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園

剛剛升任外交部翻譯司副司長的張璐在今年兩會期間的總理記者招待會上，憑借其穩定而出色的翻譯征服了很多人。3月18日，中美高層戰略對話會議上，随團譯員張京的出色表現，再一次讓“外交翻譯天團”挂上了微博熱搜。

雖然外交翻譯一直被視為有高大上的地位，但世界各國翻譯官們偶爾入的坑也會讓人啼笑皆非。澳大利亞外交官伍爾科特在他的書中回憶自己在印尼演講時，譯員因翻譯錯誤而讓整句話的意思都不太對勁兒；有時候翻譯錯誤也會帶來嚴重後果，譯員的失誤就曾讓美國前總統卡特成為波蘭人民的笑柄。

由此可見，外交翻譯可是不好當的。該職位不僅要求譯員有傾聽、速記的能力，還需要不斷精進，靈活變通，更要時刻保持充沛的精力來應對問題。他們不僅是曆史的見證者，更承受着巨大壓力。

如今飛速發展的機器翻譯是否能代替人類來完成翻譯這一艱巨的任務，目前還不得而知。Skype負責人對機器翻譯的前景保持着積極的态度，但谷歌翻譯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卻讓人們開始懷疑機器翻譯的可靠性。

外交翻譯官入過的那些“坑”

在大家心目中，外交翻譯官總是嚴謹且博學的，國與國之間的對話由他們來傳遞信息并輔助完成，翻譯對精準度的要求在外交這件大事上因此體現得淋漓盡緻。不過，即使這樣，面對一些翻譯陷阱，經驗豐富的翻譯官們也難免栽跟頭，讓大家在緊張的氣氛中能夠開心一樂。

理查德·伍爾科特在1988年至1992年期間擔任澳大利亞外交部部長，曾先後為威廉·麥克馬洪、哈羅德·霍爾特等多位澳大利亞首相擔任顧問，還曾在聯合國、歐洲、東南亞和非洲擔任外交官。在他出版的《外交糗事》一書中，他回憶了自己作為澳大利亞駐印度尼西亞大使訪問巨港市時作的一次演講。在該演講中他說道：“女士們、先生們，我謹代表（onbehalfof）我妻子和我本人，表示我們很高興來到巨港市。”但是翻譯官卻換了個意思：“女士們、先生們，在我妻子之上（ontopof），我很高興來到巨港市。”這讓觀衆好一陣迷惑。

而與美國第39任總統吉米·卡特的遭遇相比，這都不算什麼。斯蒂文·西摩是一名日薪150美元的兼職口譯員，他作為語言服務部（專門為美國國務院、白宮和其他聯邦機構提供外語口譯和筆譯支持的部門）當時最優秀的波蘭語口譯員，被指派與卡特同行。卡特于1977年12月29日抵達華沙機場，而“噩夢”也就此開始。

當卡特開始以抒情的方式回應時任波蘭領導人吉雷克的歡迎時，31歲的西摩為他翻譯。卡特首先說道，他很高興來到波蘭。不知何故，該話被翻譯成，他已經叛逃美國要來波蘭生活；其次，卡特贊揚了1791年的《波蘭憲法》是18世紀三個偉大的人權精神代表之一。而西摩給出的翻譯卻讓人覺得是卡特在嘲笑憲法：考慮到波蘭政黨如何對待上述憲法的精神，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最後，卡特仍然面帶微笑，宣布他想了解波蘭人的興趣（desire），卻讓西摩改成了令人尴尬的“性”趣，讓這位總統直接經曆了“社會性死亡”。

可想而知，這名翻譯一定是被“炒鱿魚”了。但卡特的倒黴勁兒還沒過去，為了參加國宴，卡特又找了一名新的翻譯。在國宴演講時，當卡特說完第一句話後，他有意停頓等待翻譯官翻譯，翻譯官卻沒搭理他，說完第二句話時，翻譯官還是緘默不言。原來，這位新翻譯壓根聽不懂總統先生的英語，于是決定，與其多說多錯，不如“沉默是金”。卡特的波蘭行還未結束，這位倒黴的總統已經成了許多波蘭人的笑柄了。

翻譯失誤有時也會為談判帶來嚴重影響。法語詞“demander”表示請求，1830年美法會談卻因為這個詞的理解不清，造成了雙方關系的白熱化。

一條以“legouvernementfran？aisdemande”（法國政府請求）開頭的信息被送往白宮，但秘書卻把該句話翻譯為“法國政府強烈要求”，讓美方以為法國提出了一系列強硬措施而立即拒絕，等到誤會解除，談判才得以繼續。

