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書桌，衆人圍坐，面前擺放着數篇史料與論文。落地窗映出江景獨好，品茗論史，談笑風生。

這是2022年盛夏浙江大學曆史學院（籌）馮培紅老師開辦的本年度第18次研讀會現場。馮培紅帶着8位學生，一同來到錢塘江畔，進行《晉書》五涼史料校注的研讀。

來到浙江大學的六年間，馮培紅一直堅持在課餘時間與學生定期開展讀書與讨論會，雙周一次史料研讀或論文報告，單周一次閑話雜談。

“也有大篇幅的讨論，我們從論著評議、史料研讀、論文報告中選其一，每次讀一篇。”馮培紅拿出了此次讀書會的研讀材料，“裝訂成一本，近9萬字。你别看這一篇史料不到300字，但我們對每一個字、每一個詞都要仔細研讀，對背後的每一個典故和引證都要嚴格校注。”

以這次讀書會中的首篇《晉書·張軌傳》校注為例，原文中“安定烏氏人”僅5字，若對其做校注，則先要逐字解釋其含義，接着與同類型的史料相比對，尋找其用字差異與曆史背景，再對原文的可信性做出判斷。此外，還可能從文物史料等方面對原文提取相關信息進行解讀，在一系列比對之後，5個字的原文能衍生出1722字的校注。

而這次會議讨論的“新出《大周故開府枹罕公墓志銘》小考”是剛出土不久的新材料，這樣的考證更需要在空白領域仔細尋找蛛絲馬迹，以此考證枹罕公的生平、經曆、人物關系、曆史意義等多個方面。

“這樣算下來，一篇近300字的文獻，最後能出來20000多字的校注。”

比起囫囵吞棗地追求數量，馮培紅更希望能給學生們培養一種慢讀的能力，對史料文獻追根究底，達到極緻的程度。“這樣深入讀下來，以後寫文章的時候，東西就在腦子裡了。”

馮培紅的讀書會上，有博士生、碩士生，還有兩位本科生。通常在會前一周，同學們就會收到一份準備好的文本材料，或是分享者論文，或是外文譯來的中文論著，或是學生們的研讀成果。在提前閱讀過相關材料後，讀書會就變成了各方觀點的大碰撞。

“讀書會一般放在平日沒課的下午”，馮培紅回憶起初來浙大的那段時間，“後來因為疫情，大家不怎麼外出，所以就放在周末。”而在地點的選擇上，起初因為沒有專門的地方，馮培紅帶着學生在西溪校區的林中桌子旁讀書，逢着下雨就轉移到人文學院咖啡吧，後來搬到紫金港校區，便幹脆将地點放在了自己那一間不大的辦公室。

“就這張桌子，大家圍着坐，三三兩兩，正好就這麼七八個人。”馮培紅比劃着辦公室中的位置，“不是那麼寬敞，但也不擁擠。”

事實上，在來到浙大前，馮培紅已經堅持做了多年的讀書會，來到浙大後，他也把這個“習慣”延續至今。六年間，馮培紅結合不同學生的研究方向制定每次讀書會的主題，有原典閱讀，也有論文研讨，有時還會請來其他高校的教授們分享與讨論。盡管記不清具體讀了多少書，但從每年學生們發表的期刊論文、史料校注上，這種細水長流的進步可見一斑。

剛開始，因為新招研究生，讀書會隻有三四個人參加，後來又因為疫情影響，線下聚會困難重重，讀書會做了不少調整，到現在逐漸形成了一種比較固定的模式。談及堅持這麼多年的動力時，馮培紅隻是笑了笑：“其實沒什麼的，這是很平常的事情，我們是做學問的人嘛，自然是要好好讀書的。”

寒來暑往，一方小小的辦公桌，三面充實的史料牆，在14平方米的辦公室内，馮培紅帶着對曆史研究的無限熱愛，播撒着生生不息的學術萌芽。

“老師本人這種對學術的熱情對我影響非常大”，曆史學院（籌）2020級博士生馮曉鵑談及參加讀書會的感受，“你會驚歎，一個人對學術的熱愛，怎麼能延續這麼多年。”

這次讀書會，對馮培紅和學生們都是一場特殊的會議。因為除了常規環節，還要給團隊中今年畢業的本科生範軒軒送行。臨近畢業季，團隊裡的曆史學院（籌）2020級碩士生戚雅熒自發收集了平常開讀書會的照片，印出幾套明信片作為範軒軒畢業的紀念禮物。馮培紅拿出這疊明信片，如數家珍——

“這是那次我們在藝博館咖啡廳讀書……”

“這是寒假初在西湖邊，我們一邊喝茶一邊談博士論文的思考與寫作……”

“這就是在啟真湖邊草地上的單周雜談……”

“這張是他們幾個和範軒軒一起照的，他還特地穿了學士服……”

今年“5·21”校慶日的閑談讀書會讓馮曉鵑印象深刻。那一天，正巧馮曉鵑要參與的劃龍舟比賽與讀書會時間相沖突，本以為總有一者要遺憾錯過，沒想到老師們帶着研讀會的同學們，親自來到岸邊為馮曉鵑鼓勁加油。

“劃完龍舟後，就在岸邊的草坪坐下開始讀書會，真的感覺像一家人一樣。”馮曉鵑感慨。

文字記者：浙江大學融媒體中心人民号學生記者團 楊千瑩

圖片由受訪人提供

今日編輯：浙江大學融媒體中心學生記者團 葉靜

責任編輯：朱俊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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