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政府與民衆的種族沖突進一步升級，多個城市爆發了抗議行為。從明尼蘇達州不斷升級的街頭暴力，到燃燒的田納西州市政廳，再到聚集在白宮前的抗議民衆……這一場席卷全國的抗議行動，起因是發生在5月25日，明尼蘇達州一白人警察暴力執法，導緻黑人George Floyd當場死亡的事件。

即使“反對種族主義”早已成為了一種政治正确，但西方政府暗流湧動的種族主義傾向，依舊激怒了很多的民衆。

抗議行動爆發以來，美國總統特朗普連發推特，稱很多人在濫用George Floyd的死，進行有組織和預謀的破壞活動。而推特更是因為特朗普的發言“鼓吹暴力”，屏蔽了他的一條發言。在這條發言裡，他稱示威者為“惡棍”（thug），并表示“當趁亂打劫開始，射擊就會開始”。

特朗普的言論再次引發民衆的不滿，被指有種族主義的傾向。有人不禁發問，在“反對種族主義”已經成為共識的當下，為什麼特朗普還會發表類似的言論呢？

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項舒晨，在5月28日晚“哲學與現代世界”的線上講座上，對于“西方種族主義”的分析，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回答這個問題。她表示，西方種族主義由來已久，我們不必特别驚訝于一些政治家或哲學家發表的種族主義言論，“因為其實如果他們文化的根就是這種思維方式，他怎麼可能一下子脫身？他很長時間都會用這種思維方式來理解世界。”

“沒有種族主義意識形态，我們所認識的西方文明就不會存在”

項舒晨認為，西方種族主義起源于古希臘，是一個非常複雜、多層次且高度進化的世界觀，甚至可以視為一種迷信或宗教意識，“毫不誇張地說，沒有種族主義意識形态，我們所認識的西方文明就不會存在。”

想要理解西方種族主義，就必須從曆史說起。在當下社會，由于人類學家的努力，社會已經普遍接受“種族”是被建構的社會概念，而不代表生理差别。但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前，種族主義才是西方社會的常識。換言之，在西方社會，種族主義的“祛魅”不到一百年。

阿倫特曾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說過，“西方種族主義的地下流太強了，它是無法被掩埋的”。項舒晨表示，雖然西方文明不想直面他們的這一曆史，但就像弗洛伊德所說，被壓抑的事物總是會浮現。

那被壓抑的曆史到底是如何呢？項舒晨以美國總統曾發表過的種族主義言論為例，向我們展示了西方社會種族主義思想的“根深蒂固”。

本傑明·富蘭克林，美國的開國元勳之一，《獨立宣言》的起草和簽署人之一，也是一名奴隸主。項舒晨介紹道，富蘭克林曾為奴隸法典的嚴厲性進行辯護，他認為嚴厲的奴隸法典适用于具有陰謀傾向的陰暗、惡意、複仇和殘忍的一群人。他還反對讓更多的黑人進入美國，緻力于保持白人定居點的“純潔性”。

托馬斯·傑斐遜，美國第三任總統，美國開國三傑之一。在他所寫的《弗吉尼亞筆記》中，他談到，在某種程度上，自然界本身存在的區分就限制黑人融入國家，而且這種區分可能永遠不會結束，除非一個種族消滅另一個種族。

曾頒布《解放黑人奴隸宣言》的林肯，曾是廢除奴隸制的溫和派，他也發表過有關白人和黑人生理差異的言論，“白種人和黑種人之間存在着身體上的差别，我相信這種差别将永遠禁止這兩個種族在社會與政治平等的條件下生活在一起。既然我們不能這樣平等的生活，在我們仍然需要在一起生活的情況下，則必有地位上的優劣之别。我和其他人一樣，都贊成把優等地位指派給白種人。”

1902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曾調侃道，“我并沒有這樣認為，隻有死了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印第安人，但我相信，10個人裡有9個是這麼想的”。項舒晨解釋道，羅斯福這句話的曆史背景，是歐洲人起初進入美洲時，曾存在的刻意傳播病毒和殺害女性的行為。希特勒也在書中提到歐洲人消滅美洲土著人的這一曆史，并将之視為楷模。

通過列舉以上的例子，項舒晨總結了西方種族意識表達的幾個要點：第一，種族等級是自然規律的一部分。第二，不同種族之間的沖突是永恒不變的。第三，種族他者是邪惡的。第四，種族他者是非理性的，是介于人類和動物之間的另一種類别。第五，種族他者的種族滅絕在道德上是可以允許的。

而這些政治家的思想，也是西方社會大環境熏陶下的産物。

非白人就是野蠻人嗎？

西方社會的知名哲學家，比如被認為最有影響力的啟蒙思想家、“自由主義”之父——約翰·洛克，德國古典哲學創始人伊曼努爾·康德，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代表黑格爾都曾發表過種族主義看法，并進行系統論述。

