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焯、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鋐并稱為康熙年間“帖學四大家”。我們今天就來看看，這四位大家的書法作品，如何再現一個康熙時代的書壇文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那個時代，對書法時風轉變所産生的重要影響。

何焯

義門先生

何焯（1661-1722），字潤千，因早年喪母，改字屺瞻，晚号茶仙；崇明人，為官後遷居長洲(蘇州)。先世曾以“義門”旌，學者稱義門先生。

何焯少時鈍拙，14歲後方發奮攻讀，學問大進。焯于考據學頗有造詣，年輕時先後拜吳縣邵彌、安溪李光地為師，又與太原閻若璩為友，寓居閻家，與閻通宵切磋議論。焯治學嚴謹，藏書數萬卷，凡四部九流，直到雜說小學，無不一一探索考證，辨明真僞，疏清源流，各作題識。對書坊出版書籍的錯誤、缺漏，字體的正寫、俗寫，也逐一分辨訂正。焯校定兩《漢書》、《三國志》，凡議論人物，必究其家世，明其表裡；議論事情，必曉其始末，盡其變化；指點時政，必根據國勢民俗，析其利弊。

焯25歲時以拔貢生進京城，被尚書徐乾學、祭酒翁叔元收為門生。焯秉性耿直，遇事直言辯正，因而常遭妒忌和中傷，徐乾學也對他漸生惡感。焯便上書徐，更求削去門生名義。從此，六次應考被排擠。1702年(清康熙四十一年)，皇帝南巡，訪覓逸賢，經宰相李光生推薦，通過考試，被安排在南書房供職，賜為舉人。次年，參加禮部考試，末取，賜為進士，又選為庶吉士。後于親王府當侍讀，兼任武英殿纂修。

不久，受人誣陷被囚，家藏書籍被抄。朝廷派人未見任何犯上之語，相反卻發現了焯退還吳縣知縣贈送金錢的信稿，終于發還書籍，僅免其官職，仍在武英殿工作，并表彰他清正廉潔。焯身陷囹圄時，身帶着鐐铐，仍在朗讀《易經》。

▲何焯楷書《桃花園詩軸》，

紙本，楷書，縱60.4厘米，橫33.8厘米。

軸書桃花源詩一首。自題“臨湜庵老師法”，湜庵即王遵訓，順治年間進士，康熙間官禦史。

此軸書法結體工謹端秀，筆力勁健，布局舒展明朗，深得歐陽詢意韻。近人馬宗霍曾雲：“義門日事點勘，故小真，行書不習而工，較之習而工者為雅。”此作反映出何焯日事點勘抄寫所積累的深厚書法功力。

何焯于62歲時去世。死後雍正皇帝下诏，複其原官。破例贈予侍讀學士，并賞賜金錢，給予立傳，回鄉治喪，令地方從優撫恤後代。何焯一生輕資财，重情義，他将财産讓給弟兄，并經常接濟貧困的親戚朋友，對有才學而家境貧窮的學生則供其食宿，有記載的即達400人。生平著有《詩古文集》、《語古齋識小錄》、《道古錄》、《義門讀書記》、《義門先生文集十二卷》、《義門題跋一卷》等。

何焯博覽群籍，長於考訂。校勘古碑版最精。喜臨摹晉、唐法帖，所作真、行書，并入能品。時人以為可與晉唐書法家媲美，與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鋐并稱為康熙間四大家。曾受命為康熙皇帝寫《四書集注》，刻成木版藏于宮内。宮内書籍則大多由焯校勘。雍正皇帝接位前曾囑焯寫《困學記聞》的注解。

▲何焯老杜詩一篇 立軸

▲何焯書法 扇面

▲何焯五律詩軸

笪重光

藝術之道

笪重光（1623-1692），清朝書畫家，字在辛，号江上外史，自稱郁岡掃葉道人，晚年居茅山學道改名傳光、蟾光，亦署逸光，号奉真、始青道人，江蘇省句容人。一江蘇丹徒人作。順治九年(1652)進士，官禦史。以劾明珠去官。工書善畫，與姜宸英、汪士鋐、何焯稱四大家。

“坐深春氣暖，清音多古言。”

