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雲霧籠罩中的平利縣老縣鎮蔣家坪茶園（無人機照片）。

秦巴山區的陝西省安康市平利縣是傳統的茶業産區。近年來，當地立足資源禀賦，按照“政府引導、市場主導、農戶參與、共建共享”的思路，走“龍頭企業 合作社 農戶”的模式，為茶産業高質量發展提供政策和資金支持。目前，全縣茶園總規模已達20餘萬畝，茶産業從業人員近10萬人，基本實現“人均一畝園、戶均一萬元”的目标。 新華社記者 陶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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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觀點，在中國的改革進程中影響深遠。然而也有人關注到，在高速增長之後，中國的各級政府越來越關注“貓”的顔色。“現在的目标是找到一隻綠貓。”美國《時代》周刊高級編輯、高盛資深顧問喬舒亞·庫珀在影響深遠的《北京共識》這篇論文中寫道。

“綠貓”背後是發展觀念的變革，這在當時還隻是初現端倪。事實上在高速增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最近10年，在高質量發展的路上，中國正在上演更多精彩故事。

黨的十八大以來，作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斷，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黨的十九大明确我國經濟發展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這樣的理念之下，2012年以來我國單位國内生産總值（GDP）能耗累計降低24.6%，相當于減少能源消費12.7億噸标準煤。2012年至2019年，我國以能源消費年均2.8%的增長支撐了國民經濟年均7%的增長。後來，我國的GDP邁上百萬億元的大關，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距離高收入國家标準隻剩一步之遙。

這些年，世界銀行、國際貨币基金組織等多個國際組織的負責人在不同場合提到“其他國家能從中國的XX中學到什麼”，“XX”可以是“高鐵”“發展”“脫貧”等。他們希望，在世界經濟持續低迷、逆全球化思潮蔓延的當下，中國基于自身實際，對發展道路的探索，能為更多國家的發展提供借鑒。

出口産品質量提升25%

很多數據能證明中國正在高質量發展的路上行穩緻遠。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黨委書記、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餘淼傑對此做過系統的研究。

在評判高質量發展上，産品、企業、産業和整體經濟成色是幾個關鍵指标。餘淼傑測算過，黨的十八大以來的10年間，我國出口産品的質量總體提升了25%左右。具體來看，附加值較高的一般貿易在我國外貿中的比重由原來的1/2提升到了2/3。而在附加值較低的加工貿易中，機械設備、運輸設備的出口比例也在不斷上升。

更為關鍵的是市場主體的創新能力。這些年，随着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改革科研經費管理等一系列激勵政策的完善和落地，市場主體的創新動力顯著增強。

日本經濟新聞社曾聯合日本的期刊出版商對2013-2018年發表的1720萬篇論文進行分析，他們發現，在鈉離子電池和神經激活分析等世界30個最熱門的領域中，來自中國的論文居首。美國的研究質量一直較高，而中國在迎頭趕上，在2014-2016年度最具影響力的論文中，中國占到了11%。

2021年，在最新發布的世界500強企業榜單中，我國工業領域企業有73家入圍，比2012年增加28家。截至2021年11月，我國已培育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4762家，帶動省級“專精特新”中小企業4萬多家。

在經濟學上，全要素生産率的增長常常被視為科技進步的指标，它的來源包括技術進步、組織創新、專業化和生産創新等。餘淼傑說，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我國企業的全要素生産率大約隻有美國企業的三成，現在，這個數字變成了一半以上。“再考慮到我國的生産成本特别是勞動力成本不到美國的1/5，那我們的生産就是有比較優勢的。”

目前，世界上一半的電子制造能力基于中國。矽谷的很多創業者說過，中國的優勢不僅僅是規模，還有産品的多樣性和成熟度。即使是矽谷也無法媲美珠三角的硬件創新速度，以及它在規模和效率上的獨特融合。這就是為什麼世界上大多數技術巨頭都在中國生産設備的原因。

“世界工廠”的吸引力遠不止這些。工信部統計顯示，我國工業擁有41個大類、207個中類、666個小類，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産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餘淼傑說，這個特征是中國獨有的，中國有非常強的閉合性的産業鍊，那麼，即使面臨世界範圍内比較大的産業沖擊，中國仍有很好的發展底氣。

