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王陽明思想，你不可不知的三個學說

我們都知道，陽明心學由三個重要的部分組成，即“心即理”“知行合一”和“緻良知”。不過，思想的形成都是有一個過程的，思想也是不斷臻于完善的。王陽明在龍場悟道，悟出“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即“心即理”之後，并不是立即提出了他的核心思想“緻良知”。

王陽明的高徒錢緒山曾經指出，王陽明的“學”有三變，“教”亦有三變。“學三變”是指：一、少時，馳騁于辭章；二、後來又沉迷于道教和佛教；三、在龍場曆盡艱難之後，豁然有得于聖賢之志。“教三變”是指：一、在貴陽時，提出了“知行合一”說（1509）；二、自安徽滁州回來後，教授弟子“靜坐”說（1513）；三、自江西回來後，提出“緻良知”說（1521），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

在提出“緻良知”說之前，王陽明曾經陸續提出過三種學說，即靜坐說、明鏡說和立誠說。這三種學說雖然各有局限，但是都為“緻良知”打下了基礎。所以，若想了解陽明心學，我們不可不知陽明思想的發展路徑。

“靜坐”說：陽明心學發展過程中的連接點

王陽明的“靜坐”說是陽明心學發展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連接點，它上承“知行合一”，下啟“緻良知”說。

正德五年（1510年）十二月，王陽明接到朝廷任命，前往江西吉安府廬陵擔任知縣。他離開湖廣省辰州府時，給諸位弟子寫了一封題為《與辰中諸生》的信，信中寫道：“前在寺中所雲靜坐事，非欲坐禅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拿，未知為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這便是“靜坐”說。

王陽明為什麼要提出“靜坐”說呢？據《陽明先生年譜》記載，王陽明當時曾指出：“悔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之教，紛紛異同，罔知所入。茲來乃與諸生靜坐僧寺，使自悟性體，顧恍恍若有可即者。”

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之後，引起了很多争論。為了讓世人理解“知行合一”的主旨，王陽明主張通過“靜坐”去自己覺悟心性的本體。龍場悟道不是說“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嗎，那麼，就通過“靜坐”去體會“道”與“心性”。

當王陽明在辰州講授“靜坐”說時，有弟子誤認為“靜坐”就是禅僧所謂的“坐禅入定”。針對這一情況，王陽明在離開辰州後，特意給弟子們寫了一封信，向大家闡明“靜坐”的本意，告誡弟子們“靜坐”和禅僧的“坐禅入定”是不同的。

“靜坐”和“坐禅”在世界觀層面是完全不同的，哪怕它們在精神收斂層面存在共性，然而二者在本質上不同。王陽明将自己的“靜坐”說比作孟子的“求放心”功夫，“放”是“失落”的意思。“求放心”，就是找到失落在外面的心。而佛教的“坐禅”，是為了體悟一切皆空的“佛性”。

雖然王陽明知道辰州諸生對“靜坐”存在誤解，而且由此産生了一些弊害，但在滁州時期之前，王陽明一直都在提倡“靜坐”的必要性。

正德九年（1514），王陽明前往南京赴任。據錢德洪介紹，在那段時間，王陽明做的一次真正的講學還是在滁州時，當時他也是讓弟子們去學習“靜坐”。

王陽明曾經這樣闡述讓弟子們學習“靜坐”的理由：“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傳習錄》上卷）

王陽明的“靜坐”說往往會使人隻專注于求“靜”，而對“動”産生厭倦之情，容易使人忽視“存天理，去人欲”，最終導緻弊害産生。于是，王陽明又提出了“動處功夫”說。他指出：“徒知養靜，而不用克己功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傳習錄》上卷）

陽明學一般被認為是實踐哲學，王陽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省察克己”和“事上磨煉”都是關于實踐的。

王陽明的“靜坐”說并不是隻專注于“靜處無事”時的修行，同時也沒有忽視“動處有事”的功夫。王陽明曾說：“所謂知得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弟子陸澄就曾經問王陽明：“靜守時我覺得自己的一些想法很好，但一遇到事情卻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這是怎麼回事？”

王陽明回答說：“這是因為你隻知道靜坐修煉，卻沒有在克己上下功夫。這樣的話，一旦遇到事情，那些想法就不管用了。”

弟子劉君亮要去山中靜坐，王陽明勸告他說： “汝若以厭外物之心去求之靜，是反養成一個驕惰之氣了。汝若不厭外物，複于靜處涵養，卻好。”（《傳習錄》下卷）

王陽明晚年提出“緻良知”，認為良知是一個内外、動靜和上下渾然一體的生命實體，因此沒有必要再去論證動與靜的關系。

“明鏡說”： 聖人之心如明鏡，常人之心如昏鏡

正德五年（1510）十一月，王陽明回到京城，黃绾和應原忠前來拜訪，和他一起探讨學問。王陽明對黃绾和應原忠說：“聖學久不明，學者欲為聖人，必須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地。”（《陽明先生年譜》）

