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 [加]賈尼絲·格羅斯·斯坦

摘編 | 王青

今天，人們對“效率”的癡迷早已彌散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公共生活領域，各類高效工作法與時間管理工具成為都市青年囊中必備之物。譬如番茄工作法、青蛙理論、GTD工作法長期流轉于工位之間。離開了工位，進入私人領域，我們依舊無法擺脫“效率”幽靈。刷劇要倍速、做家務要聽播客，連餐廳等位也不忘快速回複幾條微信朋友圈。

現代人為何如此癡迷“效率”？在新近出版的《效率崇拜》一書中，作者賈尼絲·格羅斯·斯坦以公共教育和全民醫療保健等公共産品為切入點，為我們檢視了後工業社會中的“效率”迷思。

斯坦指出，效率的原本含義是“盡可能地利用有限的資源實現有價值的目标。”因此，效率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用來實現有目的的手段與方式。當效率本身成為目的所在，被賦予固有價值，甚至被認為是公共生活中首要目标的時候，效率崇拜就形成了。在斯坦看來，當下社會對效率的迷信不僅轉變了國家角色，也形塑了人們對選擇權及公民責任的看法。

以下内容摘編自《效率崇拜》第一章部分内容，較原文有删節修改，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效率崇拜》，[加拿大]賈尼絲·格羅斯·斯坦著，楊晉譯，三輝圖書 | 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7月。

效率崇拜：

從私人生活到公共生活

對效率的需求比比皆是。在我們的私人生活裡，公共生活中，富貴階層，赤貧社區，要求效率的聲音不絕于耳。為了确保我不是在想象中處處聽到或讀到“效率”二字，我裝備了一台嶄新的高效的電腦，裡面配備了一個更高效的全新搜索引擎，借此我在衆多廣受尊敬的已出版文獻裡搜索“效率”這個詞。1990年關于效率的索引有8527條，到了2000年，已經超過5.5萬條。由此看來，在過去10年裡關于效率的寫作增長了近700%！

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曾成立了一個專門小組評估該省高中後階段教育機構的行政運營情況。最近出台了一份報告，得出的結論是，該省的大學是加拿大大學中行政運營開支最少的。此報告認為，安大略的大學總的來說是高效率的。在哪些方面高效呢？我很納悶。它沒有就這些大學提供的教育質量給出數據，也并未發問，與行政成本相比，大學給予學生的教育該有多好，才能讓安大略的學生以及公民得出成本效益高的認知？它并未發問，在哪些方面高效？為了誰而高效？它隻看重低廉的核心行政成本，以其為固有目的，并将其定義為效率。

這種把效率視作本身固有目的的癡迷并不限于局部一隅。在與加拿大遠隔重洋的索馬裡、盧旺達、塞拉利昂和蘇丹，非政府組織（NGO）正在為數百萬流離失所、深陷暴力沖突的人們提供食物、水以及基本的醫保服務。最近對非政府組織進行的研究幾乎清一色地在呼籲他們“做事情”應該更加高效。但是一位經驗老到的加拿大觀察家挖苦說：“比什麼效率？要比福特汽車公司效率高嗎？還是要比日本交通部效率高？”在不同的人類活動圈效率顯然會有不同的含義，衡量的标準是相對的，取決于所處的環境。

紀錄片《美國工廠》（2020）

效率的量度是一個問題，更重要的問題是，在什麼方面有效率？緊急情況下的快速應對，恢複安全的供水和清潔的飲用水，搭建應急醫療帳篷，預防流行疾病，提供急需的食物，幫助飽受戰亂之苦的社區重建非政府組織能高效地完成這些任務嗎？它們中的每一項都需要各種統籌安排，需要招納各類專業人才以及調動不同種類的資源和行政支持。非政府組織在世界上最危險的一些地方承擔起了本應是政府承擔的傳統職責，如果我們想理性地評論它們的效率，必須先了解它們想完成什麼。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結合它們所面臨挑戰的難度和所制定的目标來衡量它們的行政成本。

