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交子至今未有實物，這是“北宋人物倉庫圖印鈔銅版”的拓片）

衆所周知，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币，産生于宋代，比西方國家早了600多年。作為宋代盛極一時的貨币，交子可以說得上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在經濟金融領域的一大傑出發明，它的發明大大便利了地區性的商業貿易，促進了商品流通。在被政府壟斷以後，交子這種紙币還有緩解朝廷财政危機、臨時籌措軍費的政治功能，因此交子在宋代經濟生活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那麼，交子這種劃時代的産物是如何誕生的呢？又有着怎樣的流通曆史呢？

【交子的曆史淵源】

據傳說，紙币是上古時期的黃帝發明的，黃帝是人文初祖，傳說他發明了房屋、衣裳、車船、音樂等，古人崇拜黃帝，将許多發明歸結在他身上，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傳說不足為信，實際上，紙币的産生有着很深遠的曆史淵源，有着一個長久的發展過程，紙币是社會經濟制度與時代機遇碰撞的産物。

西周時，民間有一種“裡布”充當交易的媒介，顧名思義，在布上寫上年月、錢數、地址，并加蓋發行人印書，持有人便可用以購買貨物，而且還能轉讓流通。春秋戰國時期，民間又出現了一種“牛皮币”，用一張寫有買賣雙方姓名的牛皮作為支付工具，持有人可以随時向對方兌換一頭公牛。西漢時期，漢武帝下旨采用皇家苑圃的白鹿制成長寬各一尺的“白鹿皮币”，每件值40萬錢，規定諸侯朝見必須購買“白鹿皮币”襯墊玉璧，這實際是漢武帝因國庫空虛而想出的辦法，實際上它并不具有流通意義。

（疆域遼闊的唐代長途大宗貿易發達）

唐代社會經濟有了很多發展，長途大宗貿易十分發達。當時的長安城是全國的經濟中心，許多茶葉貿易商人都聚集在此，商人出售貨物後發現随身難以攜帶大量銅錢，将所獲收益運回本道也得耗費大量時間。于是，唐憲宗時期出現了名為“飛錢”的異地兌彙信用憑證，據《新唐書·食貨志》記載：“時商賈至京師, 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 以輕裝趨四方, 合券乃取之, 号‘飛錢’。”也就是說，在京城的各地富商将錢寄放在諸道（唐代行政區劃）駐京的進奏院、各軍、各使或富商家屬那裡，進奏院開出一張票券，半張給商人，半張寄回當地，隻需攜帶半張票券前往各地經商，在指點兌換地點将票券合二為一，便可取出現錢。

“飛錢”的出現便利了商人經商所得銅錢的運輸，促進了商業貿易的發展，同時它也是具有商業信用的兌換憑證。宋代的交子、會子直接濫觞于飛錢，《宋史·食貨志》就有如下記載：“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于唐之飛錢。”雖然“飛錢”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币，但是它的出現流行培育了社會的信用心理，是宋代紙币的雛形，為社會接受紙币這種具有信用的價值符号作了充分準備。

【交子的産生與發展】

唐代時有“揚一益二”的說法，其中“益”指的是益州，其治所在成都，唐代四川地區經濟比較發達，宋代繼承了晚唐以來商品經濟的發展，政府更是打破了“坊”、“市”的界限，城中各地“市人買賣于其間”，出現了夜市與早市，農村的草市也迅速發展起來，四川地區依靠發達的農業、手工業基礎，成為了全國性的商業都會，商業經濟十分活躍，北宋熙甯十年成都的商稅額排到了全國第三，由此可見一斑。商業的活躍促使商業和商品流通規模的擴大，市場中流通的貨币總量也要求急劇增加，因此四川同樣出現了“錢荒”現象。

（《清明上河圖》反映了宋代商品經濟的繁榮）

宋太祖趙匡胤滅掉盤踞在四川的後蜀政權後，将當地的銅錢全都集中解送京師以緩解中原的貨币短缺問題，又因為四川本身不是産銅地，銅錢在四川就基本消失了。于是，宋太祖下令四川地區隻能使用鐵錢，并禁止其他地區向四川流通銅錢。可是，鐵錢本身價值低廉，購買力十分低下，而且鐵錢尤為笨重，攜帶十分不便。據南宋人李攸《宋朝事實》記載：“川界用鐵錢，小錢每十貫，重六十五斤，折大錢一貫。大錢一貫重十二斤，街市買賣至三、五貫文，即難以攜持。”鐵錢一貫重達十二斤，街市小買賣都能用到三到五貫錢，價低體重的鐵錢給貿易造成了極大的不便，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交子應運而生、應時而出。

（宋代鐵錢）

“蜀民以鐵錢重, 私為券, 謂之交子, 以便貿易。”最初的交子産生于何時沒有一個确切的答案，隻知道它是由民間一些小商家私自發行的，沒有統一的形制，面額是臨時填寫的，交子持有者可以到發行商戶兌換鐵錢，商人從此不必随身攜帶鐵錢，起到了彙票或支票的作用。因交子是用楮樹皮造的綿紙制成的，它又被稱為“楮币”。由于發行交子的商戶資本不足，加之有一些不法商人挪用資金，導緻“奸弊百出，獄訟滋多。”這便是私交子的自由發行階段。