大國制造，诠釋中國實力。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徐洪才對此頗為感慨，他說，過去，“MADE IN CHINA”常和低質量挂鈎，現在很多中國制造的産品，在國際上都非常有競争力，像特高壓輸變電、大型掘進裝備、煤化工成套裝備、金屬納米結構材料等都已經跻身世界前列，短短幾十年能取得這樣的成績，“歸根結底是堅持了正确的方向，走了自己的路”。

針對“發動機”的改革

這條路的探索并不容易，成就的背後是發展内生動力的不斷增強，經驗唯改革爾。這10年，我國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斷推進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面臨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社會的共識是，這表面上是速度問題，根子則是結構問題。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從生産端、供給側入手，調整供給結構，為真正啟動内需、實現高質量的經濟發展尋求新路徑。

著名經濟學家、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時，打了一個比喻：如果把需求側的管理比成汽車的油門和刹車，那麼，需求過剩的時候，可以踩一踩刹車、降降溫；需求不足的時候，可以踩一踩油門、提提速。但是，汽車潛在的增速不在油門和刹車片上，發動機才是關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針對發動機性能下功夫的。

自2015年年底中央提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政府緻力于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财富的源泉充分湧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十三五”期間，我國着力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有效化解産能過剩，在去庫存、去杠杆、補短闆、強弱項等方面取得了積極進展。鋼鐵、煤炭行業去産能目标任務“十三五”基本完成，一大批“僵屍企業”出清。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不斷擴大，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适應性不斷增強。

與此同時，“放管服”改革、國資國企改革、财稅金融體制改革、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等重點領域改革不斷向縱深推進。營商環境持續優化，減稅降費和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等政策效應明顯，經濟社會發展動力活力進一步增強。

2021年，按年平均彙率折算，我國經濟總量達到17.7萬億美元，預計占世界經濟的比重超過18%，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25%左右，中國繼續充當世界經濟增長的“頭号引擎”“穩定之錨”。

将改革進行到底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肆虐、世界經濟複蘇動力不足的背景下，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着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中國想繼續當“優等生”也同樣面臨很多挑戰。

中國經濟學界泰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琏在《三去一降一補：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書中曾記錄過這樣一場大讨論——由于在第十個“五年計劃”（2001—2005年）期間，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出現了反複，經濟結構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2005—2006年編制“十一五”規劃期間，一場要不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怎樣才能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大讨論随之展開。

這場大讨論得出一個很重要的結論，就是提高供給質量、優化經濟結構、實現發展方式轉型的要求是一以貫之的，但經濟轉型之所以步履維艱，是因為存在“體制性障礙”。破除“體制性障礙”需要決心也需要勇氣，深化改革是個永不過時的主題。

滕泰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走到現在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在執行貫徹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新舊動能轉化的創新動力仍不足、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還依然比較突出，政府的“放管服”改革仍需要深化等。很多問題歸根結底是市場和政府的關系問題，是責權的觀念問題。

他最近出版了新書《深度轉型：大分化時代中國怎麼辦》，在書中他重點強調了深度轉型的改革邏輯。“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支持新技術、新産品、新模式、新業态等新供給的發展，但問題在于是否是用市場化的手段在推進”，滕泰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按市場規律進行，“改革需要先破後立、不破不立，産業發展要先立後破”。

行百裡者半九十。革命先驅李大钊曾說過：“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時走到艱難險阻的境界，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夠沖過去的。”

顯然，我們有這樣的勇氣。“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标綱要提出，必須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提升供給體系的韌性和對國内需求的适配性……必須堅定不移推進改革，破除制約經濟循環的制度障礙，推動生産要素循環流轉和生産、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有機銜接。這是我們黨和政府的承諾——将改革進行到底。

有關發展模式和道路之争從來都有，并且可能會一直持續，但這并不會阻擋我們前行的腳步。如今，我們依舊有很多困惑和挑戰，但有一點已經再清楚不過，時與勢在奮進的中國，時間和數字将忠實地記錄這一切。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均斌 來源：中國青年報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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