在了解非政府組織想要完成的目标之後，我們還需要了解它們完成目标的質量是否足夠好，效率是否足夠高。如果我們隻把非政府組織的行政成本看作總耗費的一部分很多人作如是觀，我們的分析就有謬以千裡的風險。更讓人不安的是，這種效率的分析法會嚴重扭曲非政府組織的規劃安排，因為他們會被誘使着去降低行政成本，不顧當前任務的難度。事實上，降低行政成本會危及非政府組織在極度危險的環境裡安全、妥善工作的能力。不理解非政府組織更大的目标，不理解它們完成任務的好壞，僅僅發問“非政府組織有效率嗎？”這無異于截去了一部分重要的讨論内容。

如同我們可以預料的那樣，效率的話語不僅滲透了私有的和非營利的區域，也進入了公共部門。在公共領域裡，我們越發把自己視作“消費者”，我們的領袖們和我們的公共機構亦如此看待我們。作為消費者，我們期望政府和機構提供的公共服務能高效到位，期望我們的“付出能有回報”付出的可是我們自己的錢。我們同樣期望就好比市場條件下的消費者一樣能對享受到的服務表示滿意。市場的話語已逐漸延展至公共領域。

各種案例不勝枚舉。最近參議院社會事務委員會敦促工作重心從社會開支轉移到“社會投資”上來。該委員會的用詞令人印象深刻：委員會成員們盡力描述了一個社區的願景，強調社會正義對加拿大公民的重要性。然而他們非常刻意地選擇使用“社會投資”這樣的話語來宣傳大都遊離于市場之外的價值觀。該委員會的報告是以企業家的慣用語和市場的隐喻寫就的。

最近有一些對維系公民、 創建社區的社會紐帶的分析，其中不乏類似的詞彙更替。哈佛大學的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認為，公民參與，即公民們聚集在公共空間參與到公共話題裡來，是創建“社會資本”的先決條件社會資本指的是對信任和互惠的期望，這對民主政府的有效運作至關重要。同樣，此處的用語讓人大開眼界：構建社區所需的密集關系網絡成了“資本”，也就是一種可以耗盡或者可以積累，可以高效投資也可以荒廢的資源。這樣的意象作為公衆性情的度量頗有揭示意義：效率語言被用來保衛社會。不知什麼緣故，使用市場的語言比使用社會和公共空間的語言更容易被人接受。

《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意大利的公民傳統》，[美] 羅伯特·D.帕特南（Robert D. Putnam ）著，王列/賴海榕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1月。

如果說關于效率的話語随處可見在私人生活裡，在非營利的領域裡，在公共生活裡，那麼作為概念的效率使用的場景則大不相同、内涵迥異。正如前文所說，效率并非新的概念，而是可追溯到古代，那時候市場的重要性還無法與國家匹敵。理順效率在不同時代的不同含義有助于我們抓住那些仍穿插在公共讨論中的線索。我認為至少有三條重要的線索：效率在客觀角度下被視為富有生産力的機器，在主觀角度下被當作内心的滿足，以及在國家無能為力時，市場發揮效率的可能性。我們當前的效率讨論正是由這三條線索編織而成的。

辨析“效率”：

富有生産力的機器

現代效率概念的發端，正逢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精神興起和18世紀英格蘭商業活躍之時。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觀察了工廠裡的别針生産過程之後明确地使用了這個概念。别針的生産需要18道不同的工序，比如剪線、磨尖、拉直等。斯密計算過，如果由一個工人來完成所有的任務，他一天最多能完成20枚别針。然而如果把這些任務分配給不同的工人，工廠裡的每個工人平均每天能生産4800枚别針。斯密揭示了市場和勞動分工帶來的巨大效率提升：

市場的存在促成了勞動的分工，其偉大之處在于我們可以把分工做到非常細緻。一個鄉下的工匠可以是馬車工匠、房屋木匠、廣場建築工或者是一個制櫥櫃的、雕木頭的，每一件這樣的活計在城裡都可以成為單獨的生意。

斯密并未擔心個人對自我利益的追求會影響集體利益。他著書立說于工業革命早期，非常有信心通過市場的作用,即通過那隻隐形的手把個人自我利益追求和集體利益和諧地統一起來：

我們享用晚餐并非仰仗肉商、釀酒商和面包商的善意，而是仰仗他們對自我利益的考慮。我們應該關注的不是他們的人性，而是他們的自愛，與他們的交流也絕不要談及我們的生活必需，而應該談對他們的好處。

