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紅與導演關系?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發生的時候，李少紅的工作突然停下來項目停滞，後期做不了，所有人都處于居家模式常年忙碌的女導演突然回歸家庭，焦灼的情緒和落地的日常交織出從未有過的生命體驗，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李少紅與導演關系?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李少紅與導演關系

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發生的時候，李少紅的工作突然停下來。項目停滞，後期做不了，所有人都處于居家模式。常年忙碌的女導演突然回歸家庭，焦灼的情緒和落地的日常交織出從未有過的生命體驗。

出于創作者的直覺和習慣，她每天捧着手機，試圖通過獲取方方面面的信息，取得和這個世界的連接。冥冥之中，李少紅有種預感，總覺得有一天，會有人找她來拍攝這段生活。

等到寒冬過去，春天來臨，電影也來了。女性制片人董文潔邀請她和張艾嘉、陳沖三位女導演一起，拍攝一部關于疫情之下女性處境的電影。入行以來一以貫之的創作視角，有感而發的題材，加上傾心已久的合作對象，李少紅幾乎是毫不猶豫就接下了這個項目。

《世間有她》花絮照

在電影《世間有她》中，三位女導演拍攝和捕捉的，恰是這段時期的生活中，屬于平凡個體的日常。婆媳、情侶、夫妻，不同的家庭在面對特殊突發事件時的得與失，以及由此照見和放大的，關于女性自身隐沒于日常的困頓與溫柔。

在李少紅的故事裡，周迅和許娣飾演的，是一對在疫情中相繼感染，為了保護自己的孩子而留守家中的婆媳。當丈夫、兒子這些日常占據了兩代女性生活重心的身份離場，女性之間顯露出的針鋒相對也逐漸消弭，她們在彼此照顧中也彼此映照，在對方身上看到，最應該關照的是女人自己。

李少紅拍過很多女人，從《血色清晨》中因失去貞操而引發一場張揚謀殺的農村女孩，到《紅粉》中随浪潮“花自飄零水自流”的風塵女性；從《大明宮詞》中在權利與欲望中沉浮的女王與公主，到《橘子紅了》中封建禮教桎梏下的向往自由的少女……無論電影還是電視劇，這些鮮活又充滿力量感的女性，織就了這位中國最具代表性女導演鮮明的創作譜系，也讓李少紅在多年來一直被視作為“女性視角”的代言人。

她拍曆史的宏大叙事，觀衆看到由男性書寫的曆史裡，女性作出怎樣的自我選擇；而嘗試在一部短片中，用一個生活的切面剖開女性深層的情感内核，對于李少紅自己也是一次全新的嘗試。

“女性在家庭中是紐帶，聯系着上面的老人、下面的孩子，還聯系着夫妻彼此間的關系。”雖然大部分的人生裡，李少紅作為獨當一面的女導演，并不是典型社會認知中女性之于家庭應該成為的樣子，但在她真正成為一個導演之前，她先成為的是一位母親，這其中，有抉擇，有犧牲，有甘苦自知，這樣的人生體驗，也奠定了她日後創作裡那份柔軟而強悍的目光。

《世間有她》已于9月9日在全國院線上映，導演李少紅接受澎湃新聞專訪，談到她對當下生活中女性的觀察感悟，也談起自己一路創作中逐步自覺建立女性意識的心路曆程。

李少紅

【對話】

拍當下剛剛親曆過的飽滿感受

澎湃新聞：收到這個創作邀約時，還是大家剛剛受到疫情沖擊的時候，當時你對此的反應是？

李少紅：我幾乎毫不猶豫地就接受了。那時候，每天看到很多新聞，也經曆方方面面發生的事情，感觸很多。在那個過程裡，我會有一種願望，就是要去拼命去找、去看、去感受，總感覺有一天會有人來找我。疫情期間，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有人來找我拍這個過程裡的故事，我會特别的願意。因為這段曆史，和這其中人的生活真的是值得記錄下來。結果真的有人來找我，又是一個女性的出品人，上來開宗明義跟我說她的想法，想請女導演從女性的角度來講述所親曆的這個過程。這個倡議特别擊中我的内心，可以和張艾嘉、陳沖導演合作，這個組合也非常地吸引我，就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澎湃新聞：這種非常貼近當下，幾乎是實時發生的創作，會有難度嗎？

