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化學院地處邊疆省份農業地區，幾乎是中國高等教育的神經末梢。她1953年建校，最初叫綏化師範學校，1978年更名綏化師範專科學校，2004年專升本。外省學生主要來自中西部地區的縣城和農村，新生開學季，校園裡随處可見黑色面孔和紅色面孔的學生家長。

我是綏化學院1987屆曆史系畢業生，做過中學老師、公務員、記者，憑借寫作上的成績，2005年回到母校教寫作。從教十七年，我接觸的學生超過3000人，至少三分之一是貧困生。臨近退休，我終于完成應該做的一件事：追蹤貧困生成長，為貧困生立傳。因為，他們值得，這些泥濘中的摸爬者很少發出自己的聲音。

在高校，貧困生群體備受關注，學校、老師、社會愛心人士、教育主管部門有很多資助主題的講述，但這些講述都來自他者，當事人缺席。随便聽聽同學的講述，也會刷新我們對這個群體的認知。

有個女生特别瘦弱，身高不到一米五。畢業前夕，她用兼職收入還清助學貸款尚有餘額，便拉着閨蜜逛街，花四五十塊錢買了一雙布鞋，穿上以後特别滿足，笑着說：“長這麼大，我第一次穿這麼合腳的鞋。”

七年以後，她的閨蜜在北京跟我說起這事淚眼婆娑：“穿别人的鞋長大，她怎麼可能有合腳的鞋呢？”

有個班初選貧困生，班長統計完說：“現在多了一個人，誰願意主動退出？”

一個男生舉起了手，事情馬上解決了。

畢業前他的同學幫輔導員整理檔案，看到他的家庭登記情況，他爸爸患有精神疾病，其實他更需要助學金。

夠了。這樣的講述還是來自他者，我們必須走近當事人。（以上摘自《我教過的苦孩子》後記）

本文出處：《我教過的苦孩子》，艾苓著，真故·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22年9月

本文受訪者檔案：

女，“85後”，綏化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2012屆畢業生。父母婚後接連下崗，母親常被家暴，父親提出離婚後，母親被确診為精神分裂症。大學畢業前夕，父母離婚，她接過照顧母親的重擔。前往山東後，先在夜總會就職，後調往下屬公司從事售後服務，與以前的同事結婚後育有一女。2021年應聘小學語文代課老師，正在備考教師編，母親狀況漸趨穩定，在養老公寓生活。

高二結束的時候，我跟爺爺去齊齊哈爾串門。第三天早晨，突然接到家裡電話，說我媽瘋了，被120急救車拉走了。

回家以後，媽媽的診斷結果出來了：精神分裂症。

醫生告訴我們，這種精神疾病無法治愈，隻能服藥維持。

我當時就崩潰了，在醫生辦公室裡哭了，我問醫生：“我們走的時候我媽還好好的，剛剛兩天怎麼會這樣？我姥姥家絕對沒有遺傳病史。”

醫生說：“她肯定受到了意外刺激，回去問問吧。”

姥姥家的人問我爸，我爸拉長臉，什麼都不說。

我媽病情穩定後，她斷斷續續告訴娘家人，我跟爺爺走後，我爸給她買了很多好吃的，有雞胗，有肘子肉，他們還喝了酒。喝酒的時候，我爸說：“咱倆離婚吧。”後來的事，我媽就說不清了。

我爸媽感情不好，這個我清楚。我跟他們在一鋪炕上睡了18年，他們幾乎零交流。說話的時候就是争吵，争吵經常升級為打架，每次挨打的總是我媽。

我爸是某水庫一把手的兒子，我媽是油米廠廠長的女兒， 門當戶對，曾經讓很多同齡人羨慕。結婚幾年後，我媽下崗。再過幾年，我爸也下崗了。我媽做過小買賣，後來在家照顧爺爺奶奶。我爸打工，工資不多，我的學費一直都是爺爺拿。

我媽病了以後，我們一家三口從爺爺家搬了出去。我媽必須按時吃藥，可她拒不吃藥或者蒙混過關，我嘗試了各種辦法，好讓她把藥吃進去。

家裡這種情況，我根本無法安心學習，第一年高考落榜，第二年差一分沒進二本線，後來降段補錄，我進了綏化學院。

2012年正月初七晚上，媽媽在另一個房間睡了，爸爸跟我說：“過兩天，我準備跟你媽離婚。”

我知道這一天早晚會來的，什麼也沒說，心裡卻想：我還有四個月畢業，正在寫畢業論文，你就不能再等我三四個月嗎？

爸爸說：“你媽媽的養老保險我交完了，到了退休年齡能按月領退休金。”

我很理解他，媽媽病了以後經常“作人”，半夜裡亂叫，在廚房裡大便，誰能受得了呢？

爸爸說：“我不管她了，你也不要管。你要是管，她會拖累你一輩子。”

