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老九”這個詞，其廣泛流傳，是在某一個特定曆史時期形成的民間說法。時至今日，很多人已然不甚了解它的背後意義。這個詞，不是某個人的發明創造，其實它的最初出現，是在十三世紀的元朝，隻是當年并沒有廣泛流傳。

今天來說說，關于中國曆史上“三教九流”的那些典故。

希望這篇文章不會出線被斃。

中嶽嵩山少室叢林，是著名的佛教聖地少林寺，寺内鐘樓前有明代嘉靖四十四年（1565），鄭恭王朱厚烷的兒子朱載堉留下一通碑刻，名曰《混元三教九流圖》，并配有《混元三教九流圖贊》，繪的是釋迦、孔子、老子三聖合體像。

朱載堉是有明一代著名的律學家、曆學家、音樂家，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甚深，在《混元三教九流圖贊》中寫道，“三教一體，九流一源；百家一理，萬法一門”，而這幅圖畫則體現了他作為皇族成員，三教合流、和睦相處的思想宗旨。巧的是，朱載堉的曾祖成化帝朱棣，也有一幅類似的圖卷，名為《一團和氣圖》，揣摩其中含義，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

如何為三教，什麼是九流，古今其實有不同的内涵。現在的“三教九流”，多使用其引申含義，用來形容社會的各種行業或者人群。但在古代，卻不是虛詞代指，而是實實在在概括了社會上存在的主要宗教“儒釋道”以及“法家、墨家、陰陽家”等重要學術流派，發展到後來，又變成古代中國對民衆的地位和職業的等級劃分。至于這個詞語是褒義、貶義還是中性詞，見仁見智，不作評價。

《封神演義·七十三回》中，通天教主有句名言叫做“紅花白藕青荷葉，三教原來是一家”，這裡的三教指的是“人教、闡教、截教”三類，普遍認為這是小說家言的情節虛構，也有人說它們分别指向了現實中的“道教、佛教、儒教”。現實中的三教一般公認為儒釋道三教。無論怎樣，這本書中的觀念，也是三教原本出自一家。

三教的提法比較統一，而“九流”的說法則各有不同。在《漢書·藝文志》中提到，“九流”指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此外還要加上“小說家”一流，因此又有”九流十家“之說。而根據民間說法，九流則是對社會地位不同的區别，由此“九流”又分為上、中、下三等各九類，因此就有了高低貴賤之分。

“上九流”說的是，帝王、聖賢、隐士、童仙、文人、武士、農民、工匠、商賈；

“中九流”說的是，舉子、醫生、相命、丹青、書生、琴棋、僧人、道士、尼姑；

“下九流”說的是，師爺、衙差、升秤、媒婆、走卒、巫拐、盜賊、小偷、樂戶。

世界上曆朝曆代、諸般國家，似乎除了阿三帝國存在着“種姓”等級規定，隻有十三世紀時候的元帝國，在政府官方文件中，明确界定了國家公民的社會等次。當然他的初衷，是為了有效進行社會管理和強權統治，不過這種規定卻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蒙古人統一了中原大地之後，發現自己的轄區民族衆多、成分複雜，社會穩定面臨不小的壓力。為了更好的實現皇權統治，元廷想出了一個簡單粗暴的方法，通過建立社會等級的人種制度，達到治理目的，四類等級制度由此而生。

它們分别是，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色目人，前者是血統純正的貴族，後者是除蒙古以外的西北各族、西域以至歐洲各族人的概稱，因“各色種族名目不一”，遂統稱為“色目人”。除了以上兩種以外，把漢族人又分為兩等，原先在金帝國統治下的漢族人列為第三等“漢人”而南宋帝國所屬的降民，則被稱作第四等“南人”。

除了以上按照人種的劃分，元帝國還按照公民從事的職業性質，進行了更加細緻的分類，共列為“十個等級”，分别如下：一是由朝廷任命的政府官員；二是沒有政府官員身份的辦事人員，也稱作“吏”；三是由政府登記在冊的僧尼；四是由政府登記在冊的男女道士；五是從事醫療救護的醫生；六是各門類中的掌握高級技術人員；七是匠人，過去專指木匠，延伸為有專門技術的低級手工技術人員；八是娛樂場所的女性從業人員；九是讀書授徒的人，即儒門子弟；十是街頭行乞流浪的乞丐。

以上分類，有宋末元初儒生、畫家、詩人、靈寶閣皂宗道士鄭思肖，他在《鐵函心史·大義略叙》中記道，“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 各有所統轄。”所謂“鞑”，是作者對蒙元統治者的稱呼，因元人被漢人稱作“鞑子”，這裡所列“八民、九儒”之民，是社會底層的貧民。

南宋時期著名的愛國詩人學者榭枋得在著作《疊山集》中，則特别注明了“大元制典，人有十等”，記載“九流”排序寫道，“介乎（女昌）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位列第八的由貧民改為“風塵賣笑的樂戶”，憤慨之情，躍然筆下。

這就是知識分子被稱作“第九種人”的由來了。從有夫子儒家誕生之日，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最受尊敬的讀書人，到了馬上治天下的元帝國，竟然被劃分到社會最底層，僅僅排到了“乞丐”之前，比風塵賣笑之人都不如，這讓“萬般皆下品”的讀書人情何以堪。

雖說是位列倒數第二，其實讀書人在元帝國的境遇，甚至連乞兒也不如，為什麼呢，因為讀書吃不上飯了。自隋朝開創科舉取士的制度以後，學而優則仕，讀書人是實現人生價值的唯一途徑。但是到了元代就不靈了，由于蒙古族屬于馬背上的民族，對于他們來說，讀書和教育看似并不重要，元朝不開科舉，讀書無用，因此知識分子越來越不被人們重視，讀書人不但自己沒有出路，而且連教書這個基本的飯碗也沒有市場。

這種窘況下，讀書人雖位列乞丐之前，實際上連乞丐也比不上，由于南宋帝國的覆滅，元廷對讀書人存有極度蔑視和警惕的情緒。乞丐可以倚門扪虱，吃百家飯，穿百家衣，讀書人尚有清高氣節，另外具有不屈傲骨，拉不下臉來沿街乞讨，又是滿腔憤懑無處發洩，沒有政治地位，無法施展抱負，生活自然艱難，就算當個乞丐，也是常常要不到東西。雖然讀書人排在第九，卻隻有個“慘”字，卻還不及“臭”。

“臭”字，是在上世紀浩劫時代，一些人給予知識分子的代名詞。《金瓶梅詞話》中曾有一句，“那淫婦耍了我漢子，還在我根前拿話兒拴薄人，毛司裡磚兒，又臭又硬。”想來知識分子那份清高和傲嬌，在某些人看來自然是“茅坑裡的石頭”，一個“臭”字恰如其分吧。至于排序的問題，當時有“hei八類”之稱，知識分子位列其後，恰恰是“第九”，民間才有了“臭老九”之戲稱。知識分子的處境跌入了有史以來的最低點，有學界泰鬥季羨林先生的《牛棚雜憶》可為佐證。

“老九”們的春天，是在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明确提出了“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等著名論斷，至此，知識分子的身份才得以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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