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省曲阜市一處孔子像。（新華社記者 陳君清/圖）

（本文首發于2017年11月2日《南方周末》）

朱熹提及，宋代一郵亭牆上有人題字“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其後元雜劇、明儒葉盛、劉宗周等也多提及此語，為今人所熟谙。照此說，孔子之前的中國，夢夢墨墨如黑夜，至孔子時忽然腦洞大開，以一己理性創造了中國文明。康有為認為，孔子之前茫然無稽，堯舜三代的古史不過是孔子托古所造。雅思貝爾斯、韋伯等人關于“軸心突破”之說傳入中國後，多有學人援引，或以為孔子之前的殷周時代僅為“巫史文化”，至孔子才發生人文自覺，使中國文化實現了軸心突破。

實際上，孔子從未視古老的殷周貴族文化為“長夜”，相反，他以三代貴族古禮-習慣法的繼承者自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認為，夏商周以來的曆史，是一個緩慢漸變的演進過程，而非理性發明的結果。“殷因于夏禮，其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為政》），商代繼承了夏代的貴族習慣法，在此基礎之上産生了新的演進和判例，周代繼承了商代的貴族習慣法，并在此基礎之上繼續緩慢演進，未來的“百世”雖然遙遠，但無論怎樣，都會遵循在此基本自發秩序前提下的緩慢演進，并無所謂“長夜”忽然光芒四射之說。

孔子推崇的周公制禮作樂，實際上隻是對各類古老習慣法的彙編，而不是周公憑空發明了一套理性設計。周禮的性質更類似日耳曼習慣法彙編的《伊尼法典》或《阿爾弗雷德法典》，而非《理想國》、《大同書》的同類。周禮中收入有衆多的夏商習慣法内容，如《禮記·王制》記載：“夏後氏以飨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尚書·康诰》：“茲殷罰有倫”，孔穎達疏：“殷家刑法有倫理者兼用之”，“又周承于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殷人的《我方鼎》銘文中，完整地記載了殷人喪葬之禮從啟殡到埋葬的過程，如祖奠、大譴奠、包奠、讀賵等古禮，内容與《禮記》等文獻記載周代禮制高度吻合。大量證據表明，周禮繼承了衆多夏商習慣法的判例。周公制禮之後，周禮仍在演進變化之中，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借助大量考古材料證實，周代古禮在不斷地演進變化，公元前850年左右的周禮與周初已頗為不同（《宗子維城》）。

孔子熟谙的周禮，正是這樣一種具有古老淵源，但又緩慢變化、持續演進的習慣法系統，信而好古本身便并非泥古，而是在這個系統上審慎地創造新的判例。孔子所贊美的殷周貴族習慣法，并非隻是原始的“巫史文化”，而是中國文明演進的基礎，因此孔子盛贊唐堯、虞舜、三代古聖先賢，儒書中也多有對三代古禮、殷周賢人格言的引用記載。儒家傳承的《尚書》《周易》《詩經》等經書，也是殷周貴族古禮的遺産，并非從“長夜”中憑空産生。

孔子真正的巨大貢獻是兩點，一是提升了對殷周貴族古禮文化的理解深度，二是在貴族共同體逐漸瓦解的背景下，向平民開放貴族習慣法的知識，使華夏文明産生了新的造血機制，在平民中源源不斷地産生精英，從而延續華夏文明的生命。

在提升殷周古禮文化方面，孔子實際上繼承的是春秋以來的君子傳統，魯、鄭、晉等國的大夫君子已經廣泛發生了人文精神的自覺，孔子實際上隻是繼承了這一傳統，并進一步進行深化。

建立新的造血機制方面，孔子将貴族習慣法向子貢、子路等平民“鄙人”開放，使平民可以模仿貴族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具備組建和治理小共同體的能力。因此秦雖全面收割了先秦原生貴族，但漢儒仍以平民組建世家、宗族，建立新的世譜。永嘉之亂後的滔天洪水中，這些世家的塢堡，如同座座孤島，守護了華夏文明的命脈。如果沒有孔子留下的文明造血新機制，華夏文明可能很難延續至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若天不生仲尼，戰國以後很可能會是“萬古如長夜”了。

（作者為四川師範大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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