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428窟壁畫中的老虎

按照中國傳統的十二生肖，2022年是虎年。虎的形象在中國較為複雜，十二生肖中其他十一個動物很少有像虎這般，在中國人的印象中有着如此複雜，甚至是沖突的意蘊。虎，是權威與力量的象征，古代有“虎贲”“虎将”“虎士”之說，人們渴望得到虎的庇護與虎的力量，但同時虎也經常為禍人間，成為邪祟的化身。虎年說虎，虎因其本身豐富的意蘊而在曆史上被多方借用，這一切都通過曆史上留存下的文物充分地展現在了我們面前。

虎，在中國古典文獻中又稱“嘯風子”“山君”和“於菟”。在先民與自然進行生死博弈之時，虎能夠震嘯山林，号令百獸的能力給先民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虎作為一種權威、力量和勇猛的象征深深地烙進了先民的腦海中。1987年在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現的一處墓葬中，在墓主人的左右赫然出現了一龍一虎，與中國古代的“左青龍，右白虎”不謀而合。

這一龍一虎由貝殼精心擺置而成，但是一直以來，左龍被譽為“中華第一龍”備受關注，但是右虎的身名卻沒有如此顯赫。有人推測，墓主人應該是一位在氏族時期享有極大權威的人（有人直接将墓主人和三皇五帝扯上了聯系），龍和虎在古時都象征着極大的權威與力量，能夠同時以這兩個動物作為裝飾品的人，身份必然不凡。

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

先民們對于虎的記憶代代相傳，就算是進入青銅時代，人類擺脫了衣不蔽體，茹毛飲血的日子，從岩穴踏進了宮室，但依然對虎印象深刻。青銅時代，不少青銅器上經常可見虎的存在，由虎面而衍生出威風凜凜、猙獰可怖的饕餮紋（又稱獸面紋）即是最為直觀的例子（現在的20元人民币上即有饕餮紋的身影）。

饕餮紋青銅器

1989年，江西新幹商代大墓的發現，讓塵封已久的“虎王國”重現人間。在衆多出土文物中，人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多件帶有虎元素且造型别緻的青銅器。在商朝的南邊有一個名為“虎方”的屬國，史冊上對虎方缺載，但是在甲骨文中卻多次出現了關于虎方的記載：“乙亥蔔，貞令追虎方”“輿其途虎方，告于祖乙，十一月。”古時南方山高林密，虎并不是什麼稀罕物。虎方就是一個以虎為崇拜的國家，這和江西新幹大墓出土的衆多虎文物不謀而合，因此也有人猜測江西新幹大墓是不是就是神秘的虎方國呢？

雖然我們并不能馬上下此定論，但是江西新幹大墓背後的文明對于虎的崇拜确實毫無疑問。虎作為一種權威與力量的象征，在江西新幹大墓背後的文明中享有獨特的地位。伏鳥雙尾青銅虎和虎耳虎形扁足鼎是江西新幹大墓出土文物的精品，更是江西新幹大墓虎文物的代表。

伏鳥雙尾青銅虎是目前全國發現的體量最大的一件虎文物，堪稱青銅器中的虎中之王。青銅虎兩耳豎立，怒目圓睜，血口大張，尖牙外露，雖靜伏于地，但卻有一種蓄勢待發的動态感，盡顯百獸之王的威嚴與勇猛。青銅虎的身上又有别緻的雷紋裝飾，給青銅虎賦予了一種詭谲的美感。最為奇特的是，如此兇猛的青銅虎背上，竟然悄然站立着一隻小鳥，鳥不驚虎，虎不驅鳥，弱小與強大之間竟然安之若素。在湖南湘潭和衡陽分别出土過一尊青銅器，分别是豕背上立一小鳥和牛背上立一小鳥。獸背上立鳥到底是古人想要表達的某種觀念，抑或是某種符号象征，這一切都有待挖掘。

雙尾伏鳥青銅虎

另一件虎文物的代表是一尊大鼎——虎耳虎形扁足鼎，這尊大鼎也是虎味十足。大鼎采用扁足設計，三隻扁足分别就是三隻扁體老虎，在大鼎的兩隻直豎耳上還分别站立着兩隻小巧的老虎。除此之外，鼎身上還飾有獸面紋，可以說，再也沒有比這更虎味十足的文物了！像這樣的虎耳虎形扁足鼎後又出土了多件這樣的虎文物，實屬罕見！