為了解決交子私自發行的弊端，宋朝官府開始出手整頓交子市場。據記載，“富民十六戶主之。”也就是經過官府批準的成都十六戶富商聯合設立交子鋪。《宋朝事實》對此有極為詳細的記載：“諸豪以時聚首,同用一色紙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鋪戶押字,各自隐密題号,朱墨間錯,以為私記,書填貫,不限多少。收入人戶見錢便給交子。無遠近行用,動及百萬。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現錢,每貫割落三十分為利。”這便是十六戶富商聯合發行私交子的階段，此時的交子用同一色紙印造，紙上印有屋木人物，還有鋪戶“密押”，擁有統一的形制，面額仍然是臨時填寫，除成都外各地還開設分鋪。

交子市場的規範化很好地促進了蜀地經濟的發展，可是好景不長，十六戶富商私自挪用交子鋪的資金用以購買房産、珠寶、田地等，交子鋪無法兌換現錢，人們在官府鬧起了“詐僞”、“争訟”，引發了交子的信用危機。官府不堪其擾，簡單粗暴地下令關閉交子鋪，停用交子，“并下令益州今後更不得似前日置交子鋪”，私交子的時代結束。

“禁行交子”後蜀地的經濟很快蕭條，轉運使張若谷和知州薛田意識到了交子的重要性，于是向皇帝上書“廢交子不複用，則貿易非便，但請官為置務，禁民私造。”宋仁宗采納了他們的建議，于天聖元年（公元1023年）設立益州交子務，壟斷交子經營，第二年以現錢36萬貫鐵錢為準備金，發行了125萬6340貫交子。這便是官交子階段。值得注意的是，私交子在很大程度上與彙票、支票的兌換功能相類似，而官交子一是有國家經濟做後盾；二是政府公文賦予它法定貨币的地位，這才表明真正意義上的紙币從此誕生。

（南宋會子）

官交子也以楮紙為原料，有了規定面額，但形制上仿私交子。宋朝政府鑒于私交子的弊端，規定了所謂的“鈔法”：一是嚴格限制官交子的發行量，北宋政府直到宋哲宗紹聖元年（1094年）以前的很長的一段時間内都以125萬6340貫為發行額度限制；二是發行前需有準備金，“大凡舊歲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缗，新舊相因。”目的是為了保證政府信用；三是官交子有一定的流通時限，官交子分界發行，以三年為一屆，界滿換新，需30文“貫頭錢”；四是官交子的使用有地域限制，最初規定僅在四川流通，後來嘗試推廣到陝西等地，最終失敗。

“鈔法”中的這些規定無疑是正确的，說明北宋政府意識到了紙币的本質，倘若不謹慎發行，定會導緻貨币體系崩潰，這實在是中國人在金融領域的一大創新，有了這些規定，官交子才得以成為能夠持續發行的真正意義上的紙币。

【交子的衰落】

倘若北宋政府能夠一直遵循早期明文規定的“鈔法”，嚴格發行官交子，紙币就能一直持續下去，更好地服務商業發展。但最終還是事與願違，明代人有過這樣一句話，“錢之弊在于僞，鈔之弊在于多”，後來北宋朝廷逐漸将發行紙币作為彌補财政赤字、籌措軍費的手段，逐漸突破“鈔法”規定的額度，超發濫發十分嚴重。

（宋仁宗）

宋仁宗慶曆七年（1047年），北宋與西夏交戰，邊境秦州兵馬糧草軍事不足，于是朝廷向益州借支幾十萬交子，這是發行交子第一次不設本金，也是第一次在四川以外流通，最終導緻“散在民間，為弊至深。”此後，英宗朝也因西夏戰事多次向益州支取不設本金的交子，這對交子的穩定造成了一定影響。宋神宗熙甯年間因财政緊張，出現了增發交子的現象。

宋哲宗時期，濫發紙币成了軍費主要來源，《宋史》記載：“紹聖以後，界率贈造，以給陝西沿邊籴買及募兵之用，少者數十萬缗，多者或至數百萬缗。”到了宋徽宗時期，北宋皇室奢靡、政治腐敗，濫發交子甚至成了政府斂财的一種手段，交子出現大幅度貶值，出現了“劣币驅逐良币”的現象，最後交子一文不值，大觀三年（1109）交子徹底不被民間認可，政府被迫廢除交子，改設“錢引”。

【國史君的總結】

交子的出現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在金融經濟領域的一大創新，是值得贊譽的。它與宋代之前的裡布、白鹿皮币、飛錢等經濟發明頗有曆史淵源，是宋代活躍的商品經濟與時代機遇相結合的産物。紙币節省了貨币成本又便于流通，促進了商業貿易的進一步發展。但是紙币的不利影響實在很大，以宋代為例子，政府壟斷交子的目的并不是為了發展商業，而是賦予紙币很多政治功能，利用濫發紙币解決财政危機、籌措軍費、充實皇帝内庫、官員斂财等，這種不遵循經濟規律的發行紙币最終導緻了交子的衰落。這一切弊端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專制制度，而紙币就像是自然經濟占主體地位的封建文明下的一個“早産兒”，實在令人可惜。

作者：池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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