雖有六七十個，隻有這兩個人（杜慎卿、杜少卿）招接四方賓客；其餘的都閉了門在家，守着田園做舉業”。隻要有子弟“守着田園做舉業”，世家的傳承便有了基本保障。

後來李大人薦舉杜少卿做官，少卿不肯，李大人道：“世家子弟，怎說得不肯做官？”此處齊省堂增訂本批雲：“辭嚴而義正，極是難得。”可見在當時社會，這是共識。

張英《聰訓齋語》中雲：“每見仕宦顯赫之家，其老者或退或故，則其家索然者，其後無讀書之人也；其家郁然者，其後有讀書之人也。”《紅樓夢》中寫到柳湘蓮“原是世家子弟，讀書不成，父母早喪”，他這一支便因讀書不成而趨于衰落。

2. 舉人進士，都是貴族家庭極平常的産物。

世家中不斷有人進入仕途，随着世代的延續，有功名者幾乎成了世家的固有産出物，變得極為稀松平常，不會被人重視了。

《儒林外史》寫杜少卿蔑稱王知縣為“灰堆裡的進士”；虞華軒對表兄餘大先生說：“舉人、進士，我和表兄兩家車載鬥量，也不是甚麼出奇東西。”這樣的話，隻能出自世家子弟之口。像範進中舉即瘋那種情況，在貴族家庭是很難發生的。

3. 賈寶玉到底需不需要做官？

賈寶玉不肯做官，後果到底有多嚴重？

較之一般的科舉世家，賈家似乎有些特殊。賈赦就曾說：“想來咱們這樣人家，原不比那起寒酸，定要‘雪窗熒火’，一日蟾宮折桂，方得揚眉吐氣。咱們的子弟都原該讀些書，不過比别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時就跑不了一個官的。何必多費了工夫，反弄出書呆子來。”

賈赦的意思是，賈家作為世代蔭襲之家，不必跟平民子弟一樣緻力于科舉。果真如此麼？

事實上，賈赦這番話是極不負責任的。對于賈府來說，依靠蔭襲得官早就難以為繼了。賈家要維系家聲于不墜，必須教育子弟走科舉之路。歐麗娟教授謂“寶玉處處所表現的反對科第，正是陷個人與家族于敗滅的不義之舉”，話雖嚴厲，理卻不錯。

秦鐘臨終前對寶玉說：“以前你我見識自為高過世人，我今日才知自誤了。以後還該立志功名，以榮耀顯達為是。”此處庚辰本夾批雲：“此刻無此二語，亦非玉兄之知己。”可見，賈政嚴抓寶玉的教育，薛寶钗、史湘雲、襲人等勸其走仕途經濟之路，都是出自善意的正常之舉。

關于八股文與科舉制度

1. 賈寶玉的“叛逆”言論并不稀奇。

寶玉不願走仕途經濟之路，還猛烈抨擊科舉制度、八股文，一般被認為是其與衆不同之處。但放在整個明清時期來看，這類言論其實并不稀罕。

《儒林外史》寫蘧公孫做了魯府的女婿，魯小姐每“說到舉業上，公孫總不招攬；勸的緊了，反說小姐俗氣”。而他勉強寫篇文章，“都是些詩詞上的話，又有兩句像《離騷》，又有兩句‘子書’，不是正經文字”。

武書向監虞博士介紹學業情況時說“門生那文章，其實不好”，虞博士回應說自己“也不耐煩做時文”。所謂“時文”，就是科舉應試的“正經”文章。

清人袁枚是科舉過來人，他曾說：“時文之病天下久矣，欲焚之者，豈獨吾子哉。”可見，不願意做“時文”的讀書人在當時大有人在。

2. 不做舉業，會危及家族前程。

但為個人前途及家族利益起見，大部分人還是選擇忍苦就範。袁枚曾語重心長地勸人：“足下未成進士，不可棄時文；有親在，不可不成進士。”這也是很多人不放棄科舉的原因。

所以在《儒林外史》中，馬二先生說：“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

婁太爺去世前，對杜少卿說：“你生的個小兒子，尤其不同，将來好好教訓他成個正經人物”。婁太爺的遺言跟《紅樓夢》中秦鐘的遺言一樣，都是慮及将來的肺腑之言。吳敬梓和曹雪芹都特意在書中寫此一筆，或許正寄寓了他們回首往昔時痛苦、矛盾的心情。