乾隆年間，揚州畫家汪士慎贈給來訪的京口畫家蔡嘉這樣的詩句。它蘊含着一個史實：自古以來，維系瓜洲與京口的，從來就不隻是一葉扁舟，千百年孕育生成的禮樂風儀，早已将這一地域熏拂、灌溉成了一個關聯、互動的人文之所，培養出一代代作為傳統人文細胞的名人佳作。笪重光當是其中典型的一例，雖然他一度處身于被曆史忽略的狀态。

精古文辭，康熙十一年(1672)嘗作《仿元人山水》軸，著錄于《虛齋名畫錄》。傳世作品有順治十七年作《松溪清話圖》，圖錄于《神州國光集》；康熙二十五年(1686)作《柳陰釣船圖》軸，藏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著有《書筏》、《畫筌》，王翚恽壽平作評注。其人在當時不僅為四大書畫家之一，而且有“官禦史，有直名”之譽稱。風骨棱棱，雖權貴亦憚之。書、畫名重一時，書法蘇米，筆意超逸，與姜西溟（宸英）、汪退谷（士鋐）、何義門（焯）齊名，稱四大家。最為王文治所稱服。山水得南徐氣象，其高情逸趣，橫溢毫端。兼寫蘭竹，精鑒賞。恽壽平、王翚嘗主其家。着有書筏、畫筌，曲盡精微，有裨後學。卒年七十。

▲笪重光小楷《嘉州集》

按照《笪重光傳》之作者、丹陽籍學者唐邦治的考述，笪氏高祖以降，皆依族姓籍于丹徒，惟笪重光以句容籍入仕，故稱句容人。重光字在辛，号江上外史；退官後又名蟾光、逸光、郁風居士等，作書畫偶署逸叟、江上逸史。據稱，重光年少時即顯非凡氣宇，走讀焦山僧舍而拔萃于同侪，為補博士弟子；順治九年（１６５２年）舉壬辰進士榜，官觀政刑部，從禦史之職。１６５５年，受命江西，因彈劾貪吏李嘉猷，遭禍中讒，終于１６５７年被削籍放歸，早早結束了煙雲過眼般的短暫仕途。

這對人生半途中的笪重光而言，恰恰是一個塞翁之失，冥冥中他開啟了人生造就的另一番景象。一身輕松的他，從此肆意于遊覽而随心所适，于茅山之麓訪道問仙；并築松子閣、笑齋、鵝池館，呼友喚朋，日以筆墨、雅韻為志趣；北固、焦山雖微，亦足已令其亮高風，發豪吟，而于有意無意之間，實現了人生的得意，在藝術中悟“道”，于“道”的發微中求藝。對此，其友人冷秋江有詩贊：“伫看丹術就，日見墨池深”。康熙壬子之秋，他攜友恽南田、王石谷，泛舟毗陵之水，低吟高唱，潑墨揮毫。南田詩紀其盛，并稱重光之作品神合雲林（倪瓒），睨傲癡翁（黃公望）。

▲笪重光草書五言詩扇面

事實上，笪氏的藝術發展也依托于這樣一種地方文化，北宋的米芾曾經是京口文人藝術一個深刻的潛台詞，因為京口人士信念這樣一段史話，曰：中年的米芾曾經臨幸此地，而“樂南徐（京口）山川風土之美，因家焉”。這是一個莫大的鼓舞，他“激發了京江人士對地域風物的無限自豪”（趙力語）。在如此時态語境中，這就自然而貼切地解釋了笪氏書畫作品為何多顯出對米氏藝境的祖述與漫延。有一種觀點以為，笪氏一度的被冷落，是因其未能順合稱雄一世的董（其昌）氏藝術之大流。

但筆者私見，真正應予強調的，是後來居強的笪氏晚輩鄉人王文治，他對重光的傾力宣揚，對笪氏藝術價值的再現重生是功不可沒的；他一再稱頌：“吾鄉笪江上先生書格超妙……飄然有淩雲之氣。國朝善書之家如先生者未可數觏見也”；“江上書上至章草下至蘇米，靡所不習，恨不能确然指其得筆之淵源。然其遊絲袅空，蕭然自得之處，無所秉承不能獨造也”（《快雨堂題跋》）。所論未免玄誇，但也無妨人們去領其妙悟。