個人的邪惡成了公共的品德。個人對自我利益的追求卻能讓集體控制個人的過度欲望，提升公共利益。

亞當斯密的思想是在工業革命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可以說是對公共産品思考的分水嶺：公共産品可以通過市場裡高效的私有交換來獲取。随着工業革命和生産自動化的到來，效率完全地嵌入了公共意識以及公共話語之中。

工業革命。圖源網絡。

雖然我們把效率的概念和現代生産以及機械時代聯系起來，但它在更早的時候就已經是公共讨論的一部分了。在古希臘人眼裡，效率是政治和社會運轉的方式，而不是目的。遠在工業革命出現之前，柏拉圖已經就勞動分工提出了一個論斷，乍一看與亞當斯密的觀點非常相似：“如果每個工人都隻做适合他的工作，就能完成更多的任務，而且完成得更加出色和輕松。”不過柏拉圖在勞動分工的分析上與亞當斯密的差異性遠遠重要于他們的相同之處。在柏拉圖的理想世界裡，根據理性或者說正确思考的推斷，每個人的角色都是源自其與生俱來的個體天然差别，這些差别決定了每個人适合某種特定的任務。柏拉圖的勞動分工說指的并不是個體參與有效的交換，而是指人力資源的有效組合和使用，以期接近那理想的國度。每個公民通過扮演其在社會上最有效的角色就會變得道德高尚；理性的最高力量決定了每個個體适當的角色，當個體接受了其角色後，社會就極為接近理想中的樣子了。在柏拉圖的設想中，效率的目的就是道德：效率是政府通過理性而實現的美德，效率的目的就是美德和公正。勞動分工帶來的效率概念裡内嵌的是一個責任概念，即公民對的責任，對政治社區的責任，以及對公民的責任。效率思考與價值觀以及責任密不可分。這個概念與現代的效率崇拜反差之大，沒有哪個其他概念能與此相提并論。

三個英語單詞，“efficiency”（效率）、“effectiveness”（效益）、“efficacy”（效力）皆來源于拉丁語動詞“efficere”。這個詞包涵了效率的各個維度，并未脫離大語境而集中在單一方面。“efficere”從拉丁語翻譯過來的意思是“帶來改變，實現目的，産生效果”。隻有在現代我們才會把效益、效力和效率分開，必然的結果是我們的公共讨論變得斷裂而貧乏。

随着現代科學革命性地改變了我們對自己、對人與自然關系，以及對我們自身的可能性的觀感，效率的概念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它起始于12世紀，延續直至天文學思想勃發的16世紀，那時伽利略對時間和運動的研究為之後把人視作機器的觀點埋下了種子。這種人即機器之說與機器的發明和繁榮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系，這些機器包括機械鐘表和印刷機，有着精确度量、标準化且可更換的零部件。

機器的發展和改進拓展了人類可能性的邊界，先是要控制，而後要統治自然，并且激活了關于效率的讨論效率能提高生産力，能以同樣的成本幾乎無窮無盡地生産越來越多的産品。“隻有一種高效的速度”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他精妙的機器神話分析中如是說，“隻有一個吸引人的目的地，；隻有一個想要的尺寸，；隻有一個理性的量化目标，。”機械世界觀造就了用來描述可衡量、可量化以及可生産之物的語言。機器越發接近人類，而人類越發接近機器，結果是工業革命時期出現了新的工廠語言。漸漸地，這種語言滿溢出來，滲透到我們對自己、對工作管理的描述裡，最終滲透到對國家本身的描述中。

《技術與文明》，[美]劉易斯·芒福德著，陳允明 / 王克仁 / 李華山譯，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9年8月。

19世紀早期人體能量的研究者們認為人是超級高效的機器。德國生理學家埃德蒙·蒙克（Edmund Munk）認為“人體馬達”與其他機器相比是“最完整的力學機器”；其他機器熱能轉化為動力時消耗達90%，而人體在做功時隻使用了40%的化學物質。這些19世紀的生理學家指出，在“最省力法則”人體能量轉換的内部節約原理的作用下，人體能夠達到極高的效率。