外交翻譯非易事

由上面衆多烏龍事件可以發現，“外交無小事”，翻譯也無小事。想要曆練成一名優秀的外交翻譯大神，除了精湛的業務能力之外，還需要綜合技能的多方磨砺。

1.傾聽和速記是基本功眼神交會都不能錯過

外交口譯員必須能夠正确理解會議談話或演說，并快速記錄關鍵詞，準确翻譯其大意，才能促進會議所讨論議題的正常進行。他們不僅需要掌握會議口譯員的所有技能，工作上的外交特殊性還要求他們學習其他技能。例如在國宴期間，當有許多人在同時說話時，外交譯員就要高度集中注意力，辨别聲音來源，同時還要注意翻譯的音量，讓目标對象能清楚聽到翻譯的内容。

譯員瑪麗亞·羅薩裡亞·布裡在其2015年發表的文章《外交場合的翻譯》中談道：“熟練掌握兩種及兩種以上語言，能夠清晰明朗地表達觀點，熟悉不同文化背景是所有翻譯員必備的能力。在外交場合，良好的聲音投射和音量調整，更能為翻譯增色。這不僅是因為在外交翻譯中極其少用麥克風，更是因為在這些場合中，耳語同傳，或者叫做低聲口譯，也更為常見。”

外交口譯不僅僅需要超強的記憶力、速記能力這些口譯基本功，還需要敏銳的洞察力和觀察力，這就要求譯員要時刻觀察對話者的狀态，甚至連眼神交會也不能錯過。譯員有時候還需要肢體語言、手勢和語調等非語言形式的輔助來傳達最精準的翻譯。

2.專業背景知識靠積累

翻譯剛入門時，接觸的大多是日常用語和常見的行業專用詞，但随着翻譯難度的增加，譯員的知識面也要随之拓寬。它從來不是簡簡單單找到一個對等詞或者用一個詞來代替另一個詞的問題，翻譯者必須理解表達者的思想及其潛在含義。譯員必須了解足夠多的專業術語和背景信息，包括每個任務相關領域的所有知識，畢竟你無法解釋自己都沒有理解的事物。

2000年10月23日，美國第64任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會見了朝鮮領導人，美國國務院高級韓語翻譯唐金（TongKim）是奧爾布賴特的随從翻譯。唐金為了這次會面，學習了大量的專業術語。他回憶，“當我第一次開始翻譯時，我像個韓國人那樣說話，但他們似乎并不買賬。後來，我就改進了口音，我學會了朝鮮的語言，他們的語調，他們的方言，這讓他們對我們有了些許信任。”

3.靈活變通需智慧

外交翻譯中，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突發事件，如表達者突然蹦出超出譯者知識範圍的詞語，又或因文化差異造成的翻譯卡殼，這都要求外交譯員擁有強大的承受能力和靈活變通的能力。

在《外交糗事》一書中，作者伍爾科特就談到，澳大利亞前總理鮑勃·霍克用俚語“我不是來耍滑頭的”（Iamnotheretoplayfunnybuggers）來回應日本立法者提出的一個問題，而對于日本譯員來說，這個口頭語卻變成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他們集體商讨着如何才能把“funnybuggers”用日語精準表達出來。最後譯員們把這句話譯成“我來這兒不是為了做取笑同性戀人群這種無聊而沒品的事情”，從而讓觀衆更直觀地明白了這個俚語的含義。

“有些時候，最好的翻譯是不用翻譯，”伍爾科特寫道。“比如一位亞洲部長在首爾的一次宴會上講了一個長笑話。韓國翻譯官不知道如何翻譯，但沒有表現出來，他說了幾句話後，觀衆就又笑又鼓掌。随後，當部長對他的翻譯技巧表示高度贊賞時，這位韓國翻譯官坦承笑聲産生的真正原因，‘老實講，部長，我也沒聽懂你的笑話，所以我用韓語說，部長講了他必須講的笑話，請大家盡情地笑和鼓掌。’”

4.有幸見證曆史也須承受壓力

外交譯員是政府内部緊張關系的間接承受者，這有時也會影響到他們的工作狀态。在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執政期間，尼克松和當時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不信任國務院，與國務卿威廉·羅傑斯關系不太好，有時他們不讓譯員參加會議，因為擔心譯員會向羅傑斯告密。

但同時，外交譯員也是曆史的見證者，他們有幸親眼目睹将會載入史冊的重大事件，這當然也意味着更多的壓力和責任。

1990年，在美國第41任總統布什和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讨論《開放天空條約》時，蘇聯翻譯科奇洛夫在翻譯戈爾巴喬夫的話時用英語說了“verifying”（核查方，當時指美國）一詞，而不是“verified”（被核查方，當時指蘇聯）。會議室裡的每個人當時都看着他，戈爾巴喬夫也很快反應過來：“不，不。我從未說過……”