我還是沒說話。我想知道我們都不管，他準備讓誰管。但他低下頭什麼也沒說，歎了口氣，回他們的房間了。

正月初十，我跟着他們去了民政局，好多人在排隊。我媽知道他們去離婚，平常眼神發直，那天更直了，滿臉不高興。

輪到我們家，人家問：“你倆都同意離婚嗎？”

爸爸馬上說：“同意。”

媽媽也說：“同意。”

人家問：“有财産要分割嗎？”

爸爸說：“沒有。”

人家問：“子女是否成年？”

爸爸說：“成年了。”

整個離婚過程特别簡單，我全程陪着他們，沒說一句話。誰都沒提媽媽的病，我當時不知道這種情況下爸爸根本無法離婚。等他們在離婚協議上簽完字，爸爸好像松了口氣，搶先到門口攔車，我們打車回家。

他們沒什麼财産要分割，平房房産證是爺爺的名字，餘下的就是幾件家電了。我跟媽媽在那個家睡了最後一夜，第二天我雇了一輛毛驢車，裝上被褥，裝上電視、洗衣機，我和媽媽坐在高高的毛驢車上離開了那個家，我再沒有回頭。

我們租的房子跟姥姥家前後院，姥姥還挺高興的，她不用再擔心我媽挨打了。

我的畢業論文寫得亂七八糟，好在指導老師做了細緻修改。我那時隻想一件事：我要賺錢養我媽。

我沒來過山東，在這兒落腳很意外。畢業以後，我在哈爾濱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來公司黃了。

我們寝室的大姐是山東人，特别樸實厚道，她說：“你到我這兒看看吧。”

我買張車票就去了。在大街上，我看到有人穿布鞋，是那種純手工的布鞋，覺得這兒的人和大姐、和她的家人一樣好樸實，我決定留在這兒。

那時候，媽媽的病很嚴重，我想把她接到身邊治病，必須拿高薪。正好有家夜總會開業，我去那裡應聘，做了服務員， 日工資300元。

夜總會的女服務員也叫“公主”，主要是倒酒、倒水、幫忙點歌、收拾衛生。夜總會的小姐，我們叫“佳麗”，也叫“美女”“公關”，她們主要是陪酒、陪唱。

原來說好了，前期培訓也有工資，每天100元。夜總會開業三個月，經理換了幾個，誰都拖着不給工錢。我們十多個人商量了一下，都跟經理說，我們準備辭職。

不大一會兒，夜總會來了一夥人，經理老遠迎上去，管其中一位矮粗的壯漢叫“董事長”，他回頭沖我們喊：“剛才誰要辭職？到會議室開會，馬上去！”

本來都說要辭職，看情況不妙，誰都不敢靠前了。我比他們年齡大，走在最前面。等我們進了會議室，有個人把門反鎖上。

那位董事長沖着我“哇啦哇啦”喊，應該是破口大罵吧，我聽見“娘”“奶奶”什麼的，别的聽不懂。聽不懂，等于沒罵我，這麼想着，我就看着他笑。

罵夠了，他才問：“今天辭職誰挑的頭？為啥要辭職？說實話的，有獎勵。誰今天撒謊，我就讓他死在這屋裡！”

有個小女生“哇”的一聲哭了，邊哭邊說：“我不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說：“董事長，今天的事沒人挑頭。我們來應聘的時候，公司說培訓也有工資，一天100元。這筆錢我們要了好多次，一直拖欠，我們才想辭職。”

董事長問：“是這樣嗎？”

有個服務生說：“是這樣，夜總會開業三個月，培訓費拖欠了三個月。”

董事長是紅臉漢子，這回臉更紅了，他說：“對不起，是我素質太差。你們先回去工作，培訓費明天就發。”他還指示手下人拿錢，給我和那個服務生，還有那個吓哭的小女生每人500元。

從那以後，董事長記住了我，每次有頭有臉的人來夜總會，他都點名讓我過去服務。

有一次，包房裡來了好幾個人，也都有頭有臉的。有個男人喝了不少酒，對陪酒的佳麗動手動腳，後來幹脆把人摁到沙發上。

我實在看不下去，端了一杯酒走過去說：“先生，我敬您一杯酒吧。”

那個男人接過酒杯，直接把酒潑到我臉上，他把酒杯摔在地上，走出包房。

我掏出紙巾擦了擦臉上的酒，對其他客人說：“對不起，我馬上就收拾好，請繼續唱歌吧。”

第二天，經理給了我500元，說是董事長的獎勵。

還有一次，有個佳麗喝多了，我們下班的時候，她已經醉得不省人事。

我問大家：“這怎麼辦？”

誰都不吱聲。

我說：“我抱她去我宿舍吧。”

