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的絕症（上）：大唐藩鎮割據的肇始之亂

讀史總是令人困惑，當後人總結盛唐的失策之時，總繞不開一個話題--藩鎮割據。

▲盛唐的标志--大明宮

誠然，這群獨立王國曾經像鮣魚一般死死吸附在李唐王朝這個龐然大物之上，直至最後的坍塌，甚至五代十國的形成也是藩鎮割據局面和武将反水傳統的延續。

然而很少有人記得他們開疆拓土的不朽功勳，也更少想起自從擺平安史之亂的綏靖政策到朱溫稱帝，大唐王朝好歹不死不活的撐了一個半世紀，最終達成了封建王朝曆史上最延綿的國祚。

二者到底是寄生還是共生關系，其實絕非能一言概之，本文所探讨的是節度使制度的産生和發展，以及演變為毒瘤的經曆。

後人總是拿漢唐并列，其實後者相對而言更像是一個畸形的怪胎，西漢自漢高祖在白登險些當了俘虜之後低調了近百年，曆經文景二帝的原始積累，方能有漢武帝的揮斥方遒。

而李唐貌似不需要這個過程，哪怕人口尚不及隋朝的四分之一，戰争的創傷也遠未撫平，李世民千古一帝仍然憑借着創業時代的名将和幾十萬百戰精銳就将四面八方的鄰居們挨個揍了一遍。

▲“天可汗”的名聲是打出來的

而後來的百餘年裡大唐一直保持着咄咄逼人的對外态勢，陌刀下的亡魂不隻是東西突厥，還有薛延陀、吐谷渾、奚、高句麗、百濟等一長串稱雄一時的對手們。

在漫長的戰争之後，大唐帝國終于建立起華夏王朝前所未有的最大版圖，李世民赢得了“天可汗”的稱号，看似昏庸其實内慧的唐高宗更被尊稱為的“天皇大帝”。

▲高宗的“天皇大帝”也是實至名歸的

但問題始終存在，過度的擴張和開拓進取的氛圍并不能掩蓋逐漸根深蒂固的問題。

一、府兵制的沒落和募兵制的興起。

府兵制是一種兵民合一的制度，其經濟基礎在于按照均田令授田，免除租傭調的優惠政策，他們享有國家免費給予的土地，同時肩負起征戰和邊防的任務。

▲府兵的特色--裝備自理

府兵制的崩潰其實意味着“開國紅利”的喪失殆盡和世家大族的卷土重來，在土地兼并日益嚴重而無田可“均”情況下，府兵制也就無法推行，而曠日持久的戰争令輪番換防的府兵亦無法滿足軍事上的要求。想要維持對外擴張的能力，李唐勢必需要另尋蹊徑，募兵制度随即成為主流。

▲從古至今，雇傭兵都是兇悍的存在

募兵作為帶有雇傭性質的軍隊，其戰鬥力的成形主要依靠國家财政的實力，并能有效減緩土地兼并對國家軍事力量影響的速度。國家以供應兵甲戰馬和軍饷代替授田，打造出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經驗豐富的職業化軍隊，這是李唐不得已的最佳選項。

第二，開放和包容驅動了對外擴張與融合。

話說大唐開放的程度令人咂舌，不像個王朝，更像是一家因地制宜的跨國公司，這一點吸引了許多少數民族精英為大唐賣命。不管是陪葬昭陵的突厥可汗——契苾何力，亦或是鞠躬精粹的黑齒常之，以及後來的高仙芝、哥舒翰，這些異族精英們顯然是找到了歸屬感。

對于大唐而言，用這些彪悍的馬上戰士來開疆拓土則是一樁無比劃算的買賣，沒有人比他們更加熟悉草原上那些神出鬼沒的對手很斬盡殺絕的方法。同時，安撫這些彪悍的戰士和他們的族人，也許隻需要幾袋鹽巴、幾口鐵鍋，以及并不值錢的封賞和表彰。

然而這其中的隐患同樣不言而喻吧。

第三，動員能力限制了軍事行動的規模。

在龐大的疆土面前，國内生産力是遠遠跟不上的，在邊疆地區必須有遠比之前強大的動員力，才足以保障對抗那些強大異族政權，節度使這一職位應運而生。

總而言之，李唐其實并不具備漢武帝時期甚至隋朝的實力和底氣，“消化不良”和後勤壓力始終掣肘着大唐的更上層樓。

其實，最令國人神往的大唐盛世，并非出現在“貞觀之治”或者“開元盛世”，而是史書上唐明皇轉向年邁昏聩的天寶年間，在翦滅了後突厥、屢敗吐蕃，令回纥、渤海兩國臣服，進而徹底扭轉了武則天執政後期以來的邊疆戰事不利局面之後才達成的。