虎耳虎形扁足鼎

虎雖然作為一種權威與力量的象征，受到人們的追捧，乃至于被引入了生産、生活與兵戈之事中。但是虎終究是一種兇猛野獸，也曾為禍人間，殘害生靈，所以在一些傳說故事中，虎又作為一種反面形象呈現了出來。大家耳熟能詳的“武松打虎”“李逵殺虎”等故事，就是将虎放在了正義的對立面上。

相較于“武松打虎”等故事将虎直接視為邪惡的化身，敦煌壁畫中的《薩埵太子舍身飼虎》中的虎則顯得更加複雜，作者本身似乎無意批判餓虎，而是借餓虎來烘托薩埵太子的高尚，但其中又包含了“虎食人”的内在邏輯。《薩埵太子舍身飼虎》是敦煌第428窟壁畫，創作于北周，具有極高的藝術性與觀賞性。

薩埵太子是傳說中南瞻部洲—個大國摩诃羅檀囊的三王子，一日，他和兩個哥哥出遊，看見山崖下一隻雌虎和一窩虎崽子。雌虎面瘦肌黃，已無力再喂養這一窩虎崽子，似乎還想吃掉一隻虎崽充饑。

敦煌壁畫中的虎

薩埵太子見狀很替這一窩老虎着急，便問哥哥有什麼辦法可以拯救它們？哥哥們信口說道，除非有人自願被他們吃掉，這樣才能夠拯救它們不被餓死。薩埵太子聽完，心中已打定注意舍身飼虎。

在回去的路上，薩埵太子先将兩位哥哥哄騙走，然後再獨自一人來到了虎穴。薩埵太子見老虎已經餓得沒有力氣再吃他，于是便找來了一根尖銳的木頭猛戳自己直至鮮血橫流，聞到血腥味的老虎立馬來了精神，撲到薩埵太子身上将其啖盡。

虎啖太子

等兩位哥哥反應過來薩埵太子意欲何為之時已經晚了，薩埵太子已被衆虎咬得面目全非，兩人隻好回去告訴父王。薩埵太子的父母及一幹大臣悲痛不已，來到薩埵太子遇難處吊唁，此時已經升天的薩埵太子聽見父母的哭喊聲，便下凡勸誡開導，得知自己的三兒子已經升天，薩埵太子的父母便停止悲傷，在此處修建了一座七寶塔紀念太子。

薩埵太子的故事是一個典型的佛教故事，本意是想體現薩埵太子的無限仁愛與佛教的博大寬厚。老虎在這個故事中似乎并不是主角，作者也并非要譴責老虎，但實質上是蘊含了“虎食人”的内涵在裡面。老虎作為一種兇猛野獸，對人類的生存也曾經造成過極大的威脅。

敦煌壁畫除了第428窟内繪有薩埵太子以身飼虎的故事以外，第254窟内也繪有相同主題的壁畫，254窟的壁畫創作于北魏，與第428窟的壁畫不同的是，254窟的壁畫将衆多的故事畫面壓縮在很小的篇幅裡，加上時間久遠，原本的壁畫色彩已然泛黑，所以看上去十分淩亂。

敦煌壁畫第254窟壁畫，老虎位于畫面的下方偏右

多次出現在曆史上的“虎患”也證明了以上的觀點，《華陽國志·巴志》載：“秦昭王時,白虎為害,自秦、巴、漢患之 。秦王乃募國中有能殺虎者,邑萬家, 金帛稱之。”到了清朝，虎患也沒有消停多少，相傳康熙一生酷愛打獵，一共獵殺了135隻老虎，堪稱武松的加強版！

老虎雖然受人崇敬，但這種崇敬卻部分來自于對“虎食人”的恐懼。人們害怕老虎侵襲，曆史上的“虎患”曾經給百姓帶來過不少的困擾，這一點不僅反映在事實上，還反映了衆多的傳說故事中。