我沒什麼力氣，好在佳麗瘦，有人幫着開門。我把她抱下樓，就是忘了門外最後一個台階，一腳踩空，兩個人都摔倒了。

我的腳踝扭傷，半個月沒去上班。傷好以後，董事長請我去他家做客，他親自下廚。一起去的，都是各分公司的總經理，就我一個普通員工。

我在夜總會工作一年後，他把我調到下屬企業做售後服務工作，别人一星期隻有一天假，再請假他就罵，我是例外，可以随時請假。他還給我一間兩室的員工宿舍，我跟我媽搬去住。那裡離市區遠，在鄉下，我媽閑着沒事，在樓下開了一塊地，每年都種小菜。

我把我媽接到山東後，給她取名“高歌”，希望她忘掉從前，在這裡開始新生活。我天天哄她開心，她确實比以前好很多，住院的頻率比以前低了，差不多一年一次。她不再抗拒藥物，每天都按時吃。

她和我爸過了半輩子，打了半輩子。來山東以後，總跟我念叨我爸好。

我給媽媽買了手機，她不知道從哪兒找到了爸爸的手機号，經常給爸爸打電話。爸爸跟我告狀，我便重新設置了媽媽的手機功能，隻能接，不能打，還買了條小狗在家陪她。

看媽媽精神狀态越來越好，我給了她500元錢，告訴她想吃什麼可以自己買，沒想到出了意外。

幾天以後下班回家，媽媽不見了！

她的電話無人接聽，她常去的地方沒人，打了很多電話，發了朋友圈，都沒有她的消息。雖然當地十月份天氣還暖和，但是想着媽媽此刻正流落街頭，不知道蜷縮在哪個角落，我沒法睡覺。

兩天以後，接到老姨的電話，說我媽自己回家了。我沒急着回去接她，想着她回去待段時間也好。

兩個月後，老姨告訴我，我媽受了刺激又犯病了。她總去我爸住的那間平房，像個癡情的小姑娘守在門口。可能爸爸早出晚歸，兩個人一直沒照面。有一天爸爸看見她，害怕了，第二天就把門窗釘死，大門上鎖，他不回來住了。媽媽再去，看見門窗釘死，她跳進院子，把釘窗戶的木闆拆了，把窗戶砸了，把門撬開，屋裡的東西也砸了。

我把媽媽接回來，直接送去住院。異地住院，報銷比例低，這些年，媽媽報銷不了的住院費用大概七八萬元。她煙瘾特别大，一天最少抽一盒，看都看不住。

精神好的時候，她能給我做飯，但我家的鍋每年都要燒壞十幾口，她做着飯經常忘了。比如半夜裡她餓了，起來煮雞蛋，吃了一個覺得不飽，接着煮。這邊煮上雞蛋，燃氣竈開着，她回屋睡覺了。半夜裡雞蛋炸響，鍋蓋飛起來，早就不屬于意外了。

後來發現我媽血糖高，空腹數值二十六七，必須住院治療，我辭了職帶她回原籍住院，姥姥已經去世，正好快百天了。

我不是沒想過把她留在老家。我媽出院以後，我去政府部門咨詢，有位主任問我：“你今年多大了？”

我說：“30歲。”

他說：“我給你指兩條路。一條路是直接把你媽送到精神病院，你該走就走。第二條路是把你的戶口和你媽媽的分開，這樣她就屬于無保障人員，跟你沒有關系了，我們再把她送進精神病院。”

把媽媽送到那種地方關起來，她就徹底完了，我舍不得。

我和老姨、老舅帶着媽媽去齊齊哈爾市精神衛生中心，想給她做鑒定。精神分裂如果達到二級以上，政府每個月能給點兒補助。

大夫問：“你經常生氣嗎？生氣的時候摔東西嗎？”

媽媽說：“我不經常生氣，生氣了我也不摔東西。”

大夫問：“你跟女兒在外地生活，你能給她做飯嗎？”

媽媽說：“能啊，我天天給她做飯。”

那天她的表現真是出乎意料，大夫直接在表格上寫了“三級”。出了醫生辦公室，我哇哇大哭，她平常各種“作人”，這會兒怎麼就表現這麼好呢？

老姨跟我說：“就該把你媽放到一隻小船上，愛往哪兒漂往哪兒漂，你别管了。”

我本來正哭呢，讓老姨的話逗笑了。

我把媽媽又帶回山東。這邊雖然沒有親戚，同學和朋友對我像親人一樣，我有事的時候，他們都能幫我照看媽媽。最主要的是，媽媽在這邊可以少受刺激。嫁人很重要，陪伴媽媽也很重要，我不想拖累别人。

最近幾年，媽媽情況穩定，她在養老公寓生活四年多，已經習慣那裡的生活。我也靜悄悄地結婚了，沒有婚禮，老公是以前的同事，認識多年。2020年5月，我們有了女兒。

2021年12月，我應聘了小學語文的代課老師，我特别喜歡教師這個職業，最近在備考教師編。有了女兒以後，我更想拼命把控自己的人生，她每天都在長大，我必須成為她的榜樣。

原文作者/艾苓

摘編/張進

編輯/張進

導語校對/柳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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