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賦、比、興内涵的探讨，曆來是一個争論不休的話題，不同的論者從不同的角度對其給出了定義。關于賦的含義還好說，各方意見大都比較一緻，但是涉及比和興，意見就多了，正如朱自清所說：“你說你的，我說我的，越說越糊塗”。然而，要探讨賦、比、興，有必要以統一的标準來明确賦、比、興的内涵。下面，本文從傳統詩學理論“心物關系”的角度出發，分析前人對賦、比、興所進行的界定，并歸納出其特點，力求讓賦、比、興的内涵明晰起來。

一、 心物關系

心物關系，也就是文學創作活動中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系。所謂心，即情感和意志，也就是主體；所謂物，即客觀物象，也就是客體。關于“心物關系”的理論，傳統詩學中早已有之。《禮記·樂記》中說：“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認為人心的觸動、情感的生發，是由外物所感染的。陸機在《文賦》中說：

伫中區以玄覽，頤情志于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心懔懔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遊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

陸機認為，創作主體是受到了“四時”、“萬物”等客體的感發，然後才“慨投篇而援筆”。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中也說：“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情以物遷，辭以情發”，情感随着景物而變化，文辭随着情感而産生。創作是随着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相互運動才産生的。

創作的過程是主體與客體不斷對話并逐漸形成統一的過程。創作主體由于是具有意識思維活動、能進行情感體驗的人，所以能夠被客體所感發，生發出情感和詩意。同時，“主體能動地審美地反映客體，即主動地選擇客體和加工處理客體的有關信息；并通過情感體驗，把自我的意識、情感對象化，即将客體‘主體化’，在觀念中創造源于客體又超越客體的審美形象。”即所謂“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文心雕龍·神思》）。而賦、比、興就是這種主體和客體相互運動的文學創造過程中，在感發或影響的來源與性質方面的基本區分。“概括地說，中國詩歌原是以抒寫情志為主的，情志之感動由來有二：一是由于自然界的感發，一是由于人事界的感發。表達此種感發的方式則有三，即賦、比、興。”作為“詩之法”的賦、比、興，也包含了不同的感發方式，從心物關系的角度對其加以理解，便能夠明确區分其内涵，尤其是比和興。

二、賦：“物與情同”

賦的含義在賦、比、興三者中曆來是最為明确。賦字古同“敷”，是鋪陳、分布、叙述的意思。由這一含義，諸多經學家、文論家對“賦”給出了解釋：

[東漢]鄭玄：“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周禮·春官》鄭玄注）

[西晉]摯虞：“賦者，敷陳之稱也。古詩之流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法，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旨，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以盡辭，敷陳其志。”（《文章流别論》）

[南北朝]劉勰：“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文心雕龍·诠賦》）

[南北朝]鐘嵘：“直書其事，盡言寫物，賦也。”（《詩品》）

[唐]孔穎達：“賦者直陳其事，無所諱避，故得失俱言。”（《毛詩正義》）

[宋]朱熹：“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詩集傳》）

[宋]李仲蒙：“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宋·胡寅《與李叔易書》）

[明]袁黃：情見乎詞，志觸乎遇，微者達于宏，逖者使之悟，随性情而敷陳視禮義為法度，衍事類而逼真，然後可以為賦。”（《詩賦》）

分析上述前賢對賦所給出的定義與解釋,我們很容易就能得出結論：賦即是一種直陳、鋪叙的表現手法。

但是這種結論還不夠，它容易給人造成一種錯覺——賦是最容易、最簡單的一種表現手法，它僅僅隻是客觀叙寫實際物象，這種手法無關形象思維，并不涉及心物關系。實際上并非如此。仔細分析上述有關賦的解釋，我們還能得出一點結論——賦中融合了情思，但體現在較為直觀的表達上。從“心物關系”的角度可以概括為“物與情同”，即作者的情思就直接包含在所叙之物之中了。

分析鄭玄對賦的解釋，人們往往隻是注意到前一句“賦之言鋪”，而批評其從儒家倫理道德層面進行解釋的偏狹，且不論鄭玄解釋的偏狹之處，提出“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這一點同時也說明賦中包含了作者的主觀情思，即對入詩的具體物象具有好惡評價之情，才會融進賦體詩歌之中。再如摯虞的解釋：“情之法，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旨，須事以明之。”這實際上仍然強調賦所叙寫的是“情之法”和“禮義之旨”，即賦中包含了作者的情思。劉勰說“體物寫志”，意思是賦是描繪物象，抒發情志的，同樣說明賦是一種“物與情同”的表達方式，最後到李仲蒙、袁黃的解釋就更能看出賦之“物與情同”、表達情思的特點了，尤其是李仲蒙說“叙物以言情”、“情物盡也”更是直接從心物關系的角度道出了“賦”的真義。