在法蘭西學院（College de France）工作的奧古斯特·肖沃（Auguste Chauveau）仔細研究了人體肌肉的工作機制，研究出生理學的“最省力法則”。他認為，收縮的肌肉擁有“肌肉特殊的、絕對完美的彈性……适用于肌肉做功所期望的功能性目标的結果”。肌肉做功的節約性暗含着效率原則，這使得“人體馬達”總是能選擇“最節約的過程”。這些人體能量的早期生理學研究使用的語言和意象讓人印象深刻。人體宛如一台機器，一個人體馬達，但是比人類制造的任何機器都更為高效。這些19世紀的生理學家告訴我們，在我們的人體内有一個轉換能量為做功的高效系統。效率并非外部強加而來，并非異類。我們的效率是固有的、天生的、非凡的。效率是我們的屬性；從“我們的屬性”到“我們的身份”，這是自然的進階。

一旦我們開始把人類視作天然高效的機器，就離管理科學當代社會發展的中心環節不遠了。科學化管理的根源可以上溯到19世紀機械工程師們進行的數學和技術運算。工業革命時期熱力機器重要性的日益凸顯賦予效率研究以精确性。工程師開始用“效率”這個詞來表述機器産生的無用能量與有用能量比。他們借用早期的物理學法則，把“有用”這個詞引入了描述效率的詞彙裡。“有用性”這個概念裡内嵌的是一種價值判斷。

與這些早期的機器效率研究并行的是對人體機器的分析。研究人體馬達工作效率的生理學家開始了對時間和運動的闡析。他們通過計算每個單位功所需的能量和時間，把功分解成可衡量的最小單位。雖說他們的計算早已過時，但個中原則對今天研究時間管理和生産力的學生而言并不陌生。

工業場所的科學管理帶來了新的福音，20世紀伊始時，宣揚這份福音的最著名的講道者是弗雷德裡克·溫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他站在廠房裡，手裡拿着紙和時鐘，觀察着工人們，心中笃信每個工人的每個行為都能被歸納為一個機械原理，然後可以提高效率。泰勒認為，更大程度地“保留”人的精力，可以讓一個工廠或公司的産出最大化。所有的工作都可以更富成效，勞動的成果也可以分享，這樣雇主和工人的利益就會趨于一緻。卓别林曾在他的經典電影《摩登時代》裡入木三分地諷刺了裝配生産線以及工人們受到的壓榨。

電影《摩登時代》。

生産力是當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岩。生産力高的經濟體可以為它們的國民增加、創造财富。比如，在加拿大我們就三番五次被告知我們的生産力比南邊那個鄰居更低，如若我們想維持現有的生活水平，就必須提高生産力。但是生産力的含義到底是什麼呢？研究人體能量的生理學家們肯定會覺得這個問題不難回答。

我們對生産力的思考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不過這兩方面都是基于同樣的原理。當某個有用的産出一蒲式耳大麥、一台計算機、一個大學學位通過降低投入而實現時，生産力就提高了。比方說，如果我們采取成本比教師薪酬更低的遠程學習技術，為同等數目的大學生提供與先前同樣的教育，使用的教師數量卻更少，那麼大學的生産力就得到了提高。你可能注意到了考量生産力時使用的關鍵詞“同樣”。理所當然的，要理解“同樣”的含義，而且要對質量進行衡量，這是個隐蔽的卻又極為重要的挑戰。

如果同樣的投入能帶來更大數量的有用産出，生産力也得到了提升。同樣成本、同樣大小的教師團隊若能為越來越多的學生提供同等質量的教育，其生産力也改進了。同樣預算的醫院若能治療更大數目的病人，而且效益等同于治療小數目的病人，生産力同樣提高了。還請注意效益與生産效率的内在關聯如果我們不先理解效益就無法理解效率。當人們更充分地使用手裡的資源，包括他們的時間，在保證質量的同時提高了工作成果的數量，就提高了生産力。

管理科學考察的是人們怎樣利用現有資源，或是多種資源的不同組合，以實現工作成果的增加。時間—運動研究，工作空間的重組，責任的重新分配這些都是在研究現有資源的使用，以确定提高生産力的方法。一個多世紀前開始研究人體能量的生理學家們做的也是同樣的事情。比如他們就飲食和營養在提高勞動生産力時發揮怎樣的作用而進行辯論。他們發問，哪種飲食讓工人表現最佳？德國生理學家們的注意力指向了工人飲食中蛋白質的匮乏，他們想知道英國工人含肉和小麥粉面包的飲食是否可以用來解釋他們卓越的生産力。這個争議最終導緻了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著名的“面包與土豆” 辯論，當時生理學家們通過計算，得出結論：碳水化合物的飲食應包含大約70%的面包和30%的土豆和蔬菜。他們懷疑，提高面包在飲食中的比重能提高工人的生産力。現代管理傳統與這個早期的研究在思想上可謂一脈相承。

