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與斷代史是曆史撰述的兩種主要形式，而有關通史與斷代史認識之分歧，由來已久。在漢代，旨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司馬遷，撰寫了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叙述自傳說中的黃帝至漢武帝之時的中國曆史。班固不贊成《史記》有關漢代曆史的處置，在他看來，“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于六世”，司馬遷将其“編于百王之末，廁于秦、項之列”，未能突出漢代的曆史地位。班固所撰《漢書》斷漢為史，“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以彰顯漢代“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後漢書》卷40下《班彪列傳》附《班固傳》），成為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

　　此後，學者或重通史編纂或主張斷代為史，莫衷一是，馬班優劣，聚訟紛纭。劉知幾推崇斷代史，反對通史，指責通史“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遂使學者甯習本書，而怠窺新錄”（《史通》卷1《六家》）。鄭樵則主張通史，抨擊斷代史。其表彰司馬遷深谙“會通之旨”，能“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于秦漢之世，勒成一書”；指責班固“斷漢為書，是緻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遂使“會通之道，自此失矣”。同時，對揚班抑馬的史家提出批評。“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通志·總序》）章學誠倡導撰述通史，一方面通過對鄭樵所提出的“通史之義”的闡發，提煉出“通史家風”這一概念。另一方面針對劉知幾所謂通史類史書“事罕異文，語饒重出”之說，指出“史書因襲相沿，無妨并見；專門之業，别具心裁，不嫌貌似”，通史之可貴在于“卓識名理，獨見别裁”，并提出通史編纂有六便二長（《文史通義》卷4《釋通》）。綜觀學者有關通史、斷代史的論争，不難發現，這種論辯反映出史家撰述旨趣與考察曆史視野的差别。旨在“通古今之變”的史家，着眼于會通，因而主張撰寫通史；屬意于“包舉一代”的史家，重在綜一代之興廢，故要求斷代為史。

　　通古今之變與通史撰述

　　“通古今之變”是司馬遷撰寫《史記》的目标之一。實現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所謂“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是就文獻的搜集與整理而言的，要求将《六經》異傳、百家雜語熔鑄為一家之言。而“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是就考察曆史的視野而言的，要求将曆史現象視為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考察其發展變化。因此，必須将曆史作為一個發展的過程來把握，探尋其發展變化之理。“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計軒轅，下至于茲。”（《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至于漢代曆史，在司馬遷看來也不過是曆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

　　章學誠曾稱贊《史記》“範圍千古、牢籠百家”（《文史通義》卷5《申鄭》），從曆史撰述範圍和文獻采撰兩方面，肯定司馬遷奠定了通史規模。此後，志在“通古今之變”的學者多緻力于通史撰述，形成了“通史家風”。杜佑旨在“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變”，撰寫了典章制度通史《通典》。馬端臨認為“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應以“融會錯綜、原始要終”的方法，推尋出“其變通張弛之故”，在杜佑的基礎上撰寫了《文獻通考》。鄭樵強調“會通之義”，決心彙天下書為一書，撰寫貫通古今的通史《通志》。當代學者考察中國古代通史傳統時，曾指出：“不通古今之變，則無以言通史”（施丁：《說“通”》，《史學史研究》1989年第2期），并将“通古今之變”視為通史精神（劉家和：《論通史》，《史學史研究》2002年第4期）。反過來也可以說，隻有具有“通古今之變”情懷的史家，才會緻力于通史撰述。