《詩經》中“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邶風·靜女》）這一句就運用了賦的表現手法，以鋪叙直陳的方式寫出了男子等候心上人的場面，同時，也表達出男子在等待的過程中熱切希望見到心上人的焦急、激動的感情，在叙述物象的過程中就包含了情感在内，這就是“叙物以言情”、“情物盡也”。

至此，可以試對“賦”作出如下定義：賦是一種以直觀叙述、描寫或議論的方式表達情志或營造意境的詩歌創作方法。它的形式是鋪叙，目的是表達情志或營造意境。從心物關系的角度說，其特點是“物與情同”，較為直觀地表達心志與情感。

三、比：“由情及物”

“比”字在甲骨文中是兩個人一同行走的形象，《說文》解釋說：“密也，而人為從，反從為比，古文比。”可見，“比”字的引申義必定表示兩個物體之間的關系。比同時也通“譬”，引申為比方、比拟的意思。比方、比拟肯定表示的是兩物之間的關系，這是由其本義延伸而來的。“比”表示的是兩物之間的關系，但在賦、比、興之詩法中的比是不是比方、比喻的意思呢？且看下面這些先賢對比的解釋：

[東漢]鄭衆：“比者，比方于物也。”（《周禮·春官·大師》注）

[東漢]鄭玄：“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周禮·春官》鄭玄注）

[西晉]摯虞：“比者，喻類之言也。”（《文章流别論》）

[南北朝]劉勰：“比者，附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文心雕龍·比興》）

[南北朝]鐘嵘：“因物喻志，比也。”（《詩品》）

[唐]孔穎達：“比者，比托于物，不敢正言，似有所畏懼，故雲，見取比類以言之。”（《毛詩正義》）

[唐]皎然：“取象曰比，取義曰興，義即象下之意。”（《詩式》）

[宋]朱熹：“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詩集傳》）

[宋]李仲蒙：“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宋·胡寅《與李叔易書》）

上述這些對比的解釋中，鄭衆、摯虞的解釋很明顯，比就是比喻的意思，鄭玄、朱熹也似乎是在說比就是比喻。于是，很多論者根據鄭衆、朱熹等的解釋認為比就是比喻，如張培恒、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說：“比用朱熹的解釋，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詩經》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變化。”程俊英的《詩經譯注》的前言裡說：“朱熹說，‘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換句話說，比就是比喻。”像這樣，牽強引用前人的論述将比附會為比喻是不準确的，比與比喻有相似之處，但不等同于比喻。比是一種“由情及物”的表現手法，即創作主體内心先有某種情感意志，再尋求與心中之情類似的物象來表達。而比喻則是“用本質不同又有相似點的事物描繪事物或說明道理的辭格”。

首先，仔細分析上述對比的諸多解釋，便能夠看出比和比喻有區别。鄭衆說“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和對“賦”的解釋一樣，鄭衆仍然從倫理教化的角度出發，“看到現今有過失，不敢直接反對，就用與之相類的事物來表達。”這裡，鄭衆所表達的是：創作主體運用比時，内心有一個既定的情感或意志（今之失），但是并不直言，而是運用與之相似的事物（取比類）來表達，言在此而意在彼，而此與彼之間又具有相似性，這種表達法就是比。劉勰也繼承了這個說法：“比者，附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比就是附，用與之相似的事物來表達事理或情志。朱熹的說法從比的形式上進行定義較為籠統，以至于後人多附會為比喻，其實這并不是朱熹的本義，從《詩集傳》中他定義為比的詩篇就能夠看出。如《召南·野有死麇》“有女如玉”朱熹認為是興，《邶風·簡兮》“有力如虎”朱熹認為是賦，《衛風·碩人》中“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很明顯的比喻句，朱熹卻認為是賦。而像《周南·螽斯》這樣的詩篇：

螽斯羽，诜诜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朱熹認為這首詩所運用的就是比，對其解釋說：“後妃不妒忘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由此再看孔穎達和李仲蒙對比的解釋就更加明晰了。尤其是李仲蒙的解釋：“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即尋求與所要表達之情相關的事物來進行叙寫，進而表達情感或營造意境。由此可見，比是一種“由情及物”的表現手法，它表達的是一種由内而外的情感指向，将内心的情感外化、物化。

