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主要理論?樂愛國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過各種自然現象黃榦《朱先生行狀》稱朱熹“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學案》稱朱熹“博極群書,自經史著述而外,凡夫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學,無不涉獵而講究也”英國的科技史家李約瑟稱“朱熹是一位深入觀察各種自然現象的人”而正式從科學的角度對于朱熹學術展開研究,可追溯至近代，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朱熹主要理論?以下内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朱熹主要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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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過各種自然現象。黃榦《朱先生行狀》稱朱熹“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學案》稱朱熹“博極群書,自經史著述而外,凡夫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學,無不涉獵而講究也”。英國的科技史家李約瑟稱“朱熹是一位深入觀察各種自然現象的人”。而正式從科學的角度對于朱熹學術展開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嶺南學者陳澧(1810—1882)撰《東塾讀書記》,其中有“朱子”一卷,對朱熹的著述及其學術思想作了詳細論述。該書特别提及朱熹的《壺說》對《禮記·投壺》中壺的容積所作的計算,并且說:“朱子知算學。”與此同時,陳澧又引述朱熹有關曆算以及《步天歌》的論說,指出“朱子講求曆算之學”。此外,陳澧還引述朱熹有關《尚書·禹貢》的論述,認為“朱子之講求地理”。雖然這些論述還顯得較為簡要,但對于那些隻是關注朱熹性理之學的學者來說,無疑是一個新的視角,也為當今研究朱熹科學思想開了先河。

　　晚清倡導新學的唐才常(1867—1900)創辦《湘報》,宣傳變法維新。1898年5月發表《〈朱子語類〉已有西人格緻之理條證》,認為《朱子語類》包含了許多對于天地、日月、風雨、雷電及一切氣化之理的論說,并分為天學、地學、氣學、重學、化學、礦學、電學、光學、聲學等項,指出研究朱熹學術,不能僅限于其性理之學,還應關注其科學思想。

　　之後,學界對于朱熹科學思想的闡述,主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關自然的論說以闡述其科學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緻知論與科學聯系起來。謝無量的《朱子學派》(1916)在對朱熹哲學的闡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發生論、天地結構論,又述朱熹論自然界的萬物生成、天地成毀和陰陽五行化生自然萬物,以及風、雨、雪、雹、霜、露之類,指出:“朱子論天地間氣象變化,已有近于科學矣。”江恒源的《中國先哲人性論》(1926)一書中同樣包含了對朱熹宇宙發生論的闡述,如“朱子推論宇宙萬物發生生長的原因及狀況,頗帶一點自然科學的意味”。陳鐘凡的《兩宋思想述評》(1933)在闡述朱熹的宇宙論時,也論及他對天地形成和天地結構的解釋,還從自然科學的層面作出評價,認為朱熹的研究“非全無依據、閉目思維者比矣”,“後世之言天者,雖精粗有别,其原理則無異也”。

　　對于現代研究朱熹科學思想具有較大影響的是胡适。他認為,朱熹《大學章句》“補格物傳”所言“即物而窮其理”,要求通過研究具體事物而尋出物的道理來,“這便是歸納的精神”。他還認為,“補格物傳”所謂“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這是很偉大的希望,科學的目的,也不過如此”。在闡發朱熹的格物緻知說所蘊含的科學精神的同時,胡适又以現代科學方法為依據,對朱熹的格物緻知說作為科學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體分析,指出:“科學方法的兩個重要部分,一是假設,一是實驗。沒有假設,便用不着實驗。宋儒講格物全不注重假設。”在胡适看來,朱熹的格物緻知說講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動的觀察,沒有假設的解釋,也不用實驗的證明”,因此他提出質疑:“這種格物如何能有科學的發明?”盡管如此,胡适還是強調朱熹的格物緻知說内含現代科學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說,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點歸納的精神。”而且,他還進一步引述《朱子語類》中的兩段語錄:“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為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隻不知因什麼事凝了”,“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卻變而為高,柔者卻變而為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并且明确指出:“這兩條都可見朱子頗能實行格物。他這種觀察,斷案雖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質學者,觀察同類的現狀,加上膽大的假設,作為有系統的研究,便成了曆史的地質學。”顯然,對于朱熹的格物緻知說,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學的内涵,并認為朱熹通過格物和觀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時又指出其作為科學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從科學的角度诠釋朱熹的格物緻知說,從中發掘現代科學精神,對于當時的學術界影響頗大。1926年,朱謙之所撰《〈大學〉研究》一文對朱熹的格物緻知說作出闡釋。他完全贊同胡适的觀點,認為朱熹《大學章句》的“補格物傳”,“的确是含有一點歸納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學的基礎的方法論”。針對當時有學者認為朱熹的格物緻知說旨在“‘一旦豁然貫通’時的‘表裡精粗無不盡,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的絕對真理,而不同于科學,朱謙之指出:“雖然他們所求者,或者不是這個物的真理,那個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的哲學上的絕對真理。但他們的哲學是以科學方法為依據,這一點無論如何是不能否認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學》在讨論朱熹人生觀時則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頤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學上歸納的研究法很相似。他這種說法,影響于中國學術界很不小。後來由明而清,有許多看重知識、看重考證的學派,可以說大半是受了這種格物說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從認識論的角度诠釋朱熹的格物緻知說,指出:“其論理的方法為歸納,而含有近代科學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國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學本從格物入手,他的窮理緻知之說,實在是近代科學家的态度。”同年,吳其昌發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窮理》,其中認為,朱熹“實有‘實驗’精神”,而這是“中國稚弱的原始的科學思想之種子”。

　　也有一些學者僅僅從道德修養的角度解說朱熹的格物緻知說,甚至有學者反對胡适的诠釋。陳鐘凡《兩宋思想述評》雖然肯定朱熹對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贊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緻知诠釋為歸納法,認為朱熹所謂格物緻知“非由歸納研究以求貫通,實由冥然默契以求貫通”;“非客觀了解自然,乃主觀了解思維”。1932年馮友蘭發表《朱熹哲學》,指出:“朱子所說格物,實為修養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體大用。即陸、王一派之道學家批評朱子此說,亦視之為一修養方法而批評之。若以此為朱子之科學精神,以為此乃專為求知識者,則誣朱子矣。”這一說法後來被納入《中國哲學史》(1934),明确反對胡适從科學的角度诠釋朱熹的格物緻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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