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是宋朝人，而“包公戲”是在元朝興起的，在後來的數百年間，包公審案的故事被編入雜劇、南戲、話本、評書、小說、清京劇，以及衆多地方戲中；近代以來，包公案”還被多次改編成影視劇。然而，作為一種在宋代文明湮滅之後才興起的民間曲藝，“包公戲”的故事幾乎都是草野文人編造出來的，而現代影視劇更是加了好多”料“。

包公不可能手持尚方寶劍

就如《封神榜》中的各路神仙登場必亮出法寶，“包公案”的包青天也攜帶着皇帝禦賜、代表最高權力的各類道具，例如“龍頭鍘”“虎頭鍘”“狗頭鍘”，還有一個至高權力代表—尚方寶劍。

宋代并沒有向大臣禦賜尚方寶劍、賦予其專殺大權的制度，要到明代萬曆年間，才出現了尚方寶劍之制，皇帝才賦予持劍人“如朕親臨”“先斬後奏”的超級權力。包公的三口鍘刀更是民間文人幻想出來的刑具，曆代都未見将鍘刀列為行刑工具，很可能是入元之後，民間文人從蒙古人用于鍘草的鍘刀獲得靈感，才想到了給包公打造一副銅鍘的情節。

事實上，宋人的法制觀念是排斥免死金牌的。他們說：“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故王者不辨親疏，不異貴賤，一緻于法。”宋太宗曾想庇護犯法的親信陳州團練使陳利，他自恃受太宗寵愛，殺人枉法，被朝臣彈劾，本應處死刑，但太宗有意袒護他，說：“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宰相趙普抗議道：“此巨蠹犯死罪十數。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最後太宗不得不同意判陳利用死刑。皇帝本人也庇護不了犯罪的親信，何況免死金牌？

堂下跪為何人？

在所有的“包公戲”中（包括今人拍攝的《包青天》電視劇），都不約而同地這麼表現包公審案的情景：訴訟兩造被帶上公堂，下跪叩首，然後整個過程都一直跪着。

跪禮在宋代之後，含有卑賤、屈辱之義。“跪訟”的細節，當然可以理解為官府對于平民尊嚴有意的摧折。

宋代的司法是否真出現了要求訟者下跪的制度呢？經檢索多種宋朝文獻與圖像史料考據，不管是《名公書判清明集》《折獄龜鑒》《洗冤錄》等司法文獻，還是《作邑自箴》《州縣提綱》《晝簾緒論》等宋代官箴書，均找不到任何關于訴訟人必須跪着受審的記錄。結果發現，宋朝法官開庭聽訟時，訴訟人是立于庭下的。

京劇包公戲《鍘美案》劇照

就拿朱熹做地方官時為例。曾制訂了一個“約束榜”，對訴訟程序作出規範，其中一條說：州衙門設有兩面木牌，一面是“詞訟牌”，一面叫“屈牌”，凡非緊急的民事訴訟，原告可在詞訟牌下投狀，由法庭擇日開庭；如果是緊張事項需要告官，則到“屈牌”下投狀：“具說有實負屈緊急事件之人，仰于此牌下跂立，仰監牌使臣即時收領出頭，切待施行。”“跂立”二字表明，民衆到衙門告狀無須下跪。

包公包辦了所有訴訟案？

我們看“包公戲”或“包公案”小說，還會發現一個細節：人們到開封府訴訟，不管是大案小案，還是刑事民事，都由老包一個人審理，仿佛偌大一個開封府，隻有包青天一個法官，頂多有一個公孫策在幕後贊襄。

《少年包青天》公孫策劇照

實際上，北宋開封府設置有龐大的司法機構，其中的判官、推官、司錄參、左右軍巡使、軍巡判官、左右廂公事幹當官，都負有司法之職能，其主要職權便是審理刑事案與民事訴訟。百姓到開封府告狀，通常是左右軍巡院受理，開封知府不過是統率一府之公事而已。如果每樁案子都要包公親審，以宋代的健訟之風，且“開封為省府，事最繁劇”，老包得像孫悟空那樣有分身之術才行。

大義滅親與司法回避

包拯生前留有一條家訓：“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殁之後，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他的子孫也确實沒有辱沒祖宗，子包绶、孫包永年都居官清正，留有廉聲。包拯顯然并沒有一個成了貪污犯的侄兒，又何須大義滅親？

即便包拯确有侄子犯罪，也輪不到包拯來大義滅親。因為宋代司法特别講求親嫌回避，在司法審判的各個環節，都設置了非常嚴格而周密的回避制。

宋朝法院如果受理了一起訴訟案，在開庭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核定回避的法官。所有跟訴訟的原告或被告有親戚、師生、上下級、仇怨關系，或者曾經有過薦舉關系者，都必須自行申報回避。這自然是為了防止法官的裁斷受到私人關系、私人情感影響，出現假公濟私、公報私仇的情況。實際上也可避免發生親鍘侄兒之類的人倫悲劇。

宋亡之後才批量出現的“包公戲”，實際上跟宋代司法制度已毫無關系，頂多隻能反映元明清時期的一部分司法觀念與實踐而已。至于影視劇，更是抱着娛樂的心态隻是看看罷了。

文 | 吳鈎 本文經《同舟共進》（tzgjmag）授權轉載，有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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