生産力概念的發展與效率分開進行，但又緊密相連。比方說，我們可以通過吃更多的食物提高生産力。生産力上去了，卻并不意味着效率就一定會增長。生産效率更為苛求：它要求投入的成本在這個例子裡指的是生産更多産品的工人們的飲食保持不變，不過各種投入的混合方式可以改變。如果要保持效率，面包的花費不會比土豆高。或者在一個更為嚴酷的世界裡，生産效率要求生産保持不變，但是工人飲食的成本要降下去。在加拿大，過去1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我們都在要求衛生保健部門在提供同等數量的醫保服務時削減餐飲成本。

生産效率分析有賴于對完成某一單位生産任務所需資源的成本進行量化、測量以及比較的能力，還有對所完成工作任務的量和質進行測量和評價的能力。測量的任務要求很高，不過如果市場定價可以當作這些複雜的測定手段的替代物的話，測量的任務是可以操作的。價格的比較很容易：我們知道一條面包和一蒲式耳土豆的價格，就能輕易比較其成本。生産效率分析往往會忽略許多未能預期的後果，包括生産的過程以及産出的商品和服務。盡管如此，在生産市場所需的私有産品時，這種評價既可行又能反映問題。當我們将生産效率的概念應用在公共産品上時比如醫保、教育、安全的水、良好的政府就會發現，此處的挑戰相當艱巨。如何測量和比較柏拉圖式高尚居民或者其公正的政府的産出？這恰恰是20世紀初的改革者們奮力嘗試解決的問題。

如果效率的概念可以應用于人體機器、工業機器以及工業工人，那麼從邏輯上看自然也可以拓展應用在政府上。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美國，地方政府的腐敗和無能讓改革者們大傷腦筋。在教育領域，市政廳政治控制了學校管理者的人選，用于支付給學校建設及教師的資金則是當地政府政治派系角逐纏鬥的目标。黨派政治以及“首腦控制”控制了教育、市政服務以及城市居民所需的其他所有地方公共産品的議事日程。被這些腐敗現象震驚了的改革者們認為，地方政府的無能和失敗是黨派鬥争和機器政治的結果，是錯誤踐行民主的結果。他們提出的口号是要求一個高效的政府。可别以為我們當前公共生活中語言的市場化是個新鮮事物，或者認為效率語言是最近才提出來的，市場術語在公共領域的使用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存在了。

在效率的名義下，改革者們要求由一個獨立的、無黨派的、擇優選用的機構提供市政服務。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曾提出政治和行政之間應該泾渭分明：雖然當選官員理應在一個民主社會做出重要的政治決定，但是公共産品的供給卻應由專業的行政人員管理。在美國有五十多個城市成立了市政研究局有些是私有的，有些是準公共性的。于1907年創建紐約市政研究局的威廉·艾倫（William Allen）曾驚恐地抱怨：“幾乎無一例外，所謂的改革政府都強調美德而不是效率！”可想而知，如果柏拉圖地下有知，會如何看待這句怨言。艾倫的研究團隊會站在路邊，觀察市政職員們填補街上的凹坑以及設計改善效率的方法。更切題的是，該局的職員們有先見之明地把效率視作責任的必備前提。我們随後會看到，他們沒有認識到效率與責任相遇的那片土壤地形的複雜性。