　　20世紀，史家将“通古今之變”的撰述旨趣發展為在曆史的沿革流變中揭示曆史發展規律，因此也主張撰寫通史。在他們看來，通史能夠顯示社會進化發展原理，激勵國民愛國情感，而斷代史難以實現這一目标。章太炎指出：“竊以今日作史，若專為一代，非獨難發新理，而事實亦無由詳細調查。”“所貴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發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則于典志見之；一方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則亦必于紀傳見之。”（章太炎：《緻梁啟超書》，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中華書局1997年版）許之衡甚至将以朝代為斷限的斷代史等同于帝王之家譜，“斷代者，徒為君主易姓之符号，是朝史而非國史也。謂為二十四朝之家譜，又豈過欤”（許之衡：《讀〈國粹學報〉感言》，《國粹學報》1905年第6期）。梁啟超在20世紀初欲草一中國通史，以助愛國主義之發達。他認為以一朝為一史是帝王家譜，非國民運動之史，“《史記》以社會全體為史的中樞，故不失為國民的曆史；《漢書》以下，則以帝室為史的中樞，自是而史乃變為帝王家譜矣”（梁啟超：《中國曆史研究法·過去之中國史學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20世紀，不少史家将撰寫一部理想中國通史作為自己的追求。從20世紀初梁啟超倡導撰寫中國通史，到白壽彜多卷本《中國通史》出版，史家撰寫了一百多部中國通史著作。

　　究一代之始末與斷代為史

　　班固在《漢書·叙傳》中指出：“固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漠之篇，然後揚名于後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于百王之末，廁于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阙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漢書》卷100下《叙傳》）這是說，唐虞三代之所以能揚名後世，是因為有典籍記載其功績。對于“漢紹堯運，以建帝業”如此偉大的功業，應以如椽大筆予以記述，使“巍巍乎其有成功”的大漢，也能“煥乎其有文章也”。因此，他把“宣漢”并以此論證東漢王朝的合法性作為撰述宗旨。為凸顯大漢之功績，他斷漢為書，将紀傳體通史改為紀傳體斷代史。

　　劉知幾對《漢書》極為推崇，指出：“曆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不逮于魏亡，《史記》唯論于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赅密，故學者尋讨，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史通》卷1《六家》）他從兩個方面肯定了《漢書》的成就：第一，完整地記述了一個朝代的曆史。此前的史書，無論是《尚書》《春秋》，還是《竹書紀年》《史記》，都未能做到這一點，這是班固的創舉。第二，叙事嚴謹，内容豐富，便于學者研讨。這是相對通史而言的。《史記》“多聚舊記”，“時采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自梁武帝撰《通史》以來，這類史書“蕪累尤深，遂使學者甯習本書，而怠窺新錄”。（《史通》卷1《六家》）《漢書》叙事嚴謹，文贍事詳，故而學者尋讨易為其功。《漢書》因有這樣的優點而成為後來史家的楷模。東漢末年，荀悅将紀傳體斷代史《漢書》改為編年體斷代史《漢紀》。《漢紀》“叙緻既明，論議深博，極為治之體，盡君臣之義”（《舊唐書》卷62《李大亮傳》），頗受歡迎。

　　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時期，斷代史成為曆史編纂的主要表現形式。劉知幾将這種現象概括為“班、荀二體，角力争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并認為“後來作者，不出二途”（《史通》卷2《二體》）。劉知幾偏愛斷代史，将眼光局限在班、荀二體上，不能預見史學表現形式的發展，故而認為“後來作者，不出二途”。但他所說的“班、荀二體，角力争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則是對唐初以前史學發展的總結。楊翼骧指出，斷代史适合中國曆史王朝興亡變化的特點，且斷代史搜集材料較方便，故而《漢書》之後，斷代史不斷出現（《楊翼骧中國史學史講義》，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頁）。

　　時之所宜與才之所長

　　唐代學者皇甫湜在《編年紀傳論》一文中，針對有關編年、紀傳二體優劣的争論，指出：“得良史之體者，在适不在同。編年、紀傳，系于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這是說，采用編年體還是紀傳體專史，應依據實際需要和史家自身的特點，不必拘泥。這雖是就紀傳、編年體而言的，亦可以借之來衡評通史與斷代史。史家撰寫通史或斷代史，也是“系于時之所宜，才之所長”。