但令人困惑的是，啟蒙自由主義強調平等和自由，卻大談特談非白人種族的劣等，并認為黑人隻能充當奴隸，支持白人對他們實行奴役。項舒晨表示，這兩種看似矛盾的觀點，是因為啟蒙主義有一條潛規則——“人就是白人，非白人不是人”。

而這些近代哲學家種族主義意識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希臘，亞裡士多德提出的自然奴役理論，“啟蒙時代這些哲學家，大家的教育都是古典教育。他們看了很多古希臘現在看來帶着種族主義的作品，所以潛移默化會被這種氣氛熏陶。”

在荷馬所創作的《伊利亞特》中，希臘勇士擊敗了半人半馬怪獸，這是一種無法律約束，性欲亢奮，被野獸的激情和違反規律的非理性沖突所驅使的動物。在荷馬以前，很多古希臘的神話故事中，也都有希臘勇士戰勝野蠻人的概念。

野蠻人（barbarian），在希臘語中指的是“不會說希臘語的人”。由于在古希臘語裡，語言和理性是同一個單詞（logos），所以人們将“不會說希臘語”和“非理性”聯系到一起。

項舒晨指出，西方人的“野蠻人”概念和華夏民族的“蠻夷”概念不同，對于西方種族主義而言，“野蠻人”是介于人和動物之間的存在，無法被教化。而在中國傳統思想裡，蠻夷是可以被教化成華夏人的。

而神話中的概念也逐漸被用來描繪現實中的人物。在希臘戰勝了波斯帝國後，雅典人建造了對抗半人半馬後勝利的浮雕。項舒晨表示，這些浮雕被西方學者解讀為，希臘戰勝波斯野蠻人的象征，“它象征着作為民主、理性和希臘文化，戰勝暴政、非理性和野蠻”。

而亞裡士多德，是第一個賦予野蠻人理論的人。他的“自然奴役理論”認為，“凡是賦有理智而遇事能操持遠見的自然而然就是主和統治人；凡是有體力而且能擔任由主人憑遠見所安排的勞務的，也就是臣民，是自然奴隸。在這裡，主奴兩者也具有共同的利益……在野蠻人中，[反乎自然]，女人處于和奴隸相同的地位，因為在他們那裡并沒有真正稱得上主治的人物：他們是一個由男女奴隸組成的社會。所以詩人們說：‘野蠻人應該由希臘人治理。’”

在古希臘，隻有白種成年男性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人”。項舒晨總結亞裡士多德的“自然奴役理論”有三個核心：一是奴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去做艱苦勞動，他們的肉體、本性都符合這個目的。二是在奴隸-主人的關系中，二者都是赢家，因為奴隸可以通過模仿主人來分享。三是所有的非希臘人就是野蠻人，野蠻人就是自然奴隸。

“東方專制主義”是什麼？

随着國際交流越來越多，概念開始演化，在西方媒體經常出現的“東方專制主義”形容，在西方哲學史上也有着相似的起源。

亞裡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曾寫道，“君主政體的另一屬，其權力類似僭主（專制），常常見于野蠻民族（非希臘民族）各國中。”在為了合理化殖民行徑時，西方學者大量引用或發展了亞裡士多德的理論。項舒晨認為，自然奴役理論，成為了傳統殖民主義的工具。

黑格爾為了證明殖民主義是正當的，在《世界史哲學講演錄》裡曾寫道，“中華帝國是神權專制的國家，它的元首是暴君，領導着一個系統的層次體系，裡面有許多下級成員的政府”，“非歐洲人不能在合法的政府形勢下自我組織，因此他們需要歐洲人來統治”。

19世紀末，德皇威廉二世提出了“黃禍”的概念，即黃種人沒有能力自我治理而給世界帶來了禍害，所以代表歐洲的勇士們需要保衛世界。而德皇威廉二世創造這個詞的目的，是為了德國在中國争取租界辯護。還有人認為非歐洲人對殖民者有依賴情緒，白人有特殊的“負擔”。

項舒晨認為，正是因為這些頑固的“東方專制”印象，無論非西方政府和人民的行為多麼合理，西方仍然會用“東方專制主義”來描繪他想象中的世界，“非希臘人就是活在一個暴君下，一個不合理的政治體系下，這種對于東方專制的刻闆概念貫穿着整個歐洲。”

對于如今西方媒體用“東方專制主義”來描繪中國政府和中國文明史，項舒晨表示這些都是對亞裡士多德“自然奴役理論”的一種回溯，“這些修辭跟西方哲學文化裡對野蠻人的形容有不可分開的關系，西方媒體把中國或者中東、非洲的任何一個國家，說成一個專制政治體系，它不隻是單純地不同意你的政治體系，因為從一開始，這個政治體系就是野蠻人的象征，而野蠻人是一個非人類的動物。”

因此，項舒晨認為我們要帶着批判思維看待種族主義言論。當看到一些哲學家和政治家帶有種族主義的發言時，不要太意外，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在體現自己的文化和時代”。

她強調，“我們要嘗試理解西方哲學史是怎樣影響，并持續塑造着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一些現象的。而且我覺得真正理解哲學，很有幫助于我們去理解現下言辭中的潛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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