李少紅：我覺得要看角度，如果要宏觀的全面表現，可能太近的時間比較難，但它的切入點非常好，截取的切入點非常巧妙，又很貼近我們自己，作為女性導演來講，觀察和親曆的感受，是非常容易能夠展開故事的。電影裡故事的這個時間段，幾乎是剛好銜接着剛剛發生的那一段時間，那個時候的感受是新鮮飽滿的，這些都可能會讓你有的放矢，能更明确知道要講的點，比如家庭生活，從女性的視角去感受，就很能夠找到那個支點。

澎湃新聞：你自己當時疫情以來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的，那個時候你自己的狀态和對自己身邊人的觀察是怎麼樣的？

李少紅：那時候，我跟所有的人都一樣，一下子回歸了家庭，跟世界和社會突然隔絕了。這個體會對我們來講，人生中幾乎是第一次，完全依靠各種各樣的信息，幾乎全天24小時在報道中了解各個方面發生的事情，仿佛這些大量的信息，是你跟社會唯一的聯系渠道。這也是我們後來帶入到這個故事當中的一種情感。

生活上也是一個重新發現的過程，因為過去太多年，工作占據了絕大部分，家庭生活在以往這麼多年裡越來越被弱化了，我們拍戲忙起來的時候，家幾乎就像你的旅店一樣，疫情到現在這兩三年，接觸最多的是家人，是家庭，和家人的感覺好像更親密了，我也會意識到，好像忽略了很多的生活中重要的東西，尤其是一些情感和親情，這一次是給我特别大的感受。

那時候想的問題和突然沉靜下來去感受的生活，一開始好像家是個很陌生了的環境，後來自己覺得還挺好，很多内心的感受更清楚了。包括這兩年很多朋友很久不見，等再見到的時候，我發現每個人都好像健康了，大家熱衷于談論養生、健身、做飯，好像都變得更有熱情去生活的樣子。

《世間有她》劇照

“互為母親”的婆媳，照見了自己

澎湃新聞：為什麼會選擇婆媳關系這個角度來破題？這個關系裡承載了你對女性怎樣的觀察？

李少紅：咱們都知道，家庭是社會最小的單元，而在這個的單元裡面，它的基本構成，是長輩、婚姻，子女這三個要素，所以一般來講，要生活，或者是反映生活的電影，基本上也離不開這三樣。

疫情這段時間，大家都回歸了家庭之後，其實三角的矛盾和沖突，這樣的情感碰撞是最強烈的。當初給我們這個命題，要從生活的角度和女性的角度來展開的時候，這樣的關系是很難繞開的，尤其是在一個家庭裡面都“互為母親”的時候，會觸及到特别強的女性視角。

對我來說，動人和需要反思的部分都是“忘我”，其實這是很多女性在生活中裡面最大的一個特點，她會變得沒有自我，所有的生活的基礎和目标，都是為家庭奉獻，為兒女奉獻。

我們的故事，講的是當疫情發生的時候，這婆媳兩個人，都在關心他們自己的小家。這是一個特殊時期下，女人就是母性的體現，永遠是關懷她身邊的人，無論親情還是愛情的對象。即便事情是發生在自己身上，她們還是慣性地去關心丈夫和兒子，她們矛盾沖突是因為關心其他的人所産生的，這也鮮明地體現出我們想表現的女人的特點。

但這種關心，最後令她們互相之間産生了突然的質疑和萌醒，像面鏡子的鏡像一樣，互相照亮了彼此，發現最需要關心的那個人是自己，而在這個過程中間，她們都忽略了這一點。

我覺得女性在困境裡總有特别光輝的一面，但又是特别會自我犧牲的，當大家都在講說女性獨立的時候，其實獨立中的相互照見和互助，也是很值得書寫的。而通過婆媳關系來講述女性自己強大才能保護他人，這種體驗是非常生活化的，是生活中間很微小的感觸放大出來的一個現實。

