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法治日報 《法人》全媒體記者 李遼
今年7月,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對互聯網領域22起經營者集中案實施了立案調查,涉案企業分别被處以50萬元人民币罰款,引發社會關注。
為了保障企業的生存環境,讓市場競争更加公平有序,中國愈發重視非公有制企業(以下簡稱“非公企業”)的合規問題,對其法治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民營企業法治建設有所改善
非公企業是指歸中國内地公民私人所有或歸外商、港澳台商所有的經濟成份占主導或相對主導地位的企業。作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非公企業是創業就業的主要領域、技術創新的重要主體、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但也應該看到,不少非公企業在管理決策、合規内控方面存在缺陷,而使之面臨諸多法律風險,成為制約其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以民營企業為例,北京師範大學中國企業家犯罪預防研究中心的研究數據顯示,2020年度,在3245次企業家犯罪中,民營企業家犯罪數為3011次,占92.8%。在3063名犯罪企業家中,民營企業家涉罪人數共2876人,約占93.9%。該中心主任張遠煌表示:“民營企業家已成為刑事風險的高發群體。不少企業在經營理念與經營模式上,存在着重利潤、輕風控的結構性缺陷。”
但值得一提的是,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精神的指引下,越來越多的非公企業将法治作為企業發展的“護身符”、維護其合法權益的堅固“盾牌”,堅持依法經營、依法治企、依法維權,遵紀守法辦企業、光明正大搞經營。
根據賽尼爾法務智庫今年10月發布的數據,2020年進入測評的4132家上市公司中,非國有上市公司共2939家,占總數的71.13%,其法律風險指數均值是25.042,高于國有上市公司的法律風險指數均值,但較上一年的指數下降了9.57%。
從違規、非标報告和高管責任這幾項主要法律風險分指标來看:2020年,非國有上市公司違規數量為285家,共計出現481次違規,但與上一年度相比,違規公司占比和平均違規次數有所下降,表明在内控方面,非國有上市公司的違規風險有所降低;在非标報告方面,非國有上市公司中被出具非标報告的公司占比為7.76%,比上一年度有小幅下降,表明在證監會監管下,非國有上市公司在财務報表質量和會計處理規範程度上有所改善;與2019年相比,2020年非國有上市公司的平均高管責任從0.377下降到0.341,說明2020年度非國有上市公司對高管行為的監督有一定成效。
11月4日,京師律師企業合規研究中心主任王發旭對《法人》記者表示,近一年來,民營企業的法治建設有所改善,“中國民營企業或是家族企業,或是夫妻店,公司的規則、規章經常發生變化。過去,在一些民營企業家的傳統觀念中,法律屬于舶來品,他們打心眼裡對契約精神缺乏尊重,一遇到糾紛更願意去尋求潛規則的幫助。但現在,越來越多的企業家願意依法調整企業管理框架,使企業逐漸規範化。”他提到,尤其是在和一些廣東企業家交流時,“他們首先不問你怎麼做會賺大錢,而是問你做事的風險在哪裡,這就是觀念上的改變。”
互聯網企業法務工作量井噴
近20年來,中國互聯網産業發展迅猛,但不可否認,其投資機制、法治環境等仍有待完善。
新浪集團法務部總經理谷海燕在互聯網行業從事法律相關工作已有近20年,11月4日,她對記者表示,中國互聯網行業發展初期,應對法律問題基本無章可循,“在我剛入行時,針對互聯網的法律法規非常少。著作權法修訂之後才提出了‘信息網絡傳播權’,而之前,我們都是通過最高院關于審理‘名譽權’‘著作權’相關案件的司法解釋做大量訴訟案件。”
她告訴記者,直到互聯網行業發展了10年左右,系統性的互聯網法律法規才逐漸出爐。例如,針對網絡數據安全、用戶隐私、未成年人保護、不正當競争等更加體現精細化管理的法律法規,近5年才開始出現。
而今,中國互聯網法律規制體系已初步建立,規範了互聯網企業的發展模式,發展出了合理競争機制,營造了互聯網和諧有序發展的氛圍。在2018年和2021年,北京和廣州分别增設了互聯網法院,這是司法主動适應互聯網發展大趨勢的重要舉措。作為互聯網法律人,谷海燕由衷感到,中國互聯網法律法規更新叠代的速度在全世界範圍内首屈一指,“對于在互聯網領域從事法律規制的人員來講,要不斷更新知識架構和專業技巧,随時關注相關法律動态,企業才能及時利用相關規定獲取權利、維護權益”。
在這樣的背景下,互聯網企業法務工作的組織架構逐步完善,法務團隊日益壯大,很多企業針對不同領域分别建立了專門的業務團隊。例如,新浪從最初單一的法務結構發展到包括投資、訴訟、知識産權、政府關系、合同審核、微博等業務闆塊的體系化管理,各部門相互協作,分工管理公司全部法律工作。
随着組織架構的不斷完善,互聯網企業法務人員的工作量呈現井噴式增長。“單就部門起草簽署的合同數量和提供管理服務的公司主體數量來說,就呈現出了飛速增長态勢。”谷海燕說。
她還認為,由于互聯網産品的更新速度遠超傳統行業,企業法務需要随時關注并跟進新産品相關行業動态、情報變化,“通過獲取和分析知識産權最新情報,企業能及時掌握市場上已有的技術,知道自己缺乏何種技術以及何種技術更具有市場競争力”。
法務人員需懂商業邏輯
不管是合同、合規的制定,還是糾紛的解決,都需要企業法務人員了解其中的商業邏輯。“非公企業的法務治理應該符合當下‘法’‘商’緊密結合的時代特征,在處理公司法律事務時,必須了解這些法律問題背後的商業邏輯,在紮實和宏觀的法律意識框架下,嵌入商業實操思維,保持微觀視角,統籌和綜合平衡公司各方面利益。”谷海燕表示,“投資或訴訟時,怎樣為公司争取最大商業利益,也是企業法務人員追求的目标。”
“為企業服務,最終還是要實現企業利益最大化,合規是不讓企業去賺冒險的錢,而是要引導其賺合法的錢。”王發旭表示。
前些年,個别民營企業家認為,如果全聽法務人員的話,公司就别想賺錢。但谷海燕認為,這是一種陳舊的觀念,“現在政府對企業的監管十分精細化,企業法務人員需要幫助企業‘翻譯’法律法規,要幫助公司理解法律的邊界在哪裡,運營的邊界在哪裡,怎麼樣能不犧牲市場利益和客戶感受又能合法經營”。
王發旭認為,如果企業合規,老闆可能不會一夜暴富,但是企業能行穩緻遠,如果不合規,老闆即使一夜暴富,也可能會因違法違規而深陷麻煩。
近幾年來,非公企業的法務隊伍規模越來越大,一些互聯網頭部企業的公司法務人員數量甚至達到200人左右,專業也愈發細分,這從側面說明,法務人員在企業的話語權越來越大。“我剛畢業時,很多同學都把律師作為職業第一選擇,但現在,很多法律專業的朋友都認為做企業法務更有意義。”谷海燕說,“公司法務人員在綜合能力方面很可能超過律師。因為在做企業戰略合資、處理較大争議或與政府溝通的,需要聯動公司和社會各個闆塊及資源。這是外聘的律師無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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