▲笪重光書劄

于議論的領域，重光亦有不俗的傳授，他金針度人，以實踐理性的感悟寫下了《書筏》、《畫簽》二著。得其大要，皆以老子“道”的精華為綱目，強調書畫本體在“道”的辨證中所應具有的表現，他将黑白、虛實、清渾、順逆、起落、伸屈、呼應、轉折等一系列對立的範疇，對應到藝術的手段與詞彙中加以擴傳，而循循善誘乎讀者去作超越凡塵，突破常形的奇思妙想。因而筆者認為，笪氏的藝術與理念依然是企圖在有形與有限中，拓展與弘揚自由的人生、印象的藝術以及實踐的精神。（薛翔）

姜宸英

楷法正宗

姜宸英（1628-1699），明末清初書法家、史學家。字西溟，号湛園，又号葦間，浙江慈溪人。

康熙十九年(1680)以布衣薦修明史，分撰刑法志，記述明三百年間诏獄、廷杖、立枷、東西廠衛之害。又參與修纂《大清一統志》。在京因得罪大學士明珠受冷遇。曾撰《張使君提調陝西鄉試闱政記》。康熙三十六年（1697）探花，授編修，年已七十。康熙三十八年（1699），任副主考官，是科發榜後，物議沸騰，當時落第士子戲稱：“老姜全無辣味，小李大有甜頭。”

因科場案牽連，十一月丁酉（初三日），被江南道禦史鹿祐彈劾，姜宸英與李蟠入獄，宸英飲藥自盡，死於獄中。死前自拟挽聯：“這回算吃虧受罪，隻因入了孔氏牢門，坐冷闆凳，作老猢狲，隻說是限期弗滿，竟挨到頭童齒豁，兩袖俱空，書呆子何足算也；此去卻喜地歡天，必須假得孟婆村道，賞劍樹花，觀刀山瀑，方可稱眼界别開，和這些酒鬼詩魔，一堂常聚，南面王以加之耳。”不久康熙得知浙江甯波考生姚觀确有文才，下旨釋放姜宸英，追回被充軍的李蟠。康熙得知宸英已於獄中自盡，痛惜咨嗟不已。

▲姜宸英《小楷洛神賦冊》，紙本，縱24.7cm，橫28.8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此冊小楷書錄漢曹植《洛神賦》，末款“姜宸英書”。钤“姜宸英印”、“西溟”印，引首钤“畦風閣”印。冊後附清末黃易題跋一段。據跋稱，此冊為清末李鴻裔所藏，并見示于黃易，因題于後。

此冊無具體書寫時間，但從書風推測，當為姜氏晚年所書。姜宸英作為清初康熙時四大書家之一，晚年尤長于小楷，此冊書法風格秀勁，取法于唐代虞、褚、歐諸家，兼融漢魏之意，正如黃易所評“詢為楷法正宗，不可多得也。”

姜宸英有文名，輿朱彜尊、嚴繩孫合稱“三布衣”，曾參與修纂《明史》，史稱為文“姜宸英行書詩軸宏博雅健，但叙事稍差”。擅書法，與笪重光、汪士鑒、何焯并稱為“康熙四家”，為清代帖學的代表人物。宗米芾、董其昌，書法以摹古為本，融合各家之長，七十歲後作小楷頗精。山水筆墨遒勁，氣味幽雅。楷法虞、褚、歐陽，以小楷為第一。

惟其書拘謹少變化。包世臣稱其行書能品上。楊賓《大瓢偶筆》評曰：“西溟少時學米（芾）、董（其昌）書有名，至戊辰後，方用第四指學晉人書，丁醜後方用大指，專工小楷，是時年已七十矣。使其少時即知筆法，力學至老，豈非豐勞功後一人哉？”。《頻羅庵論書》言：韋間先生每臨帖多佳，能以自家性情，合古人神理，不似而似，所以妙也。亦兼精鑒，名重一時。家藏籣亭石刻，至今揚本稱姜氏蘭亭。

▲姜宸英 臨《王聖教序》 冊頁(15開選3)

