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緻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

子夏，姓蔔名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古人的名與字都很有講究的。中國古代有“夏商周”三個朝代，“商”在“夏”之下，之下（子夏）即“商”，故戲說子夏是“聖人之下”。《史記·孔子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子夏作為當時著名“教授”，對儒學自然有很多見解，本章就是他對“學”的見解。

“賢賢易色”

這是子夏對“學”的一種定性式解釋，“學”即“賢賢易色”，“賢賢易色”即“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緻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三句話，這便是本章的結構。“賢”本意是“有财”，引申于人的評價，意思是“有才能的人”。“賢賢”的語法同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語法，即“以對待賢人的方式對待賢人”。“賢”也是“君臣父子”等等各種人物角色的代稱，擴展開就是“以最恰當的方式對待各種人”。“易色”，“易”指轉變，“色”指人的容貌、态度，“易色”意即“根據人物變化随時轉變個人的對應方式”。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緻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這是子夏為“賢賢易色”列舉的三項内容，“以竭力事父母、以緻身事君、以有信交友”即“賢賢”，“事父母應竭力、事君則應緻身、交友則應有信”則是“易色”。“事父母”即“孝”，“竭其力”即“真孝”；“事君”即“忠”，“緻其身”即“真忠”；“與朋友交”應“信”，“言而有信”即“真信”。“真孝”、“真忠”、“真信”就是“學”的内容。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一般人可能認為隻有“學文”之類行為才為“學”，隻做到以上三項而沒有“學文”，故而說“未學”。但以子夏見解，隻要做到“真孝”、“真忠”、“真信”三項，即使沒有其它能力，甚至不識一字，都能稱之謂“學”，故說“吾必謂之學矣”。“吾”再次表明以上是子夏個人對“學”的見解。

把子夏對“學”的見解與孔子對“學”的定義的作一比較，可以進一步加深對“學”的認識。一是“學”的主體，孔子把“弟子”作為主體，又從“出入”到“衆”，主體明确不足寬泛有餘，而子夏把主體僅限定在“父母、君、朋友”三類“賢人”上，主體明确有餘寬泛不足。二是“學”的行為方式，孔子把“孝弟謹信愛”作為行為方式，更把“孝弟謹信愛”從對應的主體上擴展至更廣泛的主體上，針對性不強，擴展性有餘；子夏則把“竭力、緻身、言而信”作為行為方式，且嚴格對應“父母、君、朋友”，又特别指出要“賢賢易色”，其針對性有餘，但擴展性不強。三是“學”的取向标準，孔子把“親仁”作為“學”的取向标準，即“學”的目的或價值取向必須是“仁”，并明确把“餘力”用于“學文”，即否定“學文”取向，故取向标準明确。子夏則僅以“賢賢”附帶作為取向，與“仁”無所體現，故取向标準模糊。

以上比較顯示出子孔子學問的高超和子夏學問的平實，但《論語》編者本意不在貶低子夏，把子夏的見解放在孔子的定義之後，有編者的特别用意。夏作為孔子弟子，對“學”的見解仍體現了孔子的思想，與孔子的不同，主要是因為所面對教授的對象不一樣。孔子一生專以“傳道”為務，弟子多以“學道”為主，層次較高，故以較高标往要求之；子夏一生以“教學”為職業，弟子多以“學業”為主，層次一般，故以平實标準要求之。對于《論語》後學之人，層次高者當法乎孔子，層次低者當從乎子夏。總而言之，學道很難，法乎孔子固然不易，不能法乎孔子，從乎子夏亦很難得。《論語》學者當于此勉之。

,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