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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強大的秦國曆時十年，掃滅六國，完成了統一中國的使命。

關于秦統一全國，大家首先想到的必定是曆來争議頗大的秦始皇，始皇作為一位有着雄才大略的君主，在秦統一的過程中起着極重要的作用。

但若沒有強盛的國力支撐，單靠始皇個人是不可能完成此番大業的，秦國國力的增強與商鞅變法密切相關。

戰國初期，各國為了富國強兵，防止被吞并，紛紛展開改革變法運動來适應新的生産力需要，緩解國内的各種矛盾。如魏國開展了李悝變法，一躍成為戰國初期的最強國。

在戰國推行的諸多變法中，商鞅變法是進行得最為深刻、徹底的，變法之所以能夠成功，與商鞅本人和當時秦國的現狀是分不開的。

進入戰國的秦國雖然是西方大國，但由于在很大程度上還保留有落後習俗，在文化方面與中原文明仍有一定差距，一直被視為蠻夷之國。

戰國初通過變法強盛起來的魏國在對外擴張的戰略中，與之西鄰的秦國自然在其策略之内。

如公元前408年，魏國奪取了秦國的河西之地，秦失去了國土東方的重要屏障，作為統治者，面對鄰國強盛的現狀，不得不有所警醒。

周安王十八年（公元前384年）秦獻公即位，此時的他所面對的秦國，正處于内憂外患的局面。

在其即位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秦國國内庶長專權，内亂不已，東面有魏國威脅，南面又受楚國侵擾，在對外作戰中，屢屢失地。獻公意識到，要改變這種局面，必須要進行改革。

秦獻公在位期間的改革措施有：廢除秦國人殉的落後習俗；開始推行縣制；加強對百姓的戶籍管理等，獻公的舉措初步扭轉了秦國“國亂兵弱而主卑”的境況。

秦孝公即位後，認為秦國處于被諸國輕視的境地，是一件十分恥辱的事情，他立志繼承獻公未完的改革事業，在原有的基礎上進一步推行改革，在全國範圍内頒布求賢令。

再來看商鞅，史書記載，商鞅自年少時便十分喜愛刑名之學，是難得的法學之才，曾經得到魏相公叔痤的賞識，後因不得魏國君主賞識，在秦孝公求賢令的感召下來到秦國。

為了确認秦孝公是否真的是能夠支持變法的君主，商鞅與孝公進行了三次會面，分别述以帝道、王道、霸道來探知孝公真正的想法。

在商鞅講述帝道和王道之時，孝公并未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到了講述霸王之道的時候，孝公聽的入迷，不知不覺走到商鞅席前，與鞅接連談論數日，都不覺疲憊。

商鞅懂得變法的成功，離不開精于霸道之術君主的支持。在經過數日交談後，商鞅即将在孝公的支持下掀起一場改變秦國命運的變法運動。

商鞅在變法前做了充足的準備。首先，為了平天下衆議，與甘龍、杜摯等在庭前辯論，并舉殷周聖賢之例來論證變法的重要性，深得秦孝公的贊許，被拜為左庶長。

商鞅為了使變法措施得到很好的執行，在法令頒行前取信于民，将三丈之木立于都市南門，規定能将其移至北門者賞金。

起初人們不信，後有人這麼做，并獲得了賞金，百姓乃知國家法令可信，于是商鞅頒布變法的具體條令。

商鞅變法共有兩次，分别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本文将其綜合到一起探讨。

在政治方面，商鞅宣布廢除維護舊貴族利益的世卿世祿制，以往憑借貴族身份即可安享富貴的時代已經結束。

與此同時，頒行軍功爵制，制定具體的标準，将爵位分為二十等，根據個人所立的戰功，授予不同等級的爵位，賞賜的田宅、勞動人口也各有不同。

軍功爵制的推行有利于激發兵士在戰場上奮勇殺敵的積極性，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秦國軍隊的戰鬥力；

那些沒有建立軍功的宗室貴族，不得享有相應的特權，對于貴族勢力的打擊限制，為真正有才之士提供了施展個人才能的舞台，此後秦國招攬了大批賢士，為其位居七國之首打下了基礎。

