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網2015-07-31 10:50:23

修昔底德，何許人？

古希臘史學家。像古代大多數默默無聞的曆史學家一樣，修昔底德除了留給我們一部鴻篇巨制《伯羅奔尼撒戰争史》，關于他的資料并不多。但一代代後人對其作品做出的解讀，确是形形色色，或深刻或淺薄，或平實或大膽。

中美關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便是其中一例。這一西方舶來的“洋概念”在中國近年來很有市場，在國内擁有相當一批擁趸者，特别是當中美關系陷入對抗矛盾時，這種聲音更是不絕于耳，仿佛中美之間很難避免一場大戰。筆者認為，這一概念不僅無法預見中美沖突的陷阱，而且如果國内輿論界長期對此趨之若鹜，那真是被下了套，處理中美關系時我們将永遠處于被動地位。

對這一概念究其根源，來自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拉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他認為，兩千多年前雅典實力的崛起以及由此引發的斯巴達的恐懼，導緻了伯羅奔尼撒戰争。由此他以斯巴達和雅典宿命般的伯羅奔尼撒戰争隐喻中美關系的未來走向——崛起國（中國）必然會挑戰守成國（美國），後者也必然回應挑戰，戰争就不可避免。

這種言論目前來看，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世界輿論對中美關系的習慣性看法。然而所幸，博大精深的《伯羅奔尼撒戰争史》并不是任由現代人随意塗抹的小姑娘，稍作分析不難發現，格拉姆對近代以來權利的更疊曆史認識并不深刻和準确，因此建立在其上的“修昔底德陷阱”說難以成立。如果願意把《伯羅奔尼撒戰争史》原作找來讀讀，就會發現修昔底德本人所描述的“修昔底德陷阱”，與當今美國人所說的中美關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一個概念且大相徑庭。

其實，在格拉姆把“修昔底德陷阱”應用到中美關系之前，國際關系大師級的學者勒博（Richard Ned Lebow）就從國際關系理論的角度對修昔底德做過至今無人超越的研究。勒博認為，伯羅奔尼撒戰争的根源并不是雅典實力的崛起，而是斯巴達對自身的身份、地位與價值觀的擔憂。這已經足以使人對格拉姆有關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後将必然導緻戰争論産生足夠的懷疑。

重要的是，中美關系的“修昔底德陷阱”忽略了當今世界發展的現狀，很難有任何現實意義。這一說法存在的前提是中國将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然而，這并不符合中國當下謀求和平發展的實質意圖。這種邏輯與中國對美關系的核心概念相違背，中國一直在努力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就是要走出崛起國與守成國必然沖突的老路。而如果按照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邏輯，崛起國實力的上升是與守成國爆發戰争的根本誘因，那麼中國就會被鎖定在中美關系惡化的“被告席”上，因為美國永遠都能辯解說自己沖突性的對華政策隻是源于對中國崛起的正常防範需要。

中國一直緻力推進的新型大國關系，就是邀請所有大國，不論是老牌守成大國，還是新興發展中大國，都來走中國正在走的和平發展的道路。所有大國在這個問題上達成共識，全球化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關聯，不僅大大弱化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對抗的意願，更顯著降低了彼此發生沖突和戰争的風險。相反，如果我們經常在無意中承認或者憂思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甚至陷入了中國崛起後帶來與守成國美國沖突的憂慮，那對中國來說就真是不折不扣的被下套了。

研究那段曆史，會發現，曆史上的雅典“帝國”似乎更接近今天的美國，而不是中國。而現如今，美國學者又将角色輕易地互換，将中國輕而易舉鎖在了中美關系惡化的“被告席”，将改善中美關系的責任全部推給中國，這般虛假的曆史類比，才是真正的陷阱。（文/宋勝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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