應原忠當時已是王陽明的入室弟子，後來為了孝養雙親而辭職返鄉，在山中苦讀近十年。最後，應原忠又重新踏入官場，出任廣東省右布政使。

應原忠對王陽明在上文中提到的教誨不太理解，心存疑問。正德六年，王陽明為了解除他心中的疑惑，特意作《答黃宗賢應原忠》（《王文成公全書》卷四），其中詳細闡述了“明鏡”論：

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即見，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

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才拂便去。至于堆積于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為煩難而疑之也。

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為之者，亦見得耳。

向時未見得向裡面意思，此功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禅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内”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

在《傳習錄》上卷中，王陽明曾借用“明鏡”來比喻實踐修行的重要性，他說：“聖人之心如明鏡，隻是一個明，則随感而應，無物不照。故聖人隻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卻須先有個明的功夫。”

而王陽明的高徒徐愛則說道：“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徐愛從王陽明“格物”說的立場解釋了王陽明在書信中闡述的“明鏡”論，是對王陽明“明鏡”論的有力補充。

王陽明的“明鏡”論所說的就是“心”的修行。但王陽明又非常擔心，如果過于專注于心的修行，就可能會演變成棄絕一切外部事物和人倫道德，最終陷入靜寂虛無的“虛禅”世界。鑒于此種擔憂，王陽明借用程颢的話，來表明自己的“明鏡”論并非如此。

王陽明指出“明道所謂‘敬以直内’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用“義”的有無來區别儒學和佛教。此外，王陽明還指出“釋家最終未談居敬”，又用“居敬”的有無來區别儒學與佛教。“居敬”是儒家特有的“心術”，也是宋儒用來否定佛教心術的重要概念。王陽明的“明鏡”論可以說是“居敬”思想衍生出的産物。

王陽明晚年将“良知”喻作“明鏡”，他認為明鏡有自淨的能力，良知自身也有去除私意習氣的能力，所以順其自然就好。

“明鏡”論和“緻良知”說之間存在着“本體功夫論”上的差異。我們知道，神秀和慧能曾分别作過兩首偈，其中揭示的“明鏡”論的差異其實也是“本體功夫論”上的差異。

神秀：“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慧能：“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若将王陽明晚年時期的“緻良知”說和上文中的“明鏡”論做比較，我們會發現提倡“明鏡”論時的陽明心學更接近神秀的思想，而提倡“緻良知”說時的陽明心學則更接近慧能的思想。提倡“明鏡”論時的陽明心學認為“心”和鏡子一樣，需要打磨，才能廓清私欲；而提倡“緻良知”時的陽明心學認為“心體”是主體性的，可以自主性地運動，通過“心體”自身的運動就可以克服私欲。“明鏡”意味着澄明的“心體”，王陽明在壯年時提出“明鏡”論，将“心體”（也可稱為“真性”）喻作“明鏡”，這其實為他晚年創立“良知”說埋下了伏筆。一旦他悟出“心體”具有主體性，且可以自主性地運動之後，自然就會悟得“良知”說。

立誠說：立誠是根本，好比執刀于咽喉處

王陽明說：“為學必誠。”他在晚年時将“緻良知”作為學術宗旨，在此之前，王陽明一直将“立誠”作為為學宗旨。

王陽明于南京講學之時，尤為重視立誠。他認為，若想去私欲、存天理，若想實現省察克治，必須先立誠。唯有立誠才是根本功夫。

王陽明曾寫信給黃宗賢，提出立誠乃細緻入微的本原功夫，好比執刀于咽喉處，必要格外用心。

正德十三年（1518），王陽明特作《修道說》（《王文成公全書》卷七），對立誠加以詳細論述。同年，薛侃刻印《傳習錄》。《傳習錄》中多處提到了立誠的必要性，其中包括誠意與格物緻知的關系，誠意與正心的關系，誠意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關系，誠意與明善的關系，誠身與明善的關系等。

王陽明教育弟子，非常注重“為學須得個頭腦功夫”，認為唯有如此，“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傳習錄》上卷）

王陽明所說的為學頭腦包括存天理、去私欲，體認未發之中，省察克治，等等。其中的關鍵點就是，促使心體發揮作用。對王陽明而言，心體作用的終極目的即為立誠。王陽明曾以樹根與枝葉來形容誠意與其他功夫，該比喻極為貼切。誠意為根本之功夫，其他任何功夫皆應出自誠意，如此才有存在的價值。

王陽明的弟子守衡曾向王陽明請教“誠意”。王陽明認為《大學》的主旨即為誠意，誠意之關鍵即為格物，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要由誠意來實現。此觀點準确地揭示了心學的精髓。對此，王陽明補充道，功夫之難點就在于格物緻知，格物即誠其意。意若誠，則心自正、身自修。然正心、修身之功夫又各不相同，正心為喜怒哀樂處于未發之時的功夫，修身為喜怒哀樂處于已發之時的功夫。總之，心若正則意“中”，身若修則氣“和”。

由上可知，王陽明認為，誠意是貫穿《大學》《中庸》始終的本原功夫。

王陽明提出，誠即心之本體，唯有思誠才能恢複心之本體，因此，也可将“誠”稱為本體功夫。

王陽明在提出“緻良知”之前，将誠意作為培根之學的主旨。當他提出“緻良知”之後，緻良知就成為培根之學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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