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文論之苑】

作者：錢念孫（安徽省社科院、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編者按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當下的文學創作在獲得長足進步的同時，一些結構性問題在新的現實情況下有了新的表現形式，而一些基于時代變遷而衍生出的新問題、新現象也陸續冒了出來。這些都亟待進行及時的現象梳理和深刻的學術闡釋。

理論是實踐的先導。黨的十八大以來，關于文藝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為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如何認識文學的功能和價值、方向和道路、繼承和創新、繁榮和發展等問題錨定思想航标，提供根本遵循。

近期，中央宣傳部等五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确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的總體要求，并就把好文藝評論方向盤、開展專業權威的文藝評論、加強文藝評論陣地建設等提出具體意見。

從今日起，光明日報文學評論版開辟“新時代文論之苑”欄目，邀請專家學者圍繞當前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評論領域的重要話題，堅持從具體問題入手，堅持從文學實際出發，進行科學的理論辨析和深入的學理探讨，發表真知灼見。

文學與生活的互動關系還表現在一些經典作家的居住地及作品所描寫的重要生活場景等，被保留修繕或模仿重建，成為某些城市、鄉村的響亮名片和金字招牌。圖為影視劇《白鹿原》拍攝地陝西藍田縣前衛鎮白鹿原影視城。新華社記者陶明攝

人生的最大遺憾，莫過于生命的一次性和生活的不可重複性。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這既表明世界始終處于變化運動之中，也說明人的經曆具有時不再來、即過即逝的性質。

作家與一般人既同也異：他的現實生活與衆人一樣，持的是一次性用過即廢的船票，會像孔子那樣面對滾滾流水，發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慨歎；但他的創作生活能夠超越客觀時空的限制，對時過境遷、一去而不複返的日子按下暫停鍵或恢複鍵，以自己選擇的節點和時段，在作品裡踏上新的生活旅途。文學創作，也可說就是這種在作品裡重新生活的過程。

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我們要走進生活深處，在人民中體悟生活本質、吃透生活底蘊。隻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變成深刻的情節和動人的形象，創作出來的作品才能激蕩人心。可以說，體悟生活本質、吃透生活底蘊的過程，把生活咀嚼透、完全消化的過程，也就是在作品中重新生活、再造生活的過程。

1.作家在重新揚帆啟程的生活航道裡，洞開一片讓人豁然開朗的新天地

三百六十行中有文學這一行當，經曆了從“自在”到“自為”的演進曆程。文學起源于人的勞動實踐。魯迅先生說過：“我們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為了共同勞作，必需發表意見，才漸漸地練出複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擡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麼，這就是創作；……倘若用什麼記号留存了下來，這就是文學；他當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學家，是‘杭育杭育派’。”傳說反映黃帝時代狩獵過程的《彈歌》寫道：“斷竹，續竹，飛土，逐宍（肉）。”這些大概屬于文學的“自在”階段，即自發詠歎、沒有很強目的性的階段。

到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也就是《詩經》選錄作品産生的年代，人們創作詩歌已明顯步入“自為”層面，即帶有預設想法、具有較強目的性的層面。《詩經》中的詩篇，不論是開篇的“關關雎鸠，在河之洲”，還是其末章的“撻彼殷武，奮伐荊楚”，前者歌吟男女戀情，後者稱頌先王武功，主題和目的均顯而易見。至于《七月》反映下層人民終年艱辛勞動，卻過着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生活；《伐檀》責問不勞而獲者“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對現實的不滿和憤慨更是昭然若揭。因此，中國現存最早典籍《尚書·舜典》概括文學的特點說：“詩言志，歌詠言。”《漢書·藝文志》進一步解釋道：“‘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其實，文學之所以具有言志抒情的特質，之所以可以發揮“觀風俗、知得失”的作用，關鍵在于人作為宇宙之精華、萬物之靈長，不甘心于生命的一次性，不情願于人生的試步就是無法收回的腳步，因而借助文學作品對過往生活進行回憶、品味、再現和自警，以彌補人生棋局無法反悔、落子即為定案的遺憾。作家在作品中重新生活，并非以複現既往生活的原貌為能事，而是不管他自覺不自覺、有意識或無意識，都要這樣那樣地融入和滲透自己對社會人生的體驗、感悟和認識。受語言表達功能和創作主體把握世界能力及局限的影響，文學作品中呈現的生活，必然是經過作家選擇、淘汰、提煉、加工過的生活，因此重新生活也是重構生活和再造生活。