不管怎麼說，此時的大唐是曆史上從未有過的極盛之世，也是中國封建史上不可逾越的巅峰，而這恰恰來源于節度使制度的确立。

節度使是唐睿宗時期開始設立的地方軍政長官，因受職之時，朝廷賜以旌節，着是當時一種全權印信，受有此全權印信者，便可全權調度，故稱節度使。

當時的節度使隻是高級軍事長官，一般由統領當地軍隊的都督兼任，但這時地方州郡仍由朝廷委任的各道按察使監督，不隸屬于節度使。

天寶元年，為了适應對外戰争的需要，李隆基一口氣設置了10個節度使，除了河東節度使坐鎮太原之外，其他均為邊疆地區。不光擔任駐區的都督、刺史，還兼任一道的采訪處置使，握有監察地方官吏的大權，以及堅韌屯田、水陸轉運等有經濟權的使職。

▲敦煌壁畫--節度使張議潮出行圖

此時的節度使集地方軍、政、财權于一身，能夠及時并得心應手的調兵遣将和配置資源，對于應對風雲突變的戰争局面而言，顯然是有利的。

最初的節度使們是王忠嗣、哥舒翰、高仙芝等名将，他們将屬下各鎮的軍馬數量和軍事屯田數量均擴充至此前數倍，他們一出手，邊境瞬間安靜了下來。

但節度使的出現造成了“守外虛内”的局面，同時帶來一個極大的隐患：他們的權利實在太大了。

在國勢巅峰之時打造一批明顯尾大不掉的獨立王國，其實與大唐對外擴張和開放的國策是一脈相傳的，也是曆代軍事制度的延續而已。将後來的亂局全部歸咎于李隆基的失策或者是藩鎮的天然叛逆基因是不足采信的，但不可一世的唐明皇的确犯了一個大錯。

唐明皇犯的錯誤其實是每一個雄才大略的帝王的通病--過于自信甚至自負的，他相信自己能夠hlod住天底下的一切，不光是滿朝臣工還是驕兵悍将。

▲劇照：唐明皇和安祿山

于事實而言，他對于安祿山這個癡肥的僞裝者過于信任了，前文提到的那些名将們不管從能力、操守或忠誠而言其實都強過太多。唯有安祿山開疆拓土無功，奉承拍馬卻既有一套，最後身兼範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麾下直轄二十萬鐵騎。

筆者曾供職于企業，有人負責做事和挨罵，有人則負責拍馬的提拔。在李氏集團中，真正的名将都成了苦命的長工，後來他們無不死于非命或郁郁而終，反之心懷叵測的安祿山卻成了親兒子。

▲楊貴妃劇照

因而當河北的烽煙傳遞至長安城時，李隆基時一臉懵逼的，這個曾經隻會賣萌和打仗的胖子居然隐藏着如此惡毒的狼子野心，他的内心是出離的憤怒。為了讓那個死胖子盡快為自己的行為後悔，更為了挽回自己的一世英名，被憤怒沖昏頭腦的李隆基做出了一個更加離譜的決定--迎戰。

其實區區二十萬叛軍并不算什麼，大唐多的是名将，然而年事已高的唐玄宗對大唐開元以來的政治軍事弊病和叛亂的成因、規模都沒有清醒的認識，将處心積慮的叛軍當成了烏合之衆。他以“畏敵不前”的罪名草率地處死了高仙芝和封常青兩位名将，然後逼着癱瘓的哥舒翰帶着關中精銳放棄潼關天險與叛軍決戰。

這正中了安祿山的下懷，本來在潼關巍峨的城牆不知所以之時唐軍來送菜，自然沒有拒絕的道理。

馬嵬坡的悲劇跟霸王别姬有些類似，不過後者是離别後的慷慨赴死，而前者則是被下屬把刀架在脖子上的逼宮，中國曆史上又多了一個被冤枉的“紅顔禍水”。

“推其緻弱之由，玄宗失計于前 ，肅宗不能遽振于後 。”-清.王夫之《讀通鑒論》

在匆忙西逃的路上，唐玄宗發布了《玄宗幸普安郡诏 》，以太子亨為天下兵馬 大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使，負責收複長安、洛陽下令設置了山南東路、江南東路、西路和黔中等節度使，由永王李璘、盛王李琦等後裔擔任，其目的是運用唐廷血脈穩住大半江山。

然而李隆基沒想到的是：李璘深得祖上玄武門之變的精髓，叛亂未平就打起了當皇帝主意，給哥哥李亨添亂不說，還差點搭上了詩仙李白的性命（彼時李白正是永王的幕僚）；長子李亨則迫不及待地跑到臨武，在陳玄禮等馬嵬坡“幹将”的支持下登上了皇帝寶座，延續了李唐皇帝“被太上皇”的傳統。

而逼宮後匆忙繼位的唐肅宗李亨，又在長安東都設置了同、華節度使，在與安祿山鬥争激烈的的河南設置玄武、豫許等節度使。

誠然，藩鎮的增設非常時期的非常舉動，由于叛軍的深入，曾經的後方變成了前線，這就出現了增設藩鎮的理由，這與東漢末年應對黃巾起義的手法如出一轍，以地方擁兵自重為代價抵禦叛軍，這些并無可厚非，錯的在後面。