澎湃新聞：你過去做的很多曆史題材的電視劇創作是“鴻篇巨制”式的，這次拍一個短片會覺得有新鮮感嗎？

李少紅：短片其實（不）太好拍，這些年我接觸短片是比較多的，包括我們自己的青蔥計劃和各種短片節，還真的挺有種沖動，也想自己試試拍短片，剛好有這麼一個機會，挺好。短片和長片要求不同，但我覺得，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要很精準，節奏表達得準确，一點都不能拖拉。我自己體會拍下來，甚至覺得比長片還要難。

《世間有她》劇照

澎湃新聞：這次我們看到你和周迅再次合作，作為一路見證她成長的“伯樂”，如何評價這個階段的周迅？

李少紅：我們算是相互陪伴和見證着過了這些年，情感上一直是很親近的。但作品上，上一次合作已經是2006年了。那個時候，她還是一個女孩，還是小花旦，現在已經演到大青衣了。這種合作和長久的相伴挺有意思的，彼此的關系也從合作關系變成了家人的感覺。

她肯定是成熟了很多。她跟你在談角色人物的時候，講她的感受和她關注那些點的時候，你會知道她确實長大了。表演上，她跟年輕的時候一樣堅持，但要求更加精準了。

重新在一起工作的時候，其實沒有任何陌生，她還是堅持自己很較真的那種感受，這次在現場，好多次演完她都會問我，“我變了沒有？”我覺得她的意思是想問我，覺得她現在演得怎麼樣，好不好，她希望能在我這得到證實。我是很早就看見她這一點的人，這一點對她來講是受用終身的。所以她會很在意我們之間的合作，這點我還是挺由衷感覺高興的。

成為母親，成為女導演

澎湃新聞：你自己的人生經曆裡面，有沒有一個關心他人多過自己的階段？

李少紅：我覺得這個是天性吧。不光是我，我覺得女性都會有。我自始至終也擺脫不了女人的這種天性，我覺得這是每一個女性與生俱來思考問題的方法，永遠是把所愛的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澎湃新聞：我注意到你的經曆，其實從畢業分配到電影廠到1988年拍《銀蛇謀殺案》之前，有一段時間是在家庭裡面，甚至是停掉了工作的，可以談談那段經曆對後來創作的影響嗎？

李少紅：對，就是本來以為會很早就開始獨立拍戲，但是我還是接受了，先做母親，先完成我自己人生的第一個作品，就是我的孩子。

我是堅持到我孩子上幼兒園之後，才出去拍戲的，就是有三四年回歸家庭的時間。因為我媽媽也是個導演，我自己基本上也是在她缺席的情況下，被我爸爸帶着度過我的童年。所以當我自己有孩子的時候，我告訴自己一定不能缺席，我要做一個全職媽媽，最起碼要補償一下我自己童年的這種缺失的感受。

那時候，我先生曾念平考了研究生，也沒有收入，我要在家生孩子養孩子，不拍戲也沒有收入，所以我們倆基本上算着賬，省吃儉用地度過那段日子的。那個時候對我來講其實特别重要，這段經曆和當時對生命和生活的感受，無論從人生體驗，還是對于我的事業來講都至關重要，因為你真正地去體驗了生活最本質的種種，我很慶幸自己那個階段的選擇，在我孩子最需要照顧的那個階段沒有缺席。

澎湃新聞：事實上，這個選擇還是有代價的，你好像錯過了第五代最風生水起的那個時期，後來進入了電視劇的創作。對于這樣的結果，有沒有一些後悔的部分？

李少紅：其實剛剛開始的時候，還是有一點點彷徨，因為那個時候的環境是我們這屆的同學大部分很多都開始獨立導戲了，包括張藝謀、凱歌、壯壯，還有我身邊的這些同學導演都獨立做自己的片子了，但是我自己得要回到家庭去，一開始是有猶豫要不要這樣做的，是有一段時間很矛盾的，覺得可能會讓自己藝術發展道路受到影響。

但決定生下這個孩子之後，我就很堅定了，我堅持到她上幼兒園之後再工作，孩子慢慢的孕育過程，會抵消你焦慮，這個過程是很神奇的，慢慢地我就發現，我沒有那種焦慮了，好像一個幸福的小女人一樣，好期待一個生命的到來，當看到孩子的時候，真的是特别奇妙的一種感覺。這種感覺會滲透到你自己看待生活的點點滴滴當中，再去創作的時候，對很多事情的理解和感受是不一樣的。