對此，許多作家都有深切體會和共識。王蒙早在1953年創作處女作《青春萬歲》時，其序詩開頭就寫道：“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來吧，讓我編織你們。”這裡的編織日子，也就是重新生活或者說再造生活。2020年他在接受采訪時說：“文學對我來說是什麼？把我所珍惜的、所感動的、所熱愛的一天一天日子镌刻下來，書寫下來，制造出來，然後你看到這些作品的時候就好像回到了那些日子一樣。這樣我不光是過了這個日子，我還愛了這個日子，還想了這個日子，還寫了這個日子，還描畫了這個日子，我還反複琢磨了、咀嚼了、消化了、整理了、梳理了這些日子，在某種意義上挽留了這些日子。”

由文學挽留下來的日子，或者說經過文學咀嚼、消化、梳理過的日子，既保留和洋溢着生活五光十色的客觀色彩，又飽含和浸潤着作家對生活感時傷昔的主觀情懷。人雖然不能改變既往生活，卻能夠對過往的成就與榮華、不足與缺憾進行分析總結，以前車之轍作為後車之鑒，不斷調整和修正未來生活之路。作家就是以語言塑造形象的方式，對既往生活感悟剖析、對未來生活憧憬設計的工程師。人類的進化發展史，盡管時常遇到坎坷和曲折，但克服困難砥砺前行的步伐從來沒有停下，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從來沒有止息。文學表現生活，理應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自己與他人、曆史與現實、光明與黑暗，及其之間遼闊的灰色地帶，給人以不斷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心、勇氣、智慧和激情。如魯迅在《論睜了眼看》中所說：“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

文藝家作為文藝火把的點火人，傳揚真善美、貶責假醜惡，是不言自明、不可推卸的天職。這用傳統文論的話語說，也就是要發揮“文以載道”的作用。從劉勰的“文以明道”說到韓愈的“文以載道”說，其實都蘊含着深刻的道理，隻是一些人的誤讀和濫用，讓它有時散發出淺薄說教的氣味。這裡的關鍵是對“道”如何理解把握。如果把“道”看作世道人心和人生世事的道理，文學就絕不能離開也無法離開“道”，正如人不能須臾離開靈魂和思想一樣。在這個意義上，作家首先應該成為一個有“道”之士，胸懷“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使命擔當，在自己重新揚帆啟程的生活航道裡，洞開一片讓人豁然開朗、激動不已的新天地，從中可以看到成功與失敗、喜悅與悲傷、從容與冒失等萬千氣象，以及亂花迷眼紛繁世界中可行的途徑和方向，讓讀者收獲一種更加有意義、有趣味的生活經驗和人生啟迪。

這或許就是文學存在的永恒價值，也是作家創作的魅力所在。

2.“想象虛構、感情用事、以小見大”：作家再造生活的三大路徑

對于社會生活的體察和解讀來說，曆史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乃至科學家等均與文學家一樣，都是充當“事後諸葛亮”，對既往生活進行自己的描述和闡釋。比較而言，科學家、史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鑽研和把握社會生活的态度是力求客觀的、表述方式是理論抽象的，即盡量把自己的成見和情感抛開，從純理性的角度來看待研究對象。文學家與此不同，其創作雖然在主題構思、謀篇布局等方面也需要理性思考和抽象思維，但具體描寫社會人生及大千世界，不僅需要帶着濃厚感情深入了解和體察表現對象，而且要以形象化的方式塑造和呈現表現對象。如果說，學者探究社會人生一般持冷靜、客觀的立場，那麼，作家反映社會人生則多半取移情、主觀的态度。如果說，學術研究主要運用歸納事實、抽象說理的邏輯思維，那麼，文學創作則更多依靠描繪形象、以情動人的形象思維。文學創作運用形象反映和表現社會生活的根本特征，以及它區别于學術研究的思維特點，賦予作家創作或曰在作品中重新生活享有三大“特權”。

一是“想象虛構”。在實際生活中，人與事都存在于具體的時間和空間之中，因此學者觀察研究社會人生不能擺脫客觀時空的限制，必須依據實事求是原則，清晰了解何時何地何人何事，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文學創作來源于社會生活，一方面要立足社會發展的基本邏輯和人生經驗，另一方面又可以甚至需要超越客觀事實，用合理的想象和虛構來打動人心、表現生活。《三國演義》描寫從東漢末年到西晉初期魏、蜀、吳三個政治集團百年鬥争興衰史，雖然全書大體輪廓、基本線索、主要人物及重大事件等，與《三國志》等曆史典籍記載相一緻，但也有不少地方純屬想象虛構，如“王司徒巧使連環計”“獻密計黃蓋受刑”“七星壇諸葛祭風”“關雲長義釋曹操”等，這些十分精彩動人的情節在史書中杳無蹤影，幾乎全是向壁虛造。連最應尊重事實的曆史小說尚且如此，其他文學創作想象虛構的成分可想而知。