唐肅宗請來了一代謀主李泌，他主張先消滅叛軍主要兵力，必要時先取叛軍老巢範陽，使其前方發生動搖，最後 再收複兩京 。但當時政治鬥争形勢(肅宗急于收複兩京以迎回玄宗 )，使肅宗不能利用有利時機平定河北藩鎮 ，因而留下了隐患 。

“肅宗已至鳳翔 ，諸軍大集 ，李泌欲分安西 、西域之兵并塞以取幽、燕 ，使其計行 ，則終唐之世 ，河北跋扈之禍永消 ；而肅宗不從，急用回纥疾收長安者 ，以居功固位不能稍待也 。”--清.王夫之《讀通鑒論》

跟唐玄宗恨不能一口吞下安胖子一樣，李亨也想用收複兩京的舉動為自己正名，顯然皇位比什麼都重要，這也是後世趙高阻擾嶽飛北伐的原始動機。後來，為了迅速達成平叛的小目标，肅宗甚至以搶劫三天為條件動用回纥兵力收複長安，給了叛軍撤退和集中兵力的時間。

後來，李亨放棄了斬草除根的想法，轉而招降納叛，史朝義窮蹙兵敗；薛嵩、李寶臣投降；田承嗣投降；田悅戰敗；梁崇義被俘；李惟嶽勢孤無援；張孝忠投降；王武俊殺李惟嶽而降。對這些投降的将領，朝廷沒有收其兵權給予妥善的處理，以緻造成被動的局面。

李懷仙封為幽州（北京）節度使、田承嗣據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張忠志（後改名 李寶臣 ）據成德，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河朔三鎮”，終于造就了藩鎮割據的肇始之局。

對此王夫之有過深刻的批評：

“讨賊易，平亂難；誘賊降已易，受賊之降難；必其力足以殲賊，而姑容其歸順者也。威不足制，德不足懷，賊以降餌己己已受降餌賊，方降之時，即其養餘力以決起于一旦者也 。”

“故肅宗之失，在不聽邺侯（李泌）之策，并塞以取幽、燕，使諸賊失可據之穴，魂銷于奔竄，而後受其歸命之忱，薄錄其将，解散其兵，乃可以受降而永綏其亂。失此不圖，遽欲挽狂瀾以歸壑，庸可得哉？”--清.王夫之《讀通鑒論》

所謂的“投降”不過是迫于形勢和朝廷發放的“誘餌”，離真正的臣服差距甚遠。以李唐王朝的底蘊想要消滅叛亂并非難事，這種姑息養奸性質的招降，不光開了惡例，也給後世留下巨大的隐患。

“官軍将士，血戰以摧強寇，功未及錄 ，而窮乃投懷之鸷獸 ，寵以節钺 ，授以疆土，義士心灰 ，狂徒得志，無惑乎效忠者鮮而犯順者日滋也。”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叛軍可以用名義上的投降來保全身家性命甚至原有的地盤，這就是對反叛行為潛在的鼓勵。

自此，“河朔三鎮”成為了藩鎮割據的代名詞，在未來的一百多年裡多次起兵對抗朝廷，他們名義上歸順朝廷，實際上并不服從中央，自己署置将吏官員，各握強兵數萬，租賦不上供，形成地方割據勢力。而朝廷無力過問，隻是一再采取姑息政策，為了防範無時不在的威脅，大唐不得已在靠近三鎮内地增設藩鎮，同樣給予巨大的自主權。玄宗與肅宗父子的權力争奪，使後者不能抓住有利時機根除安史叛軍，反而将割據合理合法化，最終演變成後來的“元和四十八藩鎮”。

結語：盛世的終結

脫鞍暫入酒家垆，送君萬裡西擊胡。

功名祗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參《送李副使赴碛西官軍》

盛唐是一個偉大的時代，無論是世家、遊俠、士子還是武将，無不以效力邊疆為榮，以馬上建功為功名正道；而不管是胡人、漢人亦或是外國人，都能夠找到一席之地，大唐的開放性更像一家跨國公司，而非王朝。

前文提到，安史之亂畢竟失道寡助，其并不具備終結盛世的能力，但數次處置失當讓這次浩劫持續了八年，不光令百年積累的财富化為烏有，更洗去了大唐曾經的開放、從容和自信。

表面上看，割據問題逐漸根深蒂固，李唐也再無大規模開疆拓土的實力和動力，對外由全面攻勢轉為防守，對内嚴防死守。其實深層次地看，對待藩鎮的态度由無條件的信任轉為無處不在的監視和制衡，同時不管是異族豪雄還是漢人精英，朝廷對于武将已經喪失信任，由此宦官監軍制度得以“發揚光大”，這群家奴第一次掌握了軍權，并衍生出更加複雜的問題，此乃後話。

在下一章節中，筆者将繼續講述藩鎮割據的深層次原因以及“元和中興”等局面下與藩鎮的博弈和妥協，請繼續關注。

參考文獻：

王夫之《讀通鑒論》

司馬光《資治通鑒》

,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