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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的十大怪圈

生活 更新时间:2025-01-06 20:08:59

魏晉的十大怪圈?作者:陳岘(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副教授),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魏晉的十大怪圈?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魏晉的十大怪圈(焦循的史學與文學)1

魏晉的十大怪圈

作者:陳岘(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副教授)

在清代乾嘉學者中,焦循是卓有成就的學者之一。他不僅在易學與經學領域名噪一時,在史學和文學領域也有頗多建樹。

(一)

焦循的史學貢獻,首先體現在對其家鄉,也就是揚州的地方志和地方文獻的編纂上。嘉慶十一年,受時任揚州知府伊秉绶的邀請,焦循開始承擔《揚州圖經》《揚州文萃》和《揚州府志》的編纂工作。面對這一頗為繁重的工作,焦循先是将揚州地區的地理沿革、山川名勝、名人奇事、金石藝文等等,全都仔細地整理了一遍。作為乾嘉時期的著名學者,焦循的考據工夫本就十分了得,他先是與當時的另外一位著名學者江藩合作,詳細鈎沉自周秦漢唐到唐宋元明間的各類史料,以揚州一地為坐标,以曆史朝代為層次,将上古以來發生在揚州的各類重要事件,一一加以考訂,編纂成了八卷本的《揚州圖經》一書,讓人們通過閱讀此書,就足以了解揚州曆史的概貌。

在廣泛閱覽史籍的過程中,焦循發現,自己祖宅附近的北湖,居然是一個偉人奇士輩出、名勝古迹遍地的地方,可惜卻沒有人對北湖的古迹、地理、名人事迹、著述等加以整理。于是,焦循親自動筆,把北湖一地的水系格局、地理變遷、風俗物産,進行了系統整理,又廣泛搜羅曆史上從當地走出的高官、将軍、文人、學者的傳記與著述,最後編訂成了《北湖小志》一書。同樣自幼生長在北湖附近的阮元在看到此書後,對焦循大加贊賞,不僅認為此書起到了很好的宣傳家鄉的效果,更認為焦循在此書的撰寫中,展露出了一位優秀史家的才華。

随着對揚州曆史和地方文獻的了解愈發深入,以及地方志編纂經驗的日益豐富,焦循還在及時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很多自己的理論方法。比如伊秉绶在囑意焦循編纂《揚州文萃》的時候,本意是隻收錄籍貫為揚州人的文章,用以展現揚州一地濃厚的文化氛圍。但焦循在遍覽時人著述之後,認為這種編纂思路并不恰當。在他看來,如果僅僅收錄揚州人的文章,其實并不足以全面展現當地的文化面貌,而應該把所有跟揚州有關人物的傳記、墓志銘、行狀、文章、序跋、書劄等文獻,予以全面收集、整理,然後彙編成書。為此,焦循廣泛搜羅了以上各類文獻三百餘篇,編訂成了多達二十七卷的《揚州足征錄》,從而全面、客觀地展現了當時揚州地區的文教風氣與文化風貌。

纂集《揚州圖經》《北湖小志》《揚州足征錄》以及《邗記》等書的經曆,不但豐富了焦循的地方志和文獻編纂經驗,也切實提高了他對史學的認識水平。在焦循之前,戴震和章學誠曾就地方志的編纂理念産生過比較嚴重的分歧:戴震主張,地方志的編纂要以地理沿革為核心;章學誠則認為,地方志不應該成為地理專書,而更應該注重對曆史文獻的裁剪,凸顯文化意義。焦循則在兩者之間,提出了非常客觀的持平之論。在他看來,地方志既要貫通古今,彰顯其曆史價值與意義,也要能成為靠得住的釋地之作,用以證實當時的地理事迹。因此,在《揚州府志》的編纂中,焦循也起到了頂梁柱的作用,他與姚文田、白熔等學者一起,編訂出了一套體例清晰、詳略得當、兼收并采、校勘精審的《揚州府志》,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曆史資料。

焦循在史學領域的另外一項重要貢獻,則是他在《春秋左傳補疏》中所着力提出的正統觀念。自東漢以降,《左傳》的影響力逐漸壓過了《公羊》和《穀梁》,并産生了賈逵、服虔、許淑、穎容等一批以注解《左傳》名家的學者。其中,又以杜預所撰寫的《春秋經傳集解》流傳最廣、影響最大,後來也被孔穎達選中,用來編訂《五經正義》。但在焦循看來,杜預所撰的《集解》,非但配不上這麼高的曆史地位,還嚴重地曲解了《春秋》大義。