美國作家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等15部長篇和120個短篇，寫的都是他那像郵票大小的家鄉“約克納帕塔法縣”，而這個世界文學史上标志性的地點完全是無中生有、想象虛構。莫言衆多作品所寫的“高密東北鄉”雖實有其名其地，卻已是面目全非。真實的高密東北鄉隻是一片平原及一些普通的村落，但莫言在作品裡給它蓋起現代化的高樓大廈，還給它移來大山，搬來沙漠，弄來沼澤、湖泊、森林等。莫言自己說：“我敢于把發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改頭換面拿到我的高密東北鄉，好像那些事情真的在那裡發生過。”文學創作的想象虛構繁花似錦，舉不勝舉，在神話、童話、科幻等浪漫主義創作中更是天馬行空，異彩紛呈。在現實生活中，捕風捉影、異想天開、空穴來風等常常是被譴責被否定之事，可在文學創作中隻要運用合理往往能成為生花妙筆。

二是“感情用事”。憑個人愛憎或感情沖動看待和處理事情，在現實中多半被認為是一個人不成熟、不理智的表現。而以形象思維為主的文學創作，其思維過程則常常伴随情感活動，如劉勰《文心雕龍·神思》所說：“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不過，文學情感與一般情感不同，它多半不是嬉笑怒罵的直接宣洩和表白，而是借助藝術形象予以呈現和傳達。曹植遭遇哥哥曹丕的刁難和迫害，命他七步之内賦詩一首，寫不出來“則行大法”。若曹植直呼“你我本兄弟，相害何太急”，那就是一般情感的傾訴，就不入詩和文學的殿堂，最多隻是在文學的外圍轉悠。可他吟出“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首詩，巧妙地用豆稭煮豆的形象來比喻兄弟之間骨肉相殘，這就有打動人心的藝術力量。文學創作的奧秘，要點就在賦予形象以情感。豆如何能“泣”？如何能發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悲憤之聲？謎底就是曹植“推己及物”，将豆和豆稭拟人化，賦予豆與己相同的感情。

柳宗元是寫遊記散文的高手，他的《钴鉧潭西小丘記》寫潭邊山上石頭：“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沖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說那些傾斜重疊俯伏向下的石頭，就像牛馬在溪邊飲水；那些高聳突出的、有如獸角斜列争着往上沖的石頭，就像熊罴在山上攀登。這實際上是通過想象動物的情态把無生命的冰冷的石頭寫活，而想象動物情态的前提還是移情，即經由“以己度物”的比喻來狀物抒情。文學家與一般人在天賦或曰天性上的差異，大半就在于能否對萬事萬物“感情用事”，能否設身處地、感同身受地體察萬物，與描寫對象在情感上發生同頻共振。

三是“以小見大”。文學的主要特征是以形象反映生活。由于形象總是具體的、個别的、感性的，如何使具體生動的藝術形象超越個體感性的存在，包含更加豐富内涵并具有更大的普遍意義，曆來是優秀文學家孜孜以求的目标。文學創作不能像社科研究那樣，以擴大調研、統計的數量與規模來保證歸納定性的可靠性及其價值，而隻能通過賦予具體形象更加鮮明的特征和更為深厚的意蘊，來增加藝術形象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陳忠實《白鹿原》所刻畫的，不過是陝西關中平原上的一個小村莊白鹿村，以及這個村裡白嘉軒和鹿子霖兩大家族祖孫三代的恩怨紛争。但《白鹿原》的意義，或者說作品所給予我們的感受和啟示遠不止于此。它是以“小村莊”來映照“大社會”，以“小村莊”的歲月皺褶來表現“大社會”的時代刻痕，用陳忠實自己的話來說，“是以寫家族史來反映中國近現代社會變遷發展”。亦如評論家雷達所言，《白鹿原》“鋪開了一軸恢宏的、動态的、縱深感很強的關于我們民族靈魂的現實主義畫卷”。