堕落的士大夫階層

1. 薛寶钗論讀書：讀了書倒更壞了。

賈寶玉常說的“混話”之一，就是把讀書上進的人都稱為“祿蠹”，又說八股時文是“後人餌名釣祿之階”。寶玉的話雖是憤激之言，意義卻不能低估。

這些話，實際上反映了作者對當時社會中的士大夫階層的深深的失望。薛寶钗曾對林黛玉說：“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便好了。隻是如今并不聽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這是書誤了他，可惜他也把書糟踏了，所以竟不如耕種買賣，倒沒有什麼大害處。”這是寶钗觀察現實後的深刻體會。

2. 讀書人追名逐利，已引起許多批評。

明清時期，士大夫階層素質的空前劣化，是一個被朝野普遍認識到的現實問題。《紅樓夢》中寫了個“餓不死的野雜種”賈雨村，《儒林外史》裡寫了個衙門裡充斥“戥子聲、算盤聲、闆子聲”的南昌知府王惠。

清人方苞在《何景桓遺文序》中憤然說：“蓋自科舉興，而出入于其間者，非汲汲于利則汲汲于名者也。”

鄭闆橋也屢次談及士人在農夫面前應該感到羞愧：“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産。起手便錯走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有個好結果。”

3. 平民的德行，或反勝于士人。

吳敬梓的高祖吳沛經常這樣教育子弟：“若輩姿好不一，能讀書固善，不然做一積陰德平民，勝做一喪元氣進士。”

清代艾衲居士《豆棚閑話》中有一段話，說得更明白：

“如今世界不平，人心叵測，那聰明伶俐的人，腹内讀的書史倒是機械變詐的本領，做了大官，到了高位，那一片孩提赤子初心全然斷滅，說來的話都是天地鬼神猜料不着，做來的事都在倫常圈子之外。倒是那不讀書的村鄙之夫，兩腳踏着實地，一心靠着蒼天，不認得周公、孔子，全在自家衾影夢寐之中，一心不苟，一事不差，倒顯得三代之直、秉彜之良在于此輩。仔細使人評論起來，那些踢空弄影豪傑，比為糞蛆還不及也。”

關于物質基礎

1. 南京這地方是可以餓死秀才的。

《儒林外史》中周進姐夫曾說：“人生世上，難得的是這碗現成飯。”季葦蕭說：“南京這地方是可以餓的死人的。”這些話像回聲一樣彌散在全書中。

現實中，那些為了一碗現成飯而奔波的人，大都是沉淪于社會底層的秀才群體。正如台灣學者樂蘅軍所指出的：“舉人進士固然是糟蹋自己人格換來，但身家性命總算保住了，隻有這些遍地流落的秀才，才是最徹底的沉淪：既無從以道德自守，又甚至喪失了根本的吃飽肚子的能力。”

太平盛世裡，真正享受繁榮之果的，不是廣大貧苦的農民，也不是一般的知識分子，而是地主、商人、官僚。書中對貧家狀況的描寫，不僅是對社會現實不公的批判，也蘊含了對世家子弟奢靡生活的反思。

2. 田地是一切經濟的基礎。

傳統中國是農業國家，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産資料。《紅樓夢》中賈府的經濟是靠莊田地租維持的，莊田收成會直接影響到賈府的生活水平。賈母吃的紅稻米粥沒有剩餘，王夫人解釋說“這一二年旱澇不定，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數交”。賈府還擁有名為“園子地”的田地，李纨就有“園子地”的租子收入。

在家鄉擁有一定數量的田地，是士大夫階層首先要考慮的。這既是增殖産業的需要，也是仕途受挫後抽身退步的經濟依靠。《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的高祖吳沛讓其仲子在家務農，其餘四子讀書進取，正是為家族發展做出的最穩妥的安排。

