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的書本内容? 《資治通鑒》(Comprehensive Mirror to Aid in Government )是北宋著名史學家、政治家司馬光(1019-1086)和他的助手劉攽、劉恕、範祖禹、司馬康等人曆時十九年編纂的一部規模空前的編年體通史巨著記載了從戰國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實與《史記》重合戰國——漢武帝的部分在這部書裡,編者總結出許多經驗教訓,供統治者借鑒,書名的意思是“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即以曆史的得失作為鑒誡來加強統治,所以叫《資治通鑒》《資治通鑒》全書294卷,約300多萬字,另有《考異》、《目錄》各三十卷是我國編年史中包含時間最長的一資治通鑒部巨著,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資治通鑒的書本内容?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資治通鑒》(Comprehensive Mirror to Aid in Government )是北宋著名史學家、政治家司馬光(1019-1086)和他的助手劉攽、劉恕、範祖禹、司馬康等人曆時十九年編纂的一部規模空前的編年體通史巨著。記載了從戰國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實。與《史記》重合戰國——漢武帝的部分。在這部書裡,編者總結出許多經驗教訓,供統治者借鑒,書名的意思是“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即以曆史的得失作為鑒誡來加強統治,所以叫《資治通鑒》。《資治通鑒》全書294卷,約300多萬字,另有《考異》、《目錄》各三十卷。是我國編年史中包含時間最長的一資治通鑒部巨著。
《資治通鑒》所記曆史有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後周顯德六年(959年),前後共1362年。全書按朝代分為十六紀,即《周紀》五卷、《秦紀》三卷、《漢紀》六十卷、《魏紀》十卷、《晉紀》四十卷、《宋紀》十六卷、《齊紀》十卷、《梁紀》二十二卷、《陳紀》十卷、《隋紀》八卷、《唐紀》八十一卷、《後梁紀》六卷、《後唐紀》八卷、《後晉紀》六卷、《後漢紀》四卷、《後周紀》五卷。《資治通鑒》的内容以政治、軍事和民族關系為主,兼及經濟、文化和曆史人物評價,目的是通過對事關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統治階級政策的描述警示後人。
司馬光書名的由來,就是宋神宗認為該書“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而欽賜此名的。由此可見,《資治通鑒》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資政自覺意識增強的表現,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學為政治服務自覺意識增強的表現。《通鑒》是一部編年體的通史,按時間先後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終言的手法,說明史事的前因後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統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軍事的史實為主,借以展示曆代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迹,作為曆史的借鑒。但書中在叙述曆代統治階級活動的同時,也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與鬥争。
《資治通鑒》是中國第一部官修編年體通史。該書以時間為“綱”,以事件為“目”,綱舉則目張,時索則事叙。值得注意的是,本書使用了一套“古怪”的計時術語作為全書的時資治通鑒間框架體系,如“阏逄攝提格之歲”之類。“阏逄”相當于漢語“甲”,“攝提格”相當于漢語“寅”。為什麼不用漢語的天幹地支,而偏偏要用一套多音節語言的幹支體系呢?司馬光沒有交代。《史記》的《曆書》裡面也用到了這套多音節幹支術語,司馬遷也沒有交代其來源。這為後人胡思亂想提供了口實,如竺可桢就建議梵語學者用梵語破譯這套術語。更有人藉此宣稱中國人祖先來源于西亞兩河流域或古埃及。其實,我國古文獻明文記載這是天皇語言,即三皇時代的官方語言。明代著名學者萬民英所著《三命通會》雲:“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是曰‘天靈’,淡泊無為而俗自化,始制幹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其十幹曰:于逢(又名“阏逄”——編者注)、旃蒙、柔兆、強圉、著雍、屠維、上章、重光、玄黓、昭陽;十二支曰:困敦、赤奮若、攝提格、單于、執徐、大荒落、敦牂、協洽、涒灘、作噩、閹茂、大淵獻。蔡邕《獨斷》曰:‘幹,幹也。其名有十,亦曰十母,即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支,枝也。其名十有二,亦曰十二子,即今子醜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是也。’謂之天皇氏者,取其天開于子之義也;謂之地皇氏者,取其地辟于醜之義也;謂之人皇氏者,取其人生于寅之義也。故幹支之名在天皇時始制,而地皇氏則定三辰,道分晝夜,以三十日為一月,而幹支始各有所配。人皇氏者,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始得天地之氣而有子母之分,于是幹支始有所屬焉。”所以,司馬遷和司馬光所使用的這套多音節幹支術語是中國最早的官方時間術語,屬于“皇綱”性質,故而被采用為曆史的紀年詞語,以表示曆史的正統。請參考本百科詞條“三皇五帝年表”。