其次，比是一種表現手法而非修辭方法。元代楊載在《詩法家數》中說：“風雅頌者，詩之體；

。”賦、比、興均是作詩的方法，是一種表現手法，所謂表現手法，即文學作品創作時所運用的技巧和處理材料的方法。而修辭方法是指通過修飾、調整語句，運用特定的表達形式以提高語言表達作用的方式或方法。很明顯，僅僅将比看作是比喻這種修辭方法是不對的，但是比與比喻有相似之處，二者都是運用相似的彼物來表達此物，此物和彼物都必須有相似點，但是比喻所起到的作用僅僅是顯得使此物顯得更加生動形象，如“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僅僅是通過一系列的比喻去形容“碩人”的美貌。但是“比”的表現手法則能夠起到意在言外的表達效果。像《魏風·碩鼠》，整首詩表面上是寫大的老鼠不知回報，蠶食主人的勞動成果，而實則是在寫當時社會統治階層殘酷剝削勞動者的勞動成果。

至此，本文給比試作如下定義：比是一種用與所要表達之物相關的物象來表達情感或意志的表現手法。其形式是用他物來言此物，目的是間接地表達此物，起到含蓄委婉、意在言外的作用。從心物關系的角度來說其特點是“由情及物”，即先有某種情志，然後找相關的物象來表達。

四、興：“由物起情”

與賦、比相較，興的含義曆來含混不清。有時，“比興”連用，将比與興混為一談。其實，從創作“心物關系”的角度認真分析前賢對興的解釋，還是能對“興”作出較為明晰的界定。

《爾雅》、《說文》都将“興”訓為“起”，興有起的含義，一般将興稱為“起興”。鄭衆說：“興者，托事于物。”即将要表達的事理寄托在所叙寫的事物上。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興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議。”同樣是說興即是“起”。詩人作詩所以能起興，首先要有一個客觀物象引發創作主體的情思，所謂“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這個過程即是“起”的過程，由物起情，然後書寫成文、表達成詩。在這個過程中，詩人所見物象必定和詩人的情思有關聯之處，因為隻有存在這個關聯之處，才能夠将客觀物象和創作主體的情思聯系到一塊兒，才能夠産生美感與意境。而這個關聯之處，往往是他們之間有相近、相似之處，“存在着一種譬喻性質的思維”，至于是何種思維，後文将詳論，但這裡有一點可以肯定：興是先有物象，後有情思，情思與物象有時表面上并無直接關聯，但在思維層面肯定是有關聯的。

“先有物象，後有情思，由物象引發情思”即作者看到某種物象，由物感發心靈，引發情感。這樣一個過程就是興，表現在詩作中，形式上就是朱熹在《詩集傳》所說的“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這一點古人在讨論“興”時已經注意到了。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說：“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興采用的方式是“取譬引類”，即尋找相關的事物來起發詩人的情志。《詩》文中通過列舉草木鳥獸等物象來表達情意的都是興辭。朱熹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這雖是從形式上來定義興，但也甚為精當。興就是先說其他的事物，進而引發所要詠歎的主旨。同時，朱熹的定義也明确指出了興的兩個步驟：一是“先言他物”，先對能引發情思的客觀物象進行叙寫，二是“引起所詠之詞”。另外，宋代李仲蒙對興的定義更是直接表現了“由物起情”的特點，他說：“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由物觸發，感蕩心靈，觸動情懷，這樣一個過程就叫興。正可謂“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行諸舞詠。”（《詩品序》）

《周南·關雎》“關關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條緩緩流淌的河流中間的小沙洲上，站立着一隻關關鳴春的雎鸠鳥。詩人看到如此場景，心感于物，聯想到體貌和德行俱佳的淑女是君子所追求的，這樣由物起情，就是興的手法。

至此，可以對興作出如下定義：興是一種先言“他物”，以引起實際所言之詞的表現手法，其中實際所言之詞由“他物”所感發。興的形式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能達到興寄深遠、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從心物關系的角度而言其特點是“由物起情”，即情感是由物象所感發。

五、結語

上面分别從“心物關系”的角度分析的賦、比、興的内涵，為更好地區分賦、比、興“心物關系”方面的特點，可以用下表直觀地表示三者間的區别：

由上表，可以明确區分出賦、比、興的内涵。但同時必須說明的是賦、比、興往往也不可截然分開，清代惠周惕《詩說》卷一中說“毛公《詩》獨言興不言比、賦，比興兼比賦也。人心之思，必觸于物而後興，即所興以為比而賦之，故言興而比，賦在其中，毛公之意，未始不然也。”賦、比、興作為表現手法，往往是相雜使用的，比、興的運用之中包含賦，賦、興的運用包含比，這也是後世對賦、比、興難以區别的一大原因。

中國古代文學中，不論詩、詞，還是曲、文，都廣泛地運用了賦、比、興的表現手法。賦、比、興的運用可謂是中國古代文學表現手法的一大特色。從“心物關系”的角度明确區分賦、比、興的含義，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欣賞、理解、分析古代文學作品，也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清晰地理清賦、比、興的發展脈絡，理解中國古代文學的創作方法和創作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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