文學形象這種以小見大的特點，在短小詩歌的雅緻園地裡也同樣得到彰顯。李白的《望廬山瀑布》：“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挂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這雖然純粹隻寫一地的自然景物，卻以誇張傳神之筆仿佛寫盡天下瀑布的壯美景觀，以及詩人對于祖國山河的熱愛和贊歎。它不僅千百來年脍炙人口，引發共鳴，也讓此後站到廬山瀑布前的騷人墨客不敢輕易吟詠，感受到“眼前有景道不得”的無形壓力。文學描寫對象并非以擴大版圖、增加數量擅長，而是以突出彰顯形象特色、豐富形象内涵取勝。

3.經過對生活洪流的千淘萬漉，對生活礦石的千錘百煉，文學再造的生活比日常生活更加意味深長

作家在作品中重新生活和再造生活，雖然感發構想和形象胚芽等都受孕于外在社會現實，但經過創作主體的十月懷胎和精心孕育，其分娩出來的藝術形象已是一個獨立自足的存在。這種情況往往在作家打下腹稿，全身心投入創作時就不同程度地發生了。陳忠實談《白鹿原》寫作，說在小屋裡攤開稿紙，“我就進入一個想象中的世界，就把現實世界的一切忘記了，一切都不複存在，四季不分，寵辱皆忘了。我和我的世界裡的人物在一起，追蹤他們的腳步，傾聽他們的訴說，分享他們的歡樂，甚至為他們的痛苦而傷心落淚。這是使人忘記自己的一個奇妙的世界。這個世界隻能容納我和他們，而容不得現實世界裡的任何人插足。一當某一位熟人或生人走進來，他們全都驚慌地逃匿起來，影星兒不見了。直到來人離去，他們又複圍來，甚至抱怨我和他聊得太久了，我也急得什麼似的……”

作品完成面世後，它已是作家無法操控的另一條生命，就像孩子長大總要離開父母，踏上自己的人生征途一樣。文學作品進入社會傳播，無異于給每日在實用功利廠房裡忙碌的人們打開一扇氣象萬千的窗戶，不僅可以檢視以往峥嵘歲月留下的雪泥鴻爪，汲取經驗和智慧，看到盲目和疏忽，還能夠更好地感悟社會生活的紛繁複雜，人情世态的多姿多彩，以及風土民俗的千奇百怪。孔子早說過：“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這是講文學具有感發人心、認識生活、聯絡群衆、針砭時弊的功能，也是文藝理論教科書解說文學社會作用時的老生常談，此不複贅。

文學再造生活當然不可能窮盡生活中的所有，甚或隻是無邊無際生活的一鱗半爪和挂一漏萬，但文學是對生活洪流的千淘萬漉，對生活礦石的千錘百煉，因而其所再造的生活比日常生活更加濃縮飽滿、更加激動人心，也更加意味深長。唐代詩人李賀《高軒過》裡有一句詩：“筆補造化天無功。”這本是他誇贊文壇前輩韓愈和皇甫湜兩位“文章巨公”才華的詩句，卻揭示了文學與生活關系的另一層意思。“筆”是作家作文的工具，此處代指文學和文才；“造化”指自然萬物，也包括社會生活。“筆補造化”，就是說客觀外部世界還有缺陷、還不夠精彩，需要文學之筆對它進行補充和完善。而經過作家之筆重新勾勒、修正和再造的生活，可與客觀外界生活對照媲美，用李賀的話說，就是可與老天一比高下，以至讓老天黯然失色、略輸一籌。

李賀之言是否誇大其詞？這當然可以讨論。但他所說在現實生活中有一定的依據。關于文藝與生活的關系，亞裡士多德強調“文藝是對現實的模仿”，我們的經典文論也認為“文藝是對社會生活的反映”，石濤《畫語錄》裡有句名言“搜盡奇峰打草稿”，如此等等，都是颠撲不破的真理。不過，除了文藝模仿現實以外，現實有時也模仿藝術，這在實際生活中可以說是屢見不鮮。譬如我們面對山水自然美景和美麗女子，常常說“江山如畫”“美人如畫”，很少反過來說“畫如江山”或“畫如美人”。再如我們遇到聰明能幹之人，往往以“小諸葛”或“賽諸葛”稱之；遇到平庸之人缺乏自知之明，常用精神勝利法自我吹噓，會說他簡直就是一個阿Q；與一個弱不禁風、多愁善感的女孩在一起，會說她像林黛玉，或直接喊她“林妹妹”；而碰到一個精明幹練、心狠手辣的女強人，會說她就是王熙鳳。凡此種種，都是生活模仿藝術的常例。

