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翚對宋人山水的臨摹?有關“道統”的闡釋，是唐宋儒學家普遍究心的重要論題崇安劉子翚探幽析微，超越時流，撰《聖傳論》以倡新說，在南宋學壇獨樹一幟不過，自朱熹做出劉屏山“歸家讀儒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聖傳論》”（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的解釋性評價，後世學人便以之為“雜學”之書，鮮有深究者上世紀80年代，陳來先生通過文本細讀，明确認識到“《聖傳論》不曾說釋老亦得聖人之傳，其禅學影響并不明顯”（陳來《略論〈諸儒鳴道集〉》），隻可惜像這樣辨析精微的懇切之論，并未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王翚對宋人山水的臨摹?以下内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王翚對宋人山水的臨摹

有關“道統”的闡釋，是唐宋儒學家普遍究心的重要論題。崇安劉子翚探幽析微，超越時流，撰《聖傳論》以倡新說，在南宋學壇獨樹一幟。不過，自朱熹做出劉屏山“歸家讀儒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聖傳論》”（黎靖德編《朱子語類》）的解釋性評價，後世學人便以之為“雜學”之書，鮮有深究者。上世紀80年代，陳來先生通過文本細讀，明确認識到“《聖傳論》不曾說釋老亦得聖人之傳，其禅學影響并不明顯”（陳來《略論〈諸儒鳴道集〉》），隻可惜像這樣辨析精微的懇切之論，并未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

首先，“聖道”的核心内涵究竟是什麼？《聖傳論》給出了不同凡響的新解說。

唐代學人對“道”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仁”和“義”兩個層面，韓愈說：“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韓愈《原道》）李翺亦稱，“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由之道也”；“苟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屈焉”。（李翺《答侯高第二書》）宋代鴻儒多沿襲此說，如張栻雲：“大扺儒者之道，為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為無敝也。”（張栻《答朱元晦》）南宋心學名家袁燮也認為：“儒者之道，必尚仁義，必緩功利。”（袁燮《羅公行狀》）然而，用“仁義”二字概括儒道畢竟有所局限。

劉子翚深思遠慮，以為“聖道”本身絕非固定不變，其豐富内涵是在古聖前賢的集體探索和不斷積累中逐步形成的。上海圖書館藏宋端平中黃壯猷修補本《諸儒鳴道集》卷七〇所載《聖傳論》之目曰：“堯舜（一）、禹（仁）、湯（學）、文王（力）、周公（謙牧）、孔子（生死）、顔子（複）、曾子（孝）、子思（中）、孟子（自得）。”劉子翚裔孫劉秉铎曾解釋說：“至若《聖傳論》十首，于堯舜則佩其精一，于神禹則服其仁民，于湯則見其日新不已，于文王則稱其涵養力健，于周公則贊其謙光無逸，于孔子則歎其盡性踐形，于顔子則慕其克複近易，于曾子則思其孝敬純笃，于子思則企其時中闡道，于孟子則信其領會自得。”（程勳《劉氏傳忠錄續編》）很明顯，在劉氏看來，所謂“聖道”乃是往哲前賢多元智慧彙集沉澱的完美結晶。

四庫本《屏山集》和《全宋文》卷四二五七收錄《聖傳論》十篇，将每位聖賢下所注小字悉數删除，殊不知原有小字不僅表明諸位聖賢對建立“道統”所做的貢獻，更說明“聖道”内涵的形成絕非一人之功，而是衆賢精究集思廣益的結果。如堯舜下标注“一”，其意是說：“夫道，一而已。堯舜之心，不間乎此……《書》曰‘惟精惟一’，此相傳之密旨也。”在劉氏看來，“一之所通，初無限量，斂之方寸，寂然而已。感而遂通，未常變易。意形而自絕，思正而忽無。緩而不怠，急而不危，應而不随，受而不蓄”（劉子翚《聖傳論》），乃是堯舜創立“聖道”時的自覺情狀。如果說堯舜之“一”是“聖道”的初始基因，那麼後繼諸賢次第為功，不斷擴充和完善“道”的哲學内涵，則是一個應然的過程。相對于朱熹的十六字心訣，《聖傳論》固然不夠簡明，但彰顯古代聖賢之個性，诠釋智慧累積之軌迹，其學術建樹絕不可小觑。

其次，劉氏有關“聖道”傳承方式的論述，别開生面，具有獨特價值。

從韓愈到“二程”，學者對“道統”授受過程的理解始終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轲”（韓愈《原道》）的線形模式。甚者以為聖賢“不并生”，而是“一賢殁，一賢出，羽之翼之，垂諸無窮”。（孫複《上孔給事書》）然而，古聖先賢并非生死相接魚貫而出者，他們之間的直接授受似乎不太可能。

《聖傳論》将“聖道”的傳承方式描述為“口傳而心受”，曰：“堯、舜、禹口傳而心受也。三聖既沒，斯道散于百家，蕩于末流，匿于學者見聞之外數百年。湯出，引而歸之，會而通之，故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湯沒，又散于百家，蕩于末流，匿于學者見聞之外數百年。文王出，引而歸之，會而通之，故純一不已，儀刑萬邦。文、武、周公口傳而心受也。三聖又沒，邪朋邪，诐翼诐，幅裂鼎沸，莫可誰何。孔子出焉，氣足以壓其聲焰，量足以吞其區穴，排異如摧枯拉朽，引同如川流海會，其言有曰：‘吾道一以貫之。’此祖述堯舜之妙也。”（劉子翚《聖傳論·堯舜》）簡言之，“聖道”的傳承方式既有像堯、舜、禹和文、武、周公那樣的“口傳心授”，也有像湯、文王及孔子那樣“引而歸之，會而通之”，使其“純一不已”的繼承與發揚。這樣的闡釋在學理邏輯上似乎更為周延。