《資治通鑒》全書共294卷,約300多萬字,書中記載的曆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征淮南為止。是司馬光以為君親政,賢明之道為出發點所編寫成的一本巨著,所謂“删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在橫跨中國16個朝代,一共1362年的曆史中,詳近略遠,隋唐五代371年,占全書40%,史料價值最高。很明顯的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
帝後死稱“崩”,王公死稱“薨”。天子近出稱“還宮”,遠出稱“還京”,列國諸侯遠出稱“還某郡”。《資治通鑒》具有強烈的正統立場,在分裂時代,如三國,魏有〈紀〉,蜀、吳無〈紀〉;南北朝時代,南朝有〈紀〉,北朝無〈紀〉;五代有〈紀〉,而十國無〈紀〉。又如《通鑒》載魏明帝太和五年:“(諸葛)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對此朱熹曾表達他的不滿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雲,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修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鑒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
《資治通鑒》于叙事之後,皆有附論,共186篇。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餘84篇是各家評論,其中裴子野的論占了10篇,司馬遷的論隻有1篇。以篇數看來,〈唐紀〉所占篇幅最多(81卷)、其次為〈漢紀〉(60卷)。陳垣《胡注通鑒表微》曰:“《通鑒》書法,不盡關褒貶,故不如《春秋》之嚴。溫公謙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續《左氏傳》,有所感觸,亦仿左氏設辭‘君子曰’而稱‘臣光曰’以發之。餘則據事直書,使人随其實地之異而評其得失,以為鑒戒,非有一定不易之書法也。”
從今日來看,“臣光曰”充滿封建色彩,黃盛雄将其歸納“誠”與“禮”,“禮之綱紀”這個概念,可謂貫穿《通鑒》之核心。張須在《通鑒學》雲:“《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為綱維。名分既壞,則綱維以絕,政權崩潰,恒必由之。溫公以此事兆東周之衰,與七國之分立,而又系論以見托始之意。”司馬光本人的思想并沒有跨越時代,故其論述沒有太大價值。例如:司馬炎因守三年之喪被司馬光稱贊是“不世之賢君”。事實上,司馬炎在中國曆史上并不能與唐太宗,漢武帝等相提并論。
曆史背景:宋神宗熙甯年間,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上疏請求外任。熙甯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禦史台,自此居洛陽十五年,不問政事。這段悠遊的歲月司馬光主持編撰了294卷300萬字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
《資治通鑒》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共記載了16個朝代1362年的曆史,曆經19年編輯完成。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于此書。”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書不到2年,他便積勞而逝。《資治通鑒》從發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馬光實都親自動筆,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學者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
《資治通鑒》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曆史著作,曆來為人們所重視和閱讀學習。這部書是北宋司馬光主編的。北宋時代,在中唐以來長期混戰之後,實現了國家統一,恢複和發展了社會經濟,繁榮了學術文化;同時,内政多弊,禦戎不力,“積貧積弱”,局勢不穩。這是一個有生氣的時代,又是一個很苦悶的時代,是個前進的時代,又是個軟弱的時代。當時,君主将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慮如何生活,尋找出路。于是,有主張以“柔道”治天下,說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有立志改革,而實行變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铤而走險,起義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識的人們,特别是曆史學家,如歐陽修、司馬光、範祖禹等,往往面對現實而回顧曆史,企圖總結曆史經驗教訓,借鑒曆史,為了有助于治國安邦,更好地解決現實矛盾。其中,司馬光主編《通鑒》的目的最突出,最具代表性。它是由“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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