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華需要各方面。

以安全、便利為基本要求，汽車作為交通工具幫助人們行至快，達至遠。上世紀，美國打響了汽車工業革命的“第一槍”。1908年，福特汽車公司生産出世界上第一輛屬于普通百姓的汽車-T型車，标志着世界汽車工業革命就此開始；1913年，福特開發出了世界上第一條流水線，被譽為“世界工業史上創世紀的發明”。

以此為基，福特逐漸從隻生産廉價T型車，擴展到高端車型的商業領域。1922年，福特收購了以總統名字命名的豪車品牌林肯，随着路虎、阿斯頓馬丁等也在後來被其收入麾下，福特真正成為超級汽車巨頭。

歐洲是豪車品牌的發源地和聚集地。上世紀中期，以舉世聞名、追求極緻的工匠精神、文藝複興的人文底蘊為搖籃，意大利孕育出“讓世界充滿夢想”的法拉利跑車，在F1賽道上盡情演繹速度與激情。賽車不僅是車手水平的競技，同時也是車品性能的較量。在國際汽聯的嚴格規定下，自Alberto Massimino設計的Tipo 815型賽車（8缸，1.5升排量）開始，法拉利在材料、底盤結構和引擎上不斷進行技術革新，作為制造商總共16次赢得冠軍。

跟浪漫的意大利人相比，精益求精的德國人在豪車生産中走出了“科技感”，表現在舉全國之力的工業産業鍊的強大支撐和先進的工業理念。德國主要的四個豪車品牌——寶馬、奔馳、奧迪和保時捷約占全球豪華車市場份額的80%。擁有83.5萬名工人的汽車業是德國最大的雇主，約占德國出口的五分之一。

如果把豪車僅看做符号或奢侈品，那确有些資本主義色彩。但作為汽車行業的“高端制造”，豪車以革命性的技術解決方案推動社會變革，以卓越的手工工藝成為平庸者難以企及的舒适、美學、性能典範，在世界各地曆史長河的蕩滌中自持與革新，展現其對一個時代的物質和精神影響力，營銷也是一樣。

這才是真正的意義。

在商業邏輯裡，“量”永遠不是最重要的。營銷以需求為主，也以供應為主。人們認識事物從“量”開始，從而更深刻地把握“質”，同質的事物由于數量不同，在實踐中的地位和作用往往不同，這在日益個性化發展的社會中愈發明顯。

“質”之所以為質，是因其保持了事物成為自身并區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規定性，這既包括生産者所投入的物質資料的總和，也包括在消費者内心不可替代的心理認同、設計理念、以及品牌主張等。

就品牌主張而言，人的思維和身體一樣奇妙。以流通為中介的消費過程所創造的價值在“質”中占有絕大比例。由品牌效應引發的聯想、知名度給産品帶來巨大附加值，品牌溢價能力才是核心競争力，試圖把車賣給所有人隻會與既定目标南轅北轍。

生産與營銷者以人為本，用根基性的力量和永不過時的能力等“内在确定性”因素，去抵禦經濟周期等諸多“外在不确定性”因素是生存發展之基石。

在商品經濟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表現為物與物的關系，這些物具有了一種神秘的力量，為商品生産者和消費者崇拜，馬克思稱之為“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導緻社會對于物的評價往往直接決定了人的評價，一種以物的交換價值為導向的價值體系會塑造人的精神狀态。

一方面，人對外物的感知來源于内心的情感訴求，對“美”的追求、對個性的崇尚乃是自然而和諧的生活态度。

另一方面，無法忽視消費産品運動過程中的關鍵環節——信息的作用。這就導緻在大衆傳播的視域下，産品有着相對極端的正面或負面的隐喻。這種符号化、商品化過程既具動态性也具擴張性，充滿沖突和不确定性。

《易經·系辭》闡述了這種辯證關系：“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被萬物各自的形象與用途束縛，就不能領悟、回歸到無形的道體之中。即使擁有超越“形”“器”的質性，人也應脫離顯化的外在，去尋求内心的豐盛。

孔子言，“君子不器。”在“形”之變中堅守“道”之不變，功利性價值或不是最終目的，看似無用的大道更值得尊敬。一切的結果，或都是這樣形成的。

（文/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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