　　一般說來，通史的編纂往往出現在社會發生顯著變化之後，巨大的社會變化需要思想家、史學家予以解釋。司馬遷《史記》、杜佑《通典》、司馬光《資治通鑒》，都試圖回答時代提出的問題。從史學發展來看，到一定階段，也會出現撰寫通史的要求。司馬光指出，自司馬遷、班固以來的史書，“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于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司馬光《進書表》）《資治通鑒》的編纂即是為解決讀史繁難問題。20世紀40年代，王袍沖指出：“現在是中國通史的饑荒時代，一方面因為這一百年來，内憂外患，相繼不絕，國家天天在驚濤駭浪中，有時候痛定思痛，都想翻翻前史，以為當前的借鏡。一方面因為西洋的新史學，已經灌輸進來，一切舊史，舉不足以應時代的需求，厭學者的欲望。”（王袍沖：《理想中的中國通史》，《大學》1942年第1卷第9期）這是從社會需要和史學發展，說明20世紀前期史家撰寫中國通史的迫切性。通史“其例綜括千古，歸一家言，非學問足以該通，文章足以熔鑄，則難以成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通志》），對史家在才、學、識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隻有具備通識的史家，才能寫出通古今之變的通史。通史的撰述不僅系于“時之所宜”，而且系于“才之所長”。

　　斷代史也是時代的産物，如班固斷漢為書，是“宣漢”這一時代要求在史學上的反映，正如陳其泰所言，“時代召喚‘漢書’出世”（陳其泰：《再建豐碑——班固和〈漢書〉》，三聯書店1994年版）。漆俠論及斷代史的撰述時，曾指出“隻有真正能夠盱衡一代，将一代政治經濟文化作為統一整體，從其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相互作用中論述其發展，才有可能寫出一部較有深度的斷代史”（漆俠、刁培俊：《漆俠教授訪談錄》，《曆史教學問題》2000年第1期）。這說明史家須具有“包舉一代”之能力，才能撰寫出理想的斷代史。“系于時之所宜，才之所長”這一特性，通史、斷代史的撰述在史學發展史上呈現出不同的發展态勢。

　　史學研究者既需要“通古今之變”，“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在‘通’字上下功夫，重視各種社會現象的内在聯系，重視貫通古今的發展規律”（白壽彜主編：《中國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導論卷《題記》），也需要究一代之始末，詳一代之興廢。誠如杜維運指出，通史能見曆史之大，斷代史則現曆史之細。曆史洪流，自遠古浩浩蕩蕩而來，惟通史能顯此一洪流，然其細流，則被淹沒。斷代史以時間所涉較短，曆史細流，賴以彙集。所以，凡被通史所捐棄的大量曆史事實，在斷代史中皆有可能保留。曆史得以豐富，是斷代史的大功。（杜維運：《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第六章《經學極盛下的史學發展》，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

　　通史、斷代史都是呈現曆史的恰當形式，二者相輔相成，并非劉知幾、鄭樵所認為的那樣非此即彼。如果沒有斷代史的基礎，難以産生高水平的通史；如果缺乏通史的眼光，斷代史的研究也難以深入。範文瀾指出，通史要在直通、橫通的基礎上做到會通，需要全國的史學工作者分工合作，或從事斷代史或專題史研究，使局部研究與綜合研究互相促進，才能寫出理想的中國通史。漆俠指出：“我認為，中國學術界缺乏一部像樣的中國通史，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對斷代史的研究不夠。”（漆俠、刁培俊：《漆俠教授訪談錄》，《曆史教學問題》2000年第1期）“中國目前沒有一部好的通史，缺乏像樣的中國通史著作，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沒有好的斷代史。”（漆俠：《曆史研究法》，河北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同時，他也強調通史對斷代史研究的重要性，“搞斷代史應以通史為基礎，曆史的‘流’斷不了，否則就會失去相因之義”（漆俠：《曆史研究法》）。白壽彜指出，通史與斷代史是辯證的關系，沒有斷代史的基礎，不能寫通史；沒有通史的基礎，斷代史也寫不好；通過通史提高斷代史的水平，反過來也提高了通史的水平（白壽彜：《關于史學工作幾個問題》，《白壽彜史學論集》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專項“新時代中國特色曆史學基本理論問題”（18vxk006）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蘭州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所所長）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趙梅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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