汪士鋐

由帖轉碑之先聲

汪士鋐（1658-1723），字文升，号退谷，又号秋泉，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會元，官中允。書法與姜西溟（宸英）稱姜汪。﹝姜宸英﹞得執筆法，書絕瘦硬颉颃張照，諸子莫及。曾題沈凡民印譜自謂初學停雲館麻姑仙壇、陰符經，友人譏為木闆黃庭，因一變學趙得其弱，﹝趙孟頫﹞再變學褚得其瘦。﹝褚遂良﹞晚年尚慕篆、隸，時懸陽冰顔家廟碑額于壁間，﹝李陽冰﹞觀玩摹拟而歲月遲暮，精進無幾。其書能大而不能小，然有奇勢，縱橫自放，而分間布白，無分寸失。名公卿碑版多出其手。著瘗鶴銘考、秋泉居士集、全秦藝文志。卒年六十六。

▲汪士鋐尺牍

從《汪士鋐手劄》看清初崇董書風之漸變

清代前期書壇崇尚董其昌書風的主要原因是，康熙帝愛好董書。科舉殿試是由皇帝主考，能寫一手皇帝喜歡的書體，在閱卷時的确能占有優勢。康熙三十六年（1697）汪士鋐、姜宸英同中進士的那一科當屬典型案例，姜宸英久困山林，以“江南布衣”聞名，屢試不中，當時已經七十高齡，擅書法，與汪士鋐齊名，時稱“姜汪”。姜氏因康熙帝識其書法風格而被特擢一甲第三名（探花）。而汪士鋐舉一甲第一名（狀元），此科狀元、探花皆當時書壇名家，學董高手，一時傳為美談，并将清初崇董書風推向極緻。

▲汪士鋐《東坡評語》軸，紙本，行書，縱91cm，橫50.9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釋文：餘谪居黃州，唐林夫以書遺予，雲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為我略評之，而次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右東坡書唐氏六家書後，汪士鋐。下钤“汪士鋐印”、“退谷”印2方，引首钤“秋泉”印。無鑒藏印。

包世臣還将汪士鋐書列入“佳品上”。其實汪士鋐的書法師承并非董其昌一家，學董隻是受到時風左右。在題《沈凡民印譜》中汪氏自述其學書曆程雲：“初學《停雲館》《麻姑仙壇》《陰符經》。入都後，友人陶子師譏為木闆《黃庭》，因一變學趙，得其弱；再變學褚，得其瘦。晚年尚慕篆、隸，時懸陽冰《顔家廟碑》額於壁間，觀玩摹拟。”作為帖派嫡系的汪氏，晚年卻尚慕篆、隸，書法觀念開始逐漸轉向碑派，在董風彌漫的當時确屬難得的新聲。

▲汪士鋐 《節臨蘭亭序》立軸（1713年作）

再從汪士鋐的學術背景來看，這一轉變并非偶然。汪氏生平著述甚富，尤勤于考古，曾著《瘗鶴銘考》。《鶴銘》刻于江蘇鎮江焦山西麓崖壁，其書被譽為“神仙之迹”。因以幹支紀年且撰書人僅具字号，故其作者與镌刻年代曆來衆說紛纭，大要在晉唐之間，而以南朝梁說較為通行。此銘嘗崩入江中，人鮮有知者。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冬，原蘇州知府陳鵬年與汪士鋐等命工起殘石于江中，剔垢得銘文八十六字，其中九字殘缺。殘石經綴合複位，于焦山定慧寺大殿左側建亭儲之。汪氏所著《瘗鶴銘考》即以鵬年所出石本為圖，列諸卷首，備采昔人之論，并引張弨《瘗鶴銘辨》折衷之，搜羅彙考頗稱詳盡。碑派書法經典--《鶴銘》的早期研究著作竟出自一位帖派楷模之手，正說明清初書法由帖學轉入碑學之過程是漸變而非劇變。

▲汪士鋐 書法 立軸 水墨絹本

今上海圖書館舉辦明清名家手稿展覽，出示館藏《汪士鋐緻勉齋書劄》一通，内容涉及借閱《鶴銘》善本之事。其後有張廷濟跋語：“陳滄洲（鵬年）太守出《鶴銘》于水，退谷（汪士鋐）同襄其事，此劄蓋在是時。”此劄書法雖無法擺脫董氏藩籬，但卻蘊藏着帖派向碑派漸變的思路，還承載着一段《鶴銘》運轉佳話，可謂集數美于一劄，眼福！（仲威）

▲汪士鋐　行楷四言聯

▲汪士鋐 行書詩 立軸

▲汪士鋐 行書五言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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