威廉·艾倫

改革者們認為，民主政治需要的不僅是對社會目标的積極回應，更需要用最有效的方法去實現那些目标，即設立擇優選用和理性行政管理的機構。改革者們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羅斯福新政期間湧現了許多專業的、擇優選用的機構，它們改變了美國和其他地方公共産品的提供方式。效率的援用是為了躲避政治，為了使基本公共産品服務去政治化。在擇優選用的機構裡，理性和效率并行。換句話說，公共服務領域已經成為理性和效率的常駐之地，與天生腐敗、低效率、非理性的政治世界隔絕。效率和理性超脫政治之外，這隻有依照最高的行政管理标準才能實現。世界各地的政府今天能夠為它們的公民提供公共産品，其中很多項目的開發和執行到位，都歸功于這樣的行政管理理念。公共産品服務一大創新就是正式預算程序和績效制度的引入，這是在公共市場創立之前國家發生的最重要的變革公共市場則是如今後工業國家裡正如火如荼進行的革命。

這其中的諷刺意味對于我們中間一部分人而言是不難感受到的，他們生活在21世紀晨光熹微的年代，正是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法理型高效政府實驗實施百年之後。著書于20世紀早期的偉大的社會學家韋伯，認為國家與其他所有機構迥然不同，因為它的威壓是合乎法制的。在他提出的三種理想類型之一即法理型國家裡，合法性要通過法律制度以及官僚制度才能發揮作用後者的中心目标就是提供自上而下、理性高效、制度統轄的管理方式。“官僚制度”這個詞居然與理性和效率發生聯系，這在我們這些後工業時代的人聽來，就變得如劉易斯·卡羅爾（Lewis Carroll）在《愛麗絲夢遊仙境》裡所說，越來越古怪了。

我們當今的讨論已經背道而馳。當代的改革者們指責說，公共領域因其與充滿競争力的市場領域隔絕，而且不受生産效率壓力的掣肘，已經成了滋生低效率和非理性的溫床。同樣的公共領域官僚機構現在已經成為公共産品高效服務的障礙，而不是解決方案。改革者們認為，真正的解決方案不是政治，不是被特殊利益挾持的或者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官僚機構，而是允許公民們自由追求個人利益的市場。效率之軸從其外在客觀标準那裡脫離開來，開始轉向作為消費者的公民們的内在滿足感。

理性的“傻瓜”：

從内在滿足到理性選擇

市場是一個社會系統，在市場中的個體通過與他人交換隻要這種交換符合雙方利益來追求個人利益。比如說，我喜歡冰激淩，但手裡隻有蘋果，而你有一品脫冰激淩卻喜歡蘋果，我們就可以交換，而且彼此都會更加開心。蘋果也許對我來說更好一些，可我真的喜歡冰激淩，這點才是真正重要的。在一個市場裡，人們根據自己的定義方式追求着個人利益，用的是内在的标準，而不是外在的。理性的個體增加他們的福利時就會做出高效的選擇。所有市場模型的中心理念在于，能做出理性選擇的人們之間自願進行交換，這是實現效率的最佳途徑。令人驚訝的是，我們發現早期的個人利益計算是在希臘哲學家們那裡發展起來的，彼時的市場栖身于國家的陰影裡，而個人利益計算很少涉及交換或商業價值。希臘人享樂主義的演算是邊沁式功利主義幸福考量的前身。

18世紀和19世紀的功利主義者們在筆下借用了享樂主義的演算對柏拉圖進行撻伐。他們認為政治的中心是利益、快樂和福利，而非柏拉圖所說的，福利的中心是品德。傑裡米·邊沁（Jeremy Bentham）指出，自然以及理性的行為皆由愉悅和痛苦決定。人們總是想着把快樂最大化，把痛苦最小化。這是用效用來替代快樂和痛苦的一小步。後來功利主義者們的觀點進一步發展，任何給人帶來滿足的目标都包含在内。效率開始向内部轉移，對價值緘口不語，對目标保持中立，對方式卻滔滔不絕。它對價值緘口不語是因為重要的是我認定什麼有價值，而不是什麼對我有利；它對目标保持中立是因為重要的在于我的滿足感是否增強了，而不在于要達到什麼目标；它對方式滔滔不絕是因為在給定價值和目标的情況下，我能否做出高效率的選擇，這才是唯一能夠評價的。随着話語的轉向，我們來到了現代。

