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唐代詩人杜牧，人們不由就想起他那首脍炙人口的《清明》：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此詩寫清明春雨中所見，色彩清淡，心境凄冷，曆來廣為傳誦。《千家詩》是如此點評杜牧的這首名作的：此清明遇雨而作也。遊人遇雨，巾履沾濕，行倦而興敗矣。神魂散亂，思入酒家暫息而未能也。故見牧童而同酒家，遙望杏花深處而指示之也。

杜牧，京兆（今陝西西安）人，京兆杜氏是當地旺族，杜牧的爺爺杜估在唐順宗與唐憲宗兩朝為相，所以，杜牧從小就受到良好教育。唐文宗大和二年，26歲的杜牧中進士，授弘文館校書郎，從而步入仕途。在京城呆了八個月後，杜牧受江西觀察使沈傳師之邀，赴江西為團練巡官。幾年後，杜牧轉淮南節度使幕，又入觀察使幕，後又回京任國史館修撰，膳部、比部、司勳員外郎。随之又外放為黃州、池州、睦州、湖州等地刺史。

杜牧的為官，除了西京長安與東都洛陽外，一直在南方的江西、湖北、安徽、江浙等地，其詩作多是遊宦之作，所以，《清明》詩中的杏花村，似應不在北方。但是，由于山西杏花村汾酒的鐘頭太響，所以，杜牧的“杏花村”一度被人認定為就是地處山西汾陽的杏花村。山西汾陽縣杏花村之所以能作如是想，是因為相傳自南北朝以來，當地便以産美酒著稱，所産之汾酒素有“甘泉佳釀”的美譽。到了唐朝時期，村内酒店已達72家。

雖然山西的杏花村有如此美酒，但是，縱觀杜牧一生，也沒在山西留下什麼足迹。晚唐和北宋人所撰寫的各種文獻中，并沒發現杜牧與山西有什麼關聯。就連當地的方志，如《山西通志》、《汾州府志》、《汾陽縣志》中，也從未有過杜牧涉足今山西境内的任何記載。由此看來，山西杏花村一說，其實是人們的美麗附會。

與山西的空口無憑相比，安徽貴池的提法卻是有史可考的。《江南通志》（1829）、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兩部《池州府志》和清道光年間、光緒年間兩部《貴池縣志》，以及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本《杏花村志》都從不同角度認定：杜牧《清明》詩吟的就是貴池西郊之杏花村。

另外，杜牧确曾任職池州。唐武宗會昌四年，牛李黨争越演越烈，杜牧牽涉其中，從黃州調任池州刺史，仕途不盡如意。這種情況下，借酒澆愁也很正常。看來，杜牧的“杏花村”非安徽貴池莫屬。

除了山西與安徽的杏花村之外，還有許多省市地也加入論戰，把個小小的“杏花花”炒得熱火朝天。但是，正如郭沫若曾說的：“凡是名人勝迹，後人往往多所附會。”言之鑿鑿的東西，也并一定都千真萬确。而“附會說”這樣的觀點，并不郭沫若的發明，紀曉岚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這樣說明了。當年有個名叫郎遂的貴池人，就是杏花村，他曆時11年修成《杏花村志》。後經《四庫全書》總纂官、大學士紀昀等人審定，《杏花村志》得以入選《四庫全書》。

紀曉岚在為《杏花村志》撰寫的《提要》中就說： “杏花村志十二卷。浙江巡撫采進本。國朝郎遂撰。按杜牧之池陽守，清明日出遊，詩有‘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句，蓋從言風景之詞，猶之楊柳蘆荻洲耳，必指一村以實之，則活句反為滞相矣。然流俗相沿，多喜附會古迹以誇飾土風。故遂居是村，即以古今名勝、建置，及人物、藝文集為是編，亦志乘之結習也。”

發掘傳統文化是好，但是，關于一首詩中“杏花村”之争，感覺是小題大作了。詩歌是種特殊文體，古人作詩，對于如村名山名之類地名，詩題和序中一般實用其名，而詩句中卻少實用，往往是以景色或特點來代替其名。所以，在這種熱鬧地争執之後，又有學者認為杜牧的“杏花村”隻是泛指。

杜牧詩中“牧童”所指的“杏花村”，不一定是真村名，也不一定即指酒家，而隻是“牧童”所指的那個杏花深處的村莊。這樣讀來，詩的意境才更開闊。

（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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