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慶的毛婆婆遇到了一件煩心的事：自己做的扣肉味道不錯，親朋好友無不誇獎，于是在家人的鼓勵下，開始嘗試在網上賣扣肉。

毛婆婆這次網上試水還算順利，很快就接到了一筆大單：

有人一次性訂購了150份扣肉。

滿心歡喜的毛婆婆口袋裡的錢還沒捂熱，就莫名其妙地接到法院的傳票，買家舉報她的扣肉屬于“三無産品”。

雖然毛婆婆心裡百般委屈，但二審法院還是判決：

毛婆婆敗訴，要退還4500元貨款，并給予買家十倍賠償，共計約5萬元。

毛婆婆家人通過網絡查詢到，這個150份扣肉的買家是一名“職業打假人”！

什麼是職業打假人？

這種行當何時出現，又為何讓人愛恨交加？

打假人的出現，源自于一份法律的出台。

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有一條新的規定：經營者有欺詐行為的，應當加倍賠償。

這條法律之所以出台，是因為當時國内市場上的施虐的制假售假行為，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随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個别人的思想也在發生了劇烈轉變，為了掙錢開始昧着良心制造、銷售假冒僞劣商品。

但這部法律真正顯現出強大的震懾力，還要得自于号稱“打假第一人”的王海的推動。

1995年2月，當時年僅22歲的王海陪表弟到北京考試，閑來無事的王海跑到書店去看書，恰好看到了新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王海當時正在函授學習法律，在翻看時他就覺得這個新出台的法律很有意思：

“如果買到假貨，就可以要求對方加倍賠償，這看起來很有用啊！”

這一年的3月25日，王海來到北京隆福商業大廈二樓的電信商場，想買一副看起來很精美的日本索尼耳機，商家标價85元。

這個價格在那個年代可謂價值不菲，王海讓售貨員取出耳機，他拿在手上認真觀察着。

這一看不要緊，王海還真看出了問題：

這副耳機的合膜縫處有小毛刺，做工看起來不像是真品！

王海内心很是糾結，這副耳機是很可能是假貨，自己到底買不買？

在思考了半個小時後，王海掏出170元買了兩幅耳機，王海明明心裡有疑慮，為何還要購買？

原來王海心裡已打定注意，這兩幅耳機如果是假的，他就向商家索賠，可以額外獲得翻倍賠償。

想要維權必須要證明這兩幅耳機是假貨，作為後來的“職業打假第一人”，王海說幹就幹，他找到消協，但消協讓他先到技術監督局做商品鑒定。

王海來到技術監督局，又說需要把耳機送到索尼公司鑒定真僞，花費的時間超過3個月左右。

如果是一般人怕是已經到此放棄了，到王海還真是一般人，他自己找到索尼公司駐北京辦事處，經過工作人員鑒定，索尼公司的耳機産品沒有這一型号。

耳機是假的，但他們拒絕給王海開具書面鑒定證明。

事情進展到這一步，王海一不做，二不休，讓表弟又去同家商場買了10副假索尼耳機，然後找到了工商局。

工商局回複隻能調解，商場方面認為前面2副耳機可以雙倍，但後面的10副耳機是王海“知假買假”，同意隻能讓王海退貨，額外多給200多元的補償金。

王海最終起訴後拿到賠償，這也讓他看到了“打假”市場大有可為，于是成為了“職業打假人”。

時勢造英雄。

上世紀肆虐的假貨市場，給了王海活動的平台，而新聞媒體的報道，又給了王海以更大的知名度，這也讓王海在打假之路順風順水。

從1995年9月到11月，王海在短短50天中，四處掃蕩北京各大商場，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觀察到假貨後購買，再提出索賠。