傑裡米·邊沁

作為效用性或滿意度最大化的效率與用來描述生産力增長的效率迥然不同，但兩者在公共話語中經常被混為一談。生産效率需要某些外在的标準如工人們平均每天能生産多少個别針，而功利主義的論斷依靠的是内在标準滿意度、效用性。也許在我們提高生産效率的同時卻大幅度削減了效用。舉個例子，以同樣的成本我們可以比10年前燃燒更多的煤炭以産生更多的能源，但是因此而來的霧霾籠罩使得鄉村的樂趣大幅降低，如果對我們而言鄉村的樂趣比生産力提高更為重要，那麼效用就被削減了。如此一來，生産效率的增加就是低效率的。用個人利益追求定義的效率概念比經濟學家們用來解釋經濟增長的“生産效率”要寬泛得多。兩者根本無法對等。

這種效用性最大化的概念嬗變為當代的理性選擇概念。用以主宰當今人類行為分析的至高設想是，個體有偏好并且一般會做出理性、高效的選擇以使這些偏好最大化可以方便地把它們歸納為效用。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如果我度假時必須在兩個酒店之間選擇一個入住，我會對我的偏好進行衡量，比較每個酒店可能的成本和優勢，然後理性地選擇那個最有可能最大化我的滿意度的酒店。即便實際上我們很少有人會這樣做出決定（确實大部分人不會），但這個理性決策制定者的形象已然矗立在市場動力學的核心位置，而且也會逐步地進入我們對公共選擇進行分析的中心地帶。

事實上，現代對理性的思考已經縮小到對理性選擇或曰效率的思考。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尖銳地指出，理性選擇模式把人塑造成為“理性的傻瓜”，他們無法在價值觀、利益、情感和承諾之間進行甄别。從柏拉圖到笛卡兒，沒有人會承認這種理性的形象。換言之，效率的令狀已擴大至能納入理性的地步。

《超越功利主義》，[印度]阿瑪蒂亞·森/[美]威廉姆斯著，梁捷 / 趙亞奎 / 王軍偉 / 李華芳 / 劉雲雁 / 李晉 / 黃雄譯，複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11月。

理性高效選擇的概念已經從個體公民遷移到市場裡的消費者，再到國家的領導層。無論主題是預防一場核戰争還是一次惡劣的種族暴力，學者們都會使用理性高效選擇的概念來解釋領導者們做出的決定。

如果每個個體都把自己的效用性考慮最大化，社會會變成怎樣？邊沁的思考直接從個體轉向集體我們後面會發現這樣做會帶來很大的難題，他把幸福描述成政治之不合格目标。邊沁指出：“這個原則表明，對所有那些利益攸關的人而言，他們最大的幸福就是人類行為正确而且合适的目的，或者說是唯一正确、合适以及放之四海皆準的目的，這裡指的是所有情況下的人類行為，尤其指行使政府權力的某個官員或者是一系列官員的行為。”對政府的評判可以通過其産出幸福的能力，或者說能否讓數量最多的人群将快樂最大化，将痛苦最小化。邊沁的結論是，衡量一個好政府的标準在于“其增加共同體幸福的傾向是否大于其削減共同體幸福的傾向”。

與之前發揚亞當斯密思想的前輩們不同，邊沁對自由市場為最大數量的人群最大化幸福的能力表示擔憂。他承認極端的不平等會抑制幸福的最大化，因為富人從收入的某一幅度增長中獲得的愉悅增長遠低于窮人們的體驗。邊沁提出了時至今日非常著名的邊際效用遞減說：食用油價格降低當然是通過生産效率得以實現的 的意義對于一個住在最窮困街區的開羅人而言遠遠大于一個住在吉薩的富商。邊沁切中的是效率概念中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隻有不再可能通過降低某一個人的滿意度來提高另一人的滿意度時才能實現集體效率。邊沁所提的外部标準到内部标準以及個人到集體的轉換的觀點在當代效率思考中仍占據中心地位。對個體滿意度的強調賦予個體以能力，而第二點個人效用最大化到集體效用最大化的轉換難度非常大，而且充滿悖論。此類悖論之經典案例就是選舉。

除非我在選舉這件事上獲得了滿足，不然的話要我耗費資源去選舉站就變得毫無意義了，因為我的選票是不可能影響選舉結果的除非我在2000年11月的時候居住在佛羅裡達州。如果我還得翹班去選舉站的話，選舉就更不可能增加我的生産力。悖論在于，如果所有的選民在效率計算時都這麼想，那就不會有人投票，民主選舉也會消失。個體有效的以及理性的決定往往會導緻集體非理性的結果。我倒可以通過精确計算知道有足夠多關心選舉的加拿大人他們珍視民主以及投票權的行使會去投票站。我待在家裡也很笃定，民主能在加拿大存活，我的計算會是對的，我可以樂得輕松。