清人打虎

《封氏見聞錄》卷六有“羊虎”條，引應劭的《白虎通》說：“《周禮》方相氏，葬日，入圹驅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腦。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側，而罔象畏虎與柏，故墓前立虎與柏。”罔象是傳說中食人的水怪，而猛虎則可以克制罔象，因此人們會在墓前樹立虎像。最為著名的墓前虎像要數漢朝霍去病墓前的伏虎像，這件伏虎像曆經風霜，模樣隻能大概辨識，但是這件伏虎像上的陰刻線條卻體現出了老虎皮毛的那種質感，有一種粗犷美。

霍去病墓前伏虎

《風俗通義》：“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執搏挫銳。”白虎是“四神”中的西方之神，西方在五行中屬金，因此虎是白色的，同時白虎也是殺伐之神，可以驅趕邪祟。虎的形象在此時無疑又高大了起來，作為一種能夠驅除邪祟的瑞獸而出現了。正是因為能夠驅除邪祟，所以墓葬中經常會出現老虎的形象，老虎可以守護墓主人免受孤魂野鬼和妖孽邪魅的侵襲。

漢代的器物中，多見“四神”裝飾。國内曾經出土過一件漢代的灰陶白虎瓦當，瓦當上雕刻着一隻張牙舞爪的白虎。瓦當是中國古代建築中覆蓋建築檐頭筒瓦前端的覆蓋物，古人精心在這上面雕刻上白虎的形象，自然不僅僅是為了好看，将“四神”置于屋頂之上，無疑是寄予了驅趕邪祟的期望。

白虎瓦當

這不是白虎形象唯一一次亮相，在湖北武昌唐墓中也出土過一件白虎神磚，這是唐代制造的一塊磚石。磚石上略有些誇張地雕刻着一隻身體細長的白虎，白虎似乎腳踏祥雲而行，張牙舞爪，造型優美，線條流暢。白虎似乎朝着一人撲去，這人莫非就是邪祟？若真是如此，白虎驅趕邪祟的意象就表現得更加淋漓盡緻了。

白虎神磚

朔州水泉梁州墓是一座北齊的大墓，墓内畫有大量精美的壁畫，壁畫描繪了當時墓主人優渥的生活，内容包括依仗、侍從、馬夫等，其中還包括“四神圖”，但是與前兩幅白虎圖看起來略有不同的是，朔州水泉梁州墓壁畫上的“白虎圖”顯得更為溫順可愛，雖然依然腳踏祥雲，但并不張牙舞爪，其形象有點像鹿，可能這是最萌的一隻白虎了吧。

朔州水泉梁州墓白虎

值得一提的是，墓中除了畫有白虎以外，還畫有一隻普通的老虎，這隻老虎也略顯呆萌，不過比白虎兇惡多了。

朔州水泉梁州墓普通虎畫

在民間，老虎還是一種瑞獸。唐之前，人們時常會在門上貼上老虎畫像，這樣就可以防止邪祟侵襲。應劭的《風俗通義》就載：“漢常以臘終除夕, 飾演桃人,垂葦索,畫虎于門。”而清朝流行給小孩子穿上虎頭帽、虎頭衣和虎頭鞋，除了希冀小孩子能夠長得虎頭虎腦之外，還希望将小孩子裝扮成老虎的形象，這樣邪祟就不會侵擾小孩子了。

虎頭鞋

虎作為一種在自然界中與人類共生的動物，它既是權威力量的象征，驅趕邪祟的瑞獸，也是危害人們生存的困擾，但是這種看似沖突的意蘊并沒有妨礙人們在具體實踐中對虎意象的借用，在理想與現實的撕扯中，古人找到了最好的平衡點。透過這些曆史遺留下來的文物，我們可以直觀地感受到古人對于虎的情有獨鐘。當今社會，人們受老虎侵襲的可能性越來越小，關于老虎的印象在習慣中傾向了好的一面，“虎虎生威”“生龍活虎”“龍行虎步”等成語仍然在生活中有着強勁的生命力，寄予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希冀，就是最好的證明。

樵夫：《虎年說虎》，《紫禁城》2010年第1期。

炜方：《虎年說虎》，《科技潮》2010年第2期。

許瓊：《趣論“虎文物”》，《東方收藏》2010年第z1期。

蒙樂生：《虎年說虎》，《今日海南》2010年第1期。

袁玫：《虎出大洋——江西新幹大洋州商代虎文物賞析》，《藝術研究》2013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景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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