五個月的時間裡，王海獲得8000元的賠償，這在1995年算是相當可觀的收入。

雖然是打假，但王海一點也不魯莽，他的精明讓他在行動上很有目的性。

1、自己不再直接購買假貨，每次都找合作的媒體或者願意贊助的朋友出錢購買假貨，然後王海出面索賠。

2、王海選定的假貨，都是在正規的商場或者店面，這些假貨還都是可以容易做出鑒定的，這樣索賠的成功率很高。

一時間王海“知假購假”式的打假之路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對比也是褒貶不一。

有人說，不管方式如何，王海對打擊假貨有貢獻。

有人說，明知是假，還要購買索賠，這人是為了投機掙錢。

但不管外界如何評價，王海是絲毫不動搖，還開起了公司，走上了職業打假之路。

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

王海的打假之路也是有赢又輸，這裡有兩個例子。

1997年的2月，王海在天津某商場購買5部無繩電話，這些電話沒有進網許可證，王海起訴賣家要求雙倍賠償，法院判決王海勝訴。

但1998年1月，王海又在天津另一商場購買無繩電話，又用同樣的理由提出起訴，但法院最終駁回了王海的訴訟請求。

如果這件事敗訴對王海影響不大，那2000年的津成電纜一事讓王海遭受重創。

2000年王海起訴津成電纜産品存在質量問題，據說津成電纜公司為挽回影響，找到王海提出私下解決，結果王海收下10多萬元後，仍将這家公司曝光。

津成電纜公司于是公布了一份錄音，内容是王海“喊價100萬”。

王海為此遭受了質疑，随後他在南甯因為他酒後鬧事被處罰，從此消失在大衆視野之中。

但不管怎麼說，王海在打假之路上可謂名利雙收，曾自稱一年買了200萬的假貨，收入高達400萬。

王海的成功刺激了打假市場，一時間，職業打假人層出不窮，也讓輿論為之争論不休。

2014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釋,明确：

“因食品、藥品質量問題發生糾紛,購買者向生産者、銷售者主張權利,生産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藥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職業打假行業迎來了快速發展，這些職業打假人就是為了掙錢，有的為了掙錢還開始僞造證據。

打假伴随的争議。

2017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對“職業打假”做出了回應：

“可以考慮在除購買食品、藥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

這個意見出台的結果就是，除了食品、藥品行業外，其他領域打假人的勝訴率降到不足30%。

在法律層面上限制職業打假人的同時，商家們也開始注意防範。

市場上有專門軟件，可以查詢到職業打假人的信息。很多商家開始花錢購買“反打假”軟件的使用權，在發貨時提前查詢購買人的信息，通過姓名、手機号和住址來辨明對方是不是職業打假人。

就拿毛婆婆賣扣肉這件事來說，事情就很有意思。

這個客戶先是下單買了3份，收到貨後評論說好吃，接着又一次性下單了150份。

毛婆婆發貨後，對方就提出10倍賠償，理由是王婆婆的扣肉雖然是真空包裝，但包裝上沒有任何産品信息，屬于“三無”包裝。

氣憤不平的毛婆婆一家上網查詢才發現，這個買家正是一個職業打假人。

“索賠是手段，而打假才是目的”。

王海在沉寂一段時間後，又回到了大衆視野，他也開始了一些改變。

正如王海所說的，打假的目的應該是為了制止假貨。

為什麼有人會憎恨職業打假人？

知假買假，在情理上讓人覺得似乎“有違良心”。

但凡事都有兩面性，國家為何會出台相關法律，既然做出這樣規定，就是為了制止制假賣假的行為。

痛恨職業打假人的群體，為何不換個角度：

“如果不賣假貨，又何必怕别人起訴！”

打假應多一點人情。

職業打假人雖然讓很多人“不開心”，但他們還是起到一定積極作用。

2020年辛巴團隊在雙十一售賣了一款燕窩産品，不少粉絲買到後大呼上當。

面對粉絲質疑，辛巴強勢回應，還拿出質檢報告，證明自己的産品是真的。

但這時王海在自己的社交賬号上發布消息：

辛巴團隊在直播間售賣的這款燕窩産品就是糖水，并曬出了相應的檢測報告。

這件事最後的結果是，辛巴團隊最終召回了全部售出的燕窩産品，并承擔退一賠三的責任。

要知道，這款燕窩共計售出57820單，銷售額在一千多萬元，需要先退賠六千多萬。

如此看來，職業打假對于淨化市場還是有着積極作用的，特别是國内巨大的人口市場，監管體系還不是特别完善，職業打假人如同“鲶魚”，可以起到不一樣的作用。

但職業打假之所以為很多人不喜，是因為少了很多人情味道。

就如毛婆婆賣扣肉被罰五萬，本身是一個老人賣自己的做的美食，也許是對網上售貨不熟悉，沒有辦理相關手續，或者包裝上标識不完善。

本來是為了補貼家用，結果被罰五萬，對于一個老婆婆來說，着實讓人同情。

中國是個法治社會，但法律也是有着人情，起訴王婆婆的職業打假人，如果看到情況後，及時對毛婆婆進行提醒，結果必然皆大歡喜。

對于毛婆婆和其他商家，特别是食品行業的，一定要完善自身手續，這樣是對自己和消費者負責。

對于職業打假人，衷心希望他們可以多報道那些不良商家，讓真正的昧着良心的黑商家無處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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