這兩個詞看起來似乎差别不大，但這場會談是圍繞《開放天空條約》而展開的。條約指出，雙方可在彼此領土進行空中偵查，以核查其執行軍備控制條約的情況。當時蘇聯和美國并沒有就應該使用核查方（美國）還是被核查方（蘇聯）的飛機進行勘察而達成一緻，而科奇洛夫将戈爾巴喬夫的話錯誤翻譯成了“在領土上空進行偵查的飛機需由核查方（即美國）提供”，相當于戈爾巴喬夫“同意”了美國的觀點。

後來，在科奇洛夫的回憶錄中，他寫道：“當時我真希望鑽到地縫裡去……”

由于翻譯任務的性質，很多外交口譯員常常獨自工作，且工作時間長達數小時。雖然團隊工作對于會議工作來說是可行的(通常在新聞發布會上，這種情況是可能出現的)，但是在整個會議過程中，長時間的交替傳譯通常是由同一個外交口譯員完成的，這就需要口譯員有極強的毅力和良好的健康狀況。

除此之外，外交會議中含沙射影的對沖，微妙的語言運用，都讓口譯員長時間處于高壓環境下。在最高級别的閉門會議上，口譯員面臨着全球外交的壓力，每一個字都很重要，一個失誤可能就會産生嚴重的後果。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就是一個讓口譯員非常頭痛的典型案例，他是出了名的不按常理出牌。他的前競選顧問安東尼·斯卡拉穆奇曾經說過，“不要從字面上理解他，要象征性地理解他。”《華盛頓郵報》也曾就他的不恰當用語進行過報道。

“巴别塔”重現——機器翻譯能否代替人工翻譯？

既然做外交翻譯需要付出如此多的心血，如今，随着科技進步而迅速發展起來的機器翻譯能否替代人來做未來的外交譯員呢？

2014年12月，Skype官方賬号在YouTube上傳了一個視頻，該視頻點擊量超過百萬。視頻裡是兩個戴着耳機的小學生——一個居住在華盛頓，另外一個來自墨西哥，她們說着不同的語言，英語和西班牙語，卻能夠無障礙地進行溝通。

這是因為Skype這款即時通訊軟件實現了英語和西班牙語之間的實時傳譯功能，戴上耳機就可以和世界各地的人交流，這好似古時“巴别塔”的重現，又似科幻小說的場景還原，而這一切全得益于機器翻譯技術的發展。

機器翻譯（machinetranslation）又稱為自動翻譯，是利用計算機把一種自然語言轉變為另一種自然語言的過程。雖然機器翻譯有着廣闊的前景，但其發展史也并非一帆風順。機器翻譯的研究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法國科學家G.B.阿爾楚尼提出了用機器來進行翻譯的想法。同年，蘇聯科學家彼得·特羅揚斯基也在設計翻譯機的圖紙，隻可惜彼得·特羅揚斯基因患有心絞痛，備受折磨，并沒有把機器造出來。直到1956年，他的設計圖紙才被人們發現。

但是，機器翻譯的發展并沒有停止腳步，伴随着互聯網的叠代更新，1997年，Systran開發出世界上第一個網頁機器翻譯工具，附屬于AltaVista搜索引擎；1999年，微軟開發出微軟翻譯；2006年，谷歌發布谷歌翻譯。現如今，不認識的段落随便放在哪個搜索引擎裡，都能立刻跳出它的翻譯解釋，機器翻譯早已滲透在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大多數人對機器翻譯的前景還是保持積極态度，Skype副總裁就曾在一篇博文中表示，“SkypeTranslator将打開無限的可能性，它依賴于機器學習，這意味着技術使用得越多，它就越聰明，即随着越來越多的人使用，翻譯質量也将不斷提高。”

但路透社在2021年4月19日的報道中稱，谷歌等公司提供的翻譯工具可能會導緻人們對相關概念的誤解，例如谷歌的翻譯軟件将一個關于法院禁止暴力的英文句子轉換成卡納達語時，就會變成“法院下令使用暴力”。谷歌對此表示，機器翻譯“仍然隻是專業翻譯的補充”，機翻的準确性還需要不斷改善。

《金融時報》作者SimonKuper在2021年4月21日的文章中也表示，“機器翻譯通常是有問題的，機器還不能通過肢體語言或目光進行交流，甚至有些算法是帶有歧視意味的，如在無性别的語言（例如土耳其語）中，算法卻假定工程師就隻能是男性。”

不可否認，機器翻譯在我們生活中占據着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但我們也不要忘了翻譯的初衷是為了滿足人類對于溝通交流的渴望。機器翻譯最後能否代替專業翻譯員，尚無定論，但是所有為人類交流付出努力的人，他們的功績都不應該被遺忘。

欄目主編：張武 文字編輯：宋彥霖 題圖來源：圖蟲 圖片編輯：蘇唯

來源：作者：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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