劉氏以為“口傳心授”的重點在于“誠”“虛”“克己”“緻知”“恕”“敬”“靜”“慎”等核心要素。由于“聖人标指，固非一途，前學以是流布，後學以是進修”，學者唯有“得之于心”，才能漸入“聖域”。此外，在他看來“深造以道”并不是“聖賢”的專利，“荜門圭窦，密契聖心。如相授受，政恐無世無之”。（劉子翚《聖傳論·孟子》）這一說法不僅為“聖道”内涵的不斷豐富提供了有力支撐，更為“道統”譜系的不斷延展給出了合理解釋。

再次，《聖傳論》有關“道統”譜系的闡釋既不同于韓愈，也不同于柳開、孫複、石介及陳襄，更有别于濂洛各家。其多元開放的姿态及學理闡釋值得尊重。

“道統”譜系的構建始于《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其文備述堯、舜、禹、湯、周公、文、武及孔子創建“聖人之道”的艱難曆程，以“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作結。韓愈繼之，列孟子于“統系”之末，且曰：“轲之死，不得其傳焉。”

柳開自诩為“宋之夫子”（柳開《答臧丙第三書》），遂有意拉長譜系鍊條，以便能側身其間，故曰：“吾之道，孔子、孟轲、揚雄、韓愈之道。”（柳開《應責》）孫複、石介等人更倡其說，以為“其道基于伏羲，漸于神農，著于黃帝、堯、舜，章于禹、湯、文、武、周公”；自孔子殁，“諸儒學其道，得其門而入者鮮矣。惟孟轲氏、荀卿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而已”。（孫複《上孔給事書》）紹興鴻儒林之奇亦稱：“得吾道之傳者惟四人焉。孟轲醇乎醇，在所不必論。自孟子而下，則有荀卿、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此皆學者之尊敬以為仁義禮樂之主也。”（林之奇《揚子講義序》）可以設想，此說影響有多麼深遠。

随着“宋學”的興起，自孟子以下的“聖賢”身份漸遭質疑。慶曆時代，閩學先驅陳襄就聲稱：“孔子沒，六經之道不明于世。諸儒駁雜之說，綸紛怪錯，周環天下。”（《送章衡秀才序》）與之同時，張載也認為“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張載《經學理窟·義理》）司馬光指責王通議論“不合于聖人”，謂“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更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邵氏聞見後錄》）蘇轼将李斯之罪歸咎于荀卿，曰：“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于其師之道，不啻若寇仇。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蘇轼《荀卿論》）複曰：“韓愈之于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蘇轼《韓愈論》）王安石針對荀卿“尊堯舜周孔而非孟子”的問題，以為“後世之名，遂配孟子，則非所宜矣”；并比喻說：“今有人于此，殺其兄弟，戮其子孫，而能盡人子之道以事其父母，則是豈得不為罪人耶？荀卿之尊堯舜周孔而非孟子，則亦近乎此矣。”（王安石《荀卿論上》）凡此種種，難以盡述。可以肯定的是，荀、揚、王、韓由此便不得不退出“道統”譜系。

濂洛學派的“道統”觀大别于韓愈等人。程頤謂其兄颢氏“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志将以斯道覺斯民”（程頤《明道先生墓表》），功勞不啻孔孟。朱熹則稱“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深得古人遺意于數千載之上”（《西山讀書記·朱子傳授》）最終建立了一個新道統。具體如黃榦所說：“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黃榦《朱先生行狀》）随着理學的興盛，此說也日漸深入人心，如李心傳曰：“理學之說，隐然于唐虞三代之躬行，闿端于孔門洙泗之設教，推廣于子思孟轲之講明，駁雜于漢唐諸儒之論議，而複恢于我宋濂溪先生周公頤。”（李心傳《道命錄》）

劉子翚生于道學鼎盛之際，但他依然尊重傳統儒學的“統系”。不僅如此，他還進一步指出“聖道”的傳承“前乎堯舜，傳有自來；後乎孔孟，傳固不泯”。換言之，伏羲、神農、黃帝等往聖先賢雖無文字傳世，但他們創立“聖道”的功績不可磨滅。孟子之後能夠“密契聖心，如相受授”者代不乏人，所謂“不得其傳”的說法是“孤聖人之道，絕學者之志”，（劉子翚《聖傳論·孟子》）斷不可從。要之，劉氏所理解的“道統”譜系既非單線傳承，更無陡然得“道”者。

陳寅恪先生說：“華夏學術最重傳授淵源，蓋非此不足以征信于人。”（陳寅恪《論韓愈》）唐宋學人有關“道統”的紛争亦可作如是觀。劉子翚不惑舊說，創為新論，其思想智慧和學術勇氣均值得尊重。

（作者：張興武，系杭州師範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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