我們不僅經常以文藝形象來解讀和評價生活中的人，還時常用文藝形象來議論和說明生活中的事。如談論集思廣益的重要，會說“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表達雙方有一方利益受損卻都心甘情願做某事，會說“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凡此種種，加上由衆多文學名著衍生出來的大量成語典故及諺語俗語作為常用語在我們現實生活中頻繁使用等，确實構成了生活也模仿藝術的現象。英國作家王爾德在《謊言的衰朽》中有言：“生活模仿藝術，勝過藝術模仿生活。”這句話固然過于片面和極端，卻有一定的事實依據，并非完全是無根之木。

其實，出現生活模仿藝術的狀況并不難理解。包括文學在内的各類文藝作品，一旦創作成功投向社會，它就脫離創作主體而成為一種社會客體，成為社會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優秀文學作品變成紙質版或電子版圖書出版發行後，白紙黑字的獨特組合及其字符下蘊藏的豐贍内涵，不僅作為知識産權受到法律的保護，而且作為精神文化成果為千千萬萬大衆所閱讀享用。這種閱讀享用以潤物無聲的方式滋養人們的心靈及情感生活，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發揮文學的認識、教育和美感作用等。其中出類拔萃者又可能成為更多文化産品的母本，在不同藝術門類派生出許多孿生兄妹，甚至在不同時代繁衍成瓜瓞綿綿的世家旺族。

以《三國演義》來說，除了數百年來一直暢銷不衰，被改編成評書等多種說唱文學形式，現在仍有演繹小說的同名大型電視劇熱播外，在傳統戲劇舞台上更是形成洋洋大觀的“三國劇”系列。如演董卓、呂布、貂蟬事的《鳳儀亭》，演張飛、關羽事的《古城會》，演曹操、諸葛亮、周瑜事的《群英會》，演關羽、魯肅事的《單刀會》，演曹操、關羽事的《捉放曹》，演張飛事的《長坂坡》，演諸葛亮、司馬懿事的《空城計》等。當代長篇小說《白鹿原》也被改編成同名電影、電視劇、話劇、舞劇、秦腔、連環畫等多種藝術形式。

不僅如此，文學與生活的互動關系還表現在一些經典作家的居住地及作品所描寫的重要生活場景等，被保留修繕或模仿重建，成為某些城市、鄉村的響亮名片和金字招牌，有力推動當地的文化發展和旅遊經濟的繁榮。筆者曾慕名前往英國中部的莎士比亞故鄉斯特拉福德小鎮，這裡與莎翁出生、上學、戀愛、寫作和戲劇排演等有關的五處木石結構的建築，以及廣場、花園、街道、河畔等，都被整體精心維護和修建成文藝複興時期古意盎然的格局及景貌；而後建的莎士比亞體驗館則借助技術創新和影視特效，極具魅力地展示和表現莎士比亞的一生；還有皇家莎士比亞劇團在後改造的庭院劇院長年演出原汁原味的莎劇等，每天吸引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和文藝朝拜者。我國也有許多植根于文學名著的佳景勝地，如江西南昌的滕王閣、湖北武漢的黃鶴樓、安徽滁州的醉翁亭、湖南嶽陽的嶽陽樓，還有安徽合肥的三國遺址公園、江蘇無錫的三國城，以及多地的大觀園、桃花源、結義亭等，可謂星羅棋布、各擅勝場。

這些名勝之地，有的是作家觸景生情創造經典之處，有的是依據名作故事設計建造的文化景觀。就它們作為一種客觀存在來看，文學内容與客體物質已經融為一體，很難把兩者簡單剝離和分開。客體景觀中飽含文學内容，而文學内容又在客體景觀中得到生動呈現，兩者相得益彰，既讓文學内容有了客觀化的實景诠釋，又讓實體景觀充盈和洋溢着文學的意蘊與神采。

實際上，整個文學與社會生活的關系又何嘗不是如此？馬克思指出，人類“按照美的規律”構造世界，既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過程，也是促進“自然的人化”的進程。作家再造生活創造的文學佳作猶如電流，經由讀者閱讀而傳導和改變人的精神品質，進而不知不覺地輸入和流布人的生産勞動和日常生活；而經過文學及文化電流“麻過”或者說“電過”的包括物質文化遺産和非物質文化遺産的社會生活，則會作為客觀現實又成為文學反映的對象，并影響新的文學創作。一部人類文明進化史，大體就是如此循環往複地被文學及文化不斷浸染和提升的曆史。正是如此，車爾尼雪夫斯基說，優秀的文學作品堪稱“人的生活教科書”。作為生活教科書的書寫者，作家使命光榮、責任重大，理應為人們的美好生活奉獻精品力作、提供優質精神食糧。

《光明日報》（ 2021年08月18日14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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