《世間有她》花絮照

澎湃新聞：很長一段時間，你都是作為中國女導演的代表，在這種場合為女性電影人“代言”，這個過程裡感受到女導演的處境從入行到現在發生了哪些變化嗎？

李少紅：它有一個過程，早期就是計劃經濟的時候，女導演真的不少，甚至女性導演可能全世界咱們是最多的，1990年代初，我出國交流，别人問“你們國家有多少女導演”，我腦子裡一過，光我們北影廠比較活躍的女導演就有二十多個。那會兒我們是計劃經濟，分配工作，也提出“婦女要頂半邊天”，工作不應該有性别界限，所以分配的時候，不會太考慮就是男女有别。78班其實是電影學院曆屆女生最多的一屆，我們這一屆有28個同學，女生就占了9個。

開始市場經濟化的時候，女導演的人數确實是開始下降，包括我們班的這些女生也都是逐漸的越來越難，因為過去拍片是廠裡分配，到了市場經濟，全都靠自己去運作、去找錢，那時候導演自己是制片人、策劃，甚至是營銷發行宣傳總監，恨不得所有的事情都得你自己幹。這個轉型過程當中，不斷轉換對導演的要求，你要想拍戲的話，你就必須得全職。所以我覺得，中間有十幾二十年的時間，讓女導演确實很難在這個行業裡堅持。到現在市場逐步完善，渠道也開放了，幫助青年導演的機制也越來越多，我們也發現越來越多的女導演慢慢湧現出來了，我們青蔥最後進入5強的女性比例也越來越高。剛開始我還會想，女導演不容易，要不要給她們特别的關照和支持，後來發現真的不需要。

我覺得，她們都跟我們這一代人不太一樣了，她們能很自如地應對她們的選擇和處境，好幾個女導演，都是在已經完成了生育之後，來拍她們的第一部電影。在她們身上，我真的沒有感覺到像我那時候那麼糾結，好像女性的獨立和進步在這一代身上有了更好的反饋，她們比我那時候更自信，也能把家庭和感情安排得很好，也沒那麼大的思想包袱，覺得拍電影會耽誤她們什麼。

澎湃新聞：女性表達的部分呢？通常很多人會覺得，女性視角裡比較私人的體驗會不夠公共性，比較偏狹，但最近幾年女性議題的社會性和公共性越來越被重視，對此你有怎樣的體會嗎？

李少紅：對于我們這代人确實有這個過程，因為我們還是在一個集體主義的價值體系下長大的，所以就不自覺地會更關注集體意識，以此作為主導意識。我們那時候強調弱化性别概念，有意識地強調我們要“像男人一樣”去想問題，行為邏輯、世界觀都有意識地希望自己“去女性化”，這個在我們成長過程中已經是根深蒂固的。

改革開放之後，逐漸地有一些轉變，實際上也是我們對于性别覺悟的一個轉變，從不自覺到自覺的一個過程。不自覺的部分，在我早期的創作中間都有，但那時候，我會懷疑這樣好不好，要不要堅持。到1995年拍《紅粉》的時候，我就糾結了很長時間，最後我還是回歸了蘇童小說的女性的視角。在這個過程裡，我意識到這種回歸是非常重要，女性視角并不等于是女性題材，當你用女性的視角去觀察社會，用你的體驗去表達，這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而不是局限女性導演隻能拍跟女性有關系的事情。

還有一個重要的事件，是1990年代，我去參加世界婦女代表大會，那時候我還挺震驚，原來還有這麼個會，原來為女性發聲，是一個全世界都認同的，特别值得拿出來被說的一個事兒，當時感受到了某種女性表達的正當性，對我認同自己表達也是特别大的鼓舞。

澎湃新聞：怎麼看待當下這個時代的女性表達，好像現在大家對女性權益重視了，但有時候也很容易牽動敏感神經？

李少紅：我覺得比以前是自由太多了，社會的層面上也有一個基于共同認知的基礎。但我也會覺得，有一些過度的标簽化，一些商業上可能是在利用女性的話題做的标簽，但這種标簽化，我們應該是能夠識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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