焦循認為,《春秋》大義的核心,在于誅讨亂臣賊子。而杜預其人,一方面,曾經是曹魏政權的臣子,另一方面他的父親是受司馬懿的排擠而死。所以說,杜預本應該跟司馬氏家族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然而,杜預非但沒有為君父複仇之心迹,反而投靠了司馬昭,幫助後者完成了統一事業,自己變成了亂臣賊子。在焦循看來,杜預因為心虛的緣故,便在注解《左傳》的時候,屢屢為弑逆之臣辯護,從而完全背棄了誅亂臣、讨賊子的《春秋》大義。因此,杜預注解的《左傳》,應當從根本上予以徹底否定。這種力主弘揚正統的觀點,也引發了一時之潮流。在此之後,沈欽韓、李贻德、劉文淇等人的《左傳》著述,便都以摒棄杜注,發掘賈逵、服虔等漢人舊注為風氣。究其源流,焦循才是這一學術風潮的引路人。

(二)

在文學領域,焦循同樣成就斐然。以他在晚年為自己編訂的二十四卷《雕菰集》為例,其中所收錄的,既不是經學論說,也不是史學著述,而是他在一生各個時段所撰寫的四百二十首詩和三百二十六篇文章。事實上,由于焦循在經學、史學等學術領域的成績太過出色,人們往往會忽略他在詩文創作方面的出衆才情,以及他在文學理論和審美情趣方面的獨到見解。焦循的詩作,既有古體詩,亦有格律詩;既有紀事詩,又有述懷詩,他常常把自己的懷人感事之情,寄托在詩、賦、贊、頌、銘之中,用以表述心志。而焦循的三百餘篇文章,更是囊括了辯、論、解、說、考、記等二十四個大類,既涵蓋了他在一生中不同時期的學術活動,也充分展現了他豐富的人生閱曆與生命曆程。

焦循之所以能夠寫出這麼多風格各異的詩文作品,離不開他對審美和文論的深刻思考。而焦循在這兩個領域的成就,主要展現在他所編寫的《劇說》和《花部農譚》之中。其中,《劇說》是焦循将自己的經史考據功夫用于戲曲史研究的成果,他通過廣泛搜集唐宋以來各類論說戲曲的文獻資料,以《桃花女》《殺狗勸夫》等地方戲曲中演繹的傳說故事為例,将它們的來源、流傳、演變進行了非常詳盡的梳理與研究。而在《花部農譚》一書中,焦循更是進一步在理論上提出了“揚花抑雅”的戲劇論,以及“形意相合”的時文論。

“花部”,是跟“雅部”對立的戲曲種類。所謂“雅部”,指的是當時流行的昆腔,頗受士大夫階層的喜愛,被認為是一種高雅的曲種。而“花部”,則是指各種地方戲劇,在當時也被稱為“亂彈”。從名稱上我們就可以看出,花部的各個曲種,在當時是頗受貶低的。但實際上,昆腔在乾隆、嘉慶年間,已經逐漸開始走下坡路了,而花部則憑借通俗易懂的語言和故事情節,在民間開始流行了起來。焦循的“揚花抑雅”論,就頗有為花部抱不平的意味。在他看來,藝術真實不同于生活表面的真實,要想創作出富有生命力的劇作,首先必須塑造出讓人喜聞樂見的人物形象,然後還要有足夠的現實關懷,讓觀衆能夠充分地代入和理解。雅部之所以會沒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過于煩瑣、流于形式,反而是花部更能夠貼近觀衆、激發情感。

焦循認為,文學的生命力,在于不停地發展和變化。每一個時代的文學,也都應該具有不同于前代的特點。否則,隻是在舊有的文學形式中停滞不前的話,是沒有出路的。因此,焦循對中國文學發展的評價,并沒有厚古薄今,而是将《詩經》、《楚辭》、漢賦、六朝五言詩、唐代律師、宋詞和元曲相提并論,甚至認為關漢卿在劇作上的成就,可與屈原之《離騷》、李杜之詩作相媲美。焦循的這一觀點,在當時頗為新穎,後世的王國維之所以對戲劇大感興趣,寫出《宋元戲曲史》這一力作,也是因為受了焦循的影響。

焦循的文史之學,既有專精細密的考據爬梳,也有抒發才情的詩文創作,與他輝煌的經學成就,可謂相得益彰。

《光明日報》( 2022年04月02日11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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