周顯王十九年（公元前350年），秦國将都城遷至鹹陽，減少了舊都所在貴族勢力對變法的阻礙，能夠很好地鞏固和推行變法。

此外，鹹陽相較舊都，地理位置易守難攻，可以減少外部的威脅，在未來與諸國的對戰中更利于保護國都的安全。

鹹陽位居關中沃野之地，物産豐饒，無論從政治還是經濟角度考慮，都是國都的合适之選，此後至秦朝滅亡，鹹陽均為國都。

遷都以後，商鞅繼續深入變法，在全國範圍内推行縣制，據史籍記載：商鞅“集小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

”縣自春秋時期便已出現，縣的建制與分封制下諸侯卿大夫的采邑已有本質上的不同，縣所轄之地直屬于中央，縣的長官也是由中央直接委派的官員，他們直接對國君負責，任期不定。

縣制是秦朝推行郡縣制的雛形，利于君主集權政體的建立。

經濟是立國之本，為了實現富國，就必需制定正确的經濟政策。商鞅首先推行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的經濟舉措。

以農業為立國之本，令百姓緻力于本業，對于積極從事耕織，貢獻更多糧食和布帛者，實行減免徭役等鼓勵之策；

而對于怠于本業者，将其全家罰作官奴婢，對工商業者也采取打擊限制之策。通過獎罰措施推動農業的發展，增強國家的經濟實力。

此外，商鞅還在全國範圍進行土地制度改革，“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

通過法律的形式廢除井田制，規定農民所有的土地可以長期占有，推動土地所有向私有化轉變的進程。

還頒布統一的度量衡制度，便于賦稅征收和俸祿發放，使經濟制度更加完善。

對于基層社會的管控和治理是鞏固變法的另一個重要方面。

商鞅在秦獻公對戶籍進行改革的基礎上，進一步推行什伍連坐制，即令百姓以五家為伍，十家為什的組織編制起來，實行連坐制度。

所謂連坐，就是一家犯法，其他九家若不揭發，要一同治罪，反之，積極告發者會獲得一定的獎賞。

此舉有利于鼓勵民衆之間相互監督，保證法律得到有效的執行。

商鞅根據李悝的《法經》修訂《秦律》，在秦國建立起一套嚴密繁苛的法律體系，上至貴族、官僚團體，下至最底層的平民百姓，都被納入這套體系中。

如法律剛頒行時，太子犯法，按律當接受制裁，但是太子是君嗣，不可對其施刑，便以太子的老師受刑，以之彰顯法律權威的不可挑戰性。

權貴犯法與庶民同，在秦國得到了很好地執行，這也是商鞅變法成功重要的一部分。

《秦律》過于繁瑣，商鞅又推行輕罪重罰的原則，法律推行之初，人們動辄觸犯法律，苦不堪言，如“棄灰于道”者處以肉刑，足見其殘暴性。但是“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

可見秦國的法律還是取得了相當成效的，社會風氣得到了極大的改善。

秦國一直被中原諸國視為野蠻之國，因此改變國内落後的社會風俗是很有必要的。

商鞅在全國推行小家庭制度，規定百姓家有二男以上卻未分家的，加倍征收賦稅；同時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内息，”此法不僅利于革除落後習俗，還能夠增加國家人口和賦稅，推動富國強兵目标的實現。

商鞅變法使戰國時期最為徹底、完整、成功的一次改革，使秦國的國家實力迅速增強，在對外用兵中接連取得勝利，被其他六國視為虎狼之國。

變法使秦國的政治、社會面貌煥然一新，經濟基礎也有所變化，為後來秦始皇滅六國 、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商鞅本人在變法中得罪了衆多秦國宗室貴族勢力，秦孝公去世以後，他們便對商鞅展開猛烈的攻擊，污其謀反，結果商鞅被車裂而死，其家被滅。

商鞅雖死，但由于新法實施的時間已經較長，深入百姓的日常生活，體現在方方面面，“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商鞅變法是成功的。

商鞅是中國曆史上傑出的改革家，具有超前的思維和敢于應對困難險阻的氣魄。

為了成功地推行變法，他做了充足而細緻的準備，為了變法事業不惜身死，這種開拓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商鞅個人的結局或許是悲慘的，但他卻為秦國帶來了輝煌，讓世世代代學習敬仰，所以他的人生是成功的。

參考資料：

《史記·秦本紀》《史記·商君列傳》《戰國策·秦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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