讀者諸君會注意到，如果我重視投票行為本身的話，這些悖論就會消失。還記得嗎？如果被用作内在标準的話，效率會對價值保持緘口不語，對目标保持中立。當效率話語影響了公共讨論時，個體對個人利益的理性追求和集體高效率結果之間的差距會導緻公共産品服務出現周期性的嚴重問題。私有的利益會産生社會成本我待在家裡不參加選舉，而社會利益則往往要求私人做出犧牲我要繳納更高額的稅，這樣我們當地的湖泊才能得到清理，恢複生機。這些“集體行為”的問題隻有通過行使公共權力才能解決有時候甚至隻是得到控制而已。

功利主義者們在談及普遍的個人利益追求時提出的不僅是經濟方面的論斷，也是一種政治上的訴求。我們當代人可能會覺得奇怪，那些功利主義者們居然是激進分子，而且許多人有積極推動變革的政治計劃。麥吉爾大學的阿克賽爾·範·登·伯格（Axel van den Berg）有如下精彩評述：

今天的我們幾乎不可能想象得到對有些人而言尤為如此，他們眼中的世界分裂成窮苦大衆和公司剝削者兩方曾幾何時“自由”市場的信條也具有如此深刻的屬性。但确實如此，而且是刻意為之。在一個自我約束的市場裡，隻要覺得合适，人們就可以自由地追求個人利益，毫無被教會或國家幹涉之虞……這個理想本來就準備讓人理解為一個顯著的的信條。

斯密和邊沁提出的普遍個人利益和效用最大化的概念在過去是在現在仍是非常激進的。這些概念的初衷就是颠覆當權派的政治威權。有很多思想家，從亞當斯密和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到當代對國家的批評者，都把個人利益追求看作遏制那些追求榮耀和光輝的君主、貴族和宗教權力最有希望的手段。伴随着個人利益的追求滋生了“自由的”市場，偉大的政治經濟學家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指出，這是“能抑制統治者們的獨斷專行和過度權力遊戲”唯一可靠的辦法。有些人（比如亞當·斯密）認為留給政府的空間極小，而功利主義者們（比如傑裡米·邊沁）則在推動改革的過程中對控制政府的“無生産力”的傳統精英階層進行攻讦。由此開始了一段輕聲哼唱的副歌，到了我們的時代這段旋律竟然發展到令人崇拜的高度：效率成了攻擊公共産品提供方即政府的暗語。

功利主義者的政治意圖還有一個元素，在我們當代人聽來也是一個不成調的音符。如果所有個體都有能力追求個人利益，那麼所有的利益天然都是公平的。政治曆史學家斯蒂芬·霍姆斯（Steven Holmes）睿智地指出：“隻有少數人擁有繼承得來的特權，但每個人都有利益……所有個體都受個人利益驅動的說法其實就是讓普通人的地位普遍化。”任一個體的利益本身不比任何其他個體的利益在道德上或者政治上更為優越。

功利主義者的這個計劃賦予了個體更大的力量，而且對人類的能力高度樂觀。普遍性個人利益追求的概念基于這樣一種觀點：倘若能獲得所需信息，個體就有能力做出理性的或者是高效的選擇，或者說，我們最清楚什麼對我們自己最有益。我知道在漫長的一天結束的時候，冰激淩比蘋果更好。這種對自我認知的假定顯然是論證人類自由、個體責任以及人類媒介與選擇的有力論據：它不僅能論證效率，也能論證效力。

無論個體作為個人利益驅使者的概念有多大局限性，也無論這個概念有多少缺漏，它确确實實産生了一種強大的樂觀意識和能力意識。個體有能力代表自己以及代表他們所在的社區采取行動，這是一個民主社會最重要的條件之一。我們需要這種樂觀與自信，我們能在公共産品這個問題上做出該有的判斷和選擇。作為公民，我們必須有效力意識。

原作者 | [加]賈尼絲·格羅斯·斯坦

摘編 | 王青

編輯｜張婷

導語校對｜危卓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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