書中寫婁府公子失意于京城後返回鄉裡，其經濟便是靠田租維持的；蘧太守常講“宦海風波，實難久戀”，為官清廉的他辭官後還能維持較好的生活，全仗早年在家鄉擁有的田産；虞博士在南京做國子監博士六七年，“隻掙了三十擔米的一塊田”，他打算再用兩三年俸金“添得二十擔米”，也是出身農村的赤貧人着眼将來的理性之舉。

3. 賣田産是标準的敗家行為。

田地有多重要？有時幾乎等同于“基業”。《儒林外史》寫餘大先生對杜少卿說：“你這些上好的基業，可惜棄了。”這裡的“基業”，指的就是杜少卿以往擁有的家鄉的田産。

世家子弟因不善經營而賣掉田産，是标準的敗家行為。在高翰林眼裡，杜少卿是“杜家第一個敗類”，就跟他賣田的行為有很大關系。

“敬農”與“勸農”

1. 士大夫巧取豪奪，農民往往更淳樸。

在中國傳統中，鄉村具有重要的人文陶冶作用。跟城市市民相比，農民往往更淳樸。

《紅樓夢》中劉姥姥說：“咱們村莊人，那一個不是老老誠誠的，守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農民的勞力直接訴諸自然，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其态度隻能是“老老誠誠的”。

《儒林外史》寫鮑文卿拒絕賺昧心錢，說“須是骨頭裡掙出來的錢才做得肉”。這與士大夫階層以巧取豪奪的手段獲取利益是正好相反的。

2. 愛惜莊稼，尊重莊稼人。

曆代君王都知道農事勞動有教化人心的作用。《尚書》裡說“惟土物愛，厥心臧”，就是教導臣民要懂得愛惜地裡的莊稼，使心地善良。清人張英也說：“故子弟不可不令其目擊田家之苦。”

懂得了“田家之苦”，就會尊重種莊稼的農人。《紅樓夢》寫司棋大鬧小廚房，命丫頭們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隻管丢出來喂狗”。對于如此任性的破壞行為，作者未嘗沒有批評的意思。與此同時，《紅樓夢》中還極力寫了一個備嘗農民生活艱辛、心性至為純良的人——劉姥姥。

3. 膏粱子弟對農家生活一無所知。

賈寶玉接觸鄉村事物，“凡莊農動用之物，皆不曾見過。……不知何項所使，其名為何”。此處甲戌本夾批雲：“凡膏粱子弟齊來着眼。”庚辰本眉批雲：“寫玉兄正文總于此等處，作者良苦。”可見這段描寫不可輕忽。

鄉村生氣勃勃的勞動場景，是寶玉這樣的“富貴閑人”難以想像的。“天天圈在家裡”的生活，正是造成人的封閉和狹隘的主因。

4. 農民的強韌生命力，凸顯貴族子弟的衰頹。

如何做一個健全的人，是曹雪芹和吳敬梓都在全力思考的人生根本問題。世家子弟展現出的日見孱弱的生命力，早就在他們的關注視野之内了。

《紅樓夢》中的賈家是“武蔭之屬”，騎射本是子弟們的分内事，可是除賈蘭以外，族中包括寶玉在内的子弟很少有将武事放在心上的。《儒林外史》中的杜慎卿總是一副病弱的樣子，也是生命力孱弱的典型症候。

劉姥姥醉酒後，把寶玉精潔無比的卧室弄得滿是“酒屁臭氣”。歐麗娟教授曾說，這些穢物就像“在大觀園裡上演了一出去神聖化的‘脫冕儀式’，沖擊了純淨聖潔等等大觀園被極力彰顯的價值，赤裸裸地展現出生命存在的另一面”，而“強韌的生命力可以延續生機，克服現實險阻，讓人在‘生存’的層面上充滿力量”，由此成就劉姥姥為一個真正健全的、快樂的人。

從這個角度看，劉姥姥身上那種豐沛的生命活力，正好可以用來對治世家子弟的衰頹。

5.“情”的背後，是一個充滿泥土、汗水、糞臭的現實世界。

較之《儒林外史》，《紅樓夢》極少提及鄉村社會生活，不過第一回寫甄士隐到田莊安身時說道：“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奪地，鼠竊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鄉村社會的動蕩經過層層傳導，勢必也會影響到貴族世家的生活。

田曉菲教授在談論《牡丹亭·勸農》時，曾指出杜寶勸農的田野跟杜麗娘的園林，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念系統，而後者正建立在前者的基礎上。結論是：“在晚明‘情’的文化下面，隐藏着一個‘晝有公差，夜有盜驚’，充滿了泥土、汗水與糞臭的現實世界。如果對‘情’的描寫沒有這樣一個世界作為思想背景，那麼，就未免簡單和單薄。”

曹雪芹、吳敬梓跟那些始終保持理性的作家一樣，并未把現實中的鄉村描繪成理想中的桃花源。在一個充滿苦難和非正常死亡的社會中如何自處、如何待人，才是他們所思考的問題。

6.“勸農”變作呆話，傳統信仰日益崩潰。

曆代官府為了促進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都有所謂“勸農”的舉措。但在現實中，“勸農”已基本淪為空談。

《儒林外史》寫高翰林評價杜少卿的父親是呆子，因為他在做太守期間“逐日講那些‘敦孝弟、勸農桑’的呆話”，這些話“是教養題目文章裡的詞藻，他竟拿着當了真”，結果“惹的上司不喜歡，把個官弄掉了”。杜少卿的父親是傳統、正派、稱職的地方官，而高翰林的話則暴露了傳統信仰日益崩潰的現實。

當官員隻以仕途升遷為目的，棄民生福祉于不顧時——拿《紅樓夢》第二回中冷子興的話來說——整個社會“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内囊卻也盡上來了”。

關于“歸隐”

1. 富貴與天倫的矛盾難以調和。

《紅樓夢》寫元春歸省時曾垂淚對父親賈政說：“田舍之家，雖齑鹽布帛，終能聚天倫之樂；今雖富貴已極，骨肉各方，然終無意趣！”在元春看來，骨肉相離的富貴生活，是比不上貧窮卻能得享天倫之樂的田舍之家的。

《儒林外史》寫匡超人去參加府考，父親匡太公無人照料，“尿屎仍舊在床上”，也表現了功名追求與親情倫理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

2. 官場的險惡催生歸隐之思。

做官的人有歸隐之思，在當時社會是普遍現象。《儒林外史》中王冕主動逃避做官，在鄉間度過了心魂相守的一生；虞博士在南京做官的六七年間，實際處于一種“中隐”的狀态，他說自己的俸金主要用來置買田地，“我要做這官怎的”，可見他為自己晚年所作的規劃正是歸農。

所謂“登高必跌重”，官場的險惡必然催生歸農之思。仕途中人步步為營，對他們來說，農村生活因其簡單、自然而更顯珍貴。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東臯草堂記》中曾說：“仕宦，古今之畏途也”，“纡青拖紫，新人滿眼，遙念親故，動隔千裡，孰若墦間之祭，挦雞漬酒，傾倒于荒煙叢筱之中，谑浪笑傲，言無忌諱之為放适也？”幾代處于特殊政治架構中的曹家，産生這種歸隐之思也是十分自然的。

結語

《儒林外史》和《紅樓夢》，都是作家為時代彈出的一曲“變徵之音”。而在吳敬梓和曹雪芹所處的所謂康乾盛世裡，有良知的人又怎麼可能避免與虛無觌面呢？

他們一邊無情地批判着其所憎，一邊執着地雕刻出其所愛。他們從現實中挖掘出最具積極意義的兩股力量：貴族世家的仁厚情懷與平民階層的質樸強韌。因此，不管是吳敬梓還是曹雪芹，他們都沒有走向徹底的虛無而陷入沉淪。因為“人感到寂寞時，會創作”，而“創作總根于愛”。

主講：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井玉貴

注：文中所述觀點，不代表紅迷會官方立場。

文字編輯：個二僮

編輯：S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