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時期的絲綢之路是我國古代自中原地區經今新疆，西通中亞、西亞、南亞，乃至南歐、北非的大道。漢唐時期，海運不甚發達，這條絲綢之路曾是溝通東、西方經濟文化關系的大動脈。唐宋以後，海上交通日益發展，我國東南沿海和阿拉伯海沿岸諸國之間，已經有巨型船隻往來，東、西方的聯系漸以海道為主，稱為海上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的開通，是中國和中亞、西亞各國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開通時間應從漢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算起，開通這條道路的主要人物是張骞。

在張骞通西域以前，西方的一些商品和技術已經進入中國。張骞第一次到西域時，在大夏見到我國巴蜀地區産的邛竹杖和蜀布。大夏，是希臘人的一支建立的國家，其最強盛時，疆域北起阿姆河上遊，南達印度河，東至蔥嶺，與我國為鄰。他詢問大夏人，大夏人答曰：“吾國人往市之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裡。”張骞推測，自巴蜀經南夷到身毒，有一條民間的商道，而這一地區山高林密，河流湍急，交通極為不易，民族成分又複雜，因此邛竹杖、蜀布等商品，可能是由這一地區的各民族間輾轉相傳而去的。

張骞奉漢武帝之命第一次出使西域，是以政治使節的身份，去聯合大月氏（今阿姆渡河上遊地區），希圖其與漢兩面夾擊匈奴。大月氏原居敦煌、祁連之間。西漢前期，為匈奴所逐，西遷中亞。張骞至大月氏，大月氏安于“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張骞居歲餘而返。但張骞在此行中遍遊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國，還了解到了更遠的一些國家如安息（今伊朗）、條枝（今伊拉克）、身毒、奄蔡（今哈薩克斯坦西部）和烏孫（今哈薩克斯坦東部）的情況。他回國後，把上述國家的方位、道裡、政治、軍事、物産、文化、地理等狀況一一報告了漢武帝。這個報告改變了當時中國人的天下觀念，擴大了世界視野，為開通絲綢之路，發展中國與西域國家之間的關系提供了重要根據。

張骞第二次出使，漢朝已經在戰争中取得對匈奴的決定性勝利，在祁連、敦煌一帶設置了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還控制了南疆。所以這次的使命，有聯合烏孫和廣泛訪問各國的雙重任務，以進一步加強與西域諸國的友好聯系。張骞第二次出使，分兩批。張骞第一批出使，使團為百餘人，第二批出使的使團為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赍金币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張骞到烏孫，争取與烏孫結盟，共擊匈奴，并邀烏孫在擊敗匈奴後，回河西舊地居住。但烏孫王懼怕匈奴，又因距漢太遠，不知漢之大小、強弱，故不曾答應張骞的要求。使團的其他副使分别遣至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國，受到各國的歡迎。如安息國王米理斯二世派将軍率兩萬騎，自都城番兜（今伊朗北部）東行數千裡，至邊境，專程迎接漢使。漢使歸國時，安息王又派出使團，陪同漢使回到長安，并贈給漢朝鴕鳥蛋等珍奇禮物和一個魔術團。其他副使歸國，亦由訪問國的使團陪同。其後歲餘，漢朝派往其他各國的副使，“皆頗與其人俱來，于是西北國始通于漢矣。”此時，中國通往西域的大道才真正開通。

張骞不僅有鑿空之功，而且他在外國的威信也很高，對後世中國與西方的聯系産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史記》說：“然張骞鑿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于外國，外國由此信之。”張骞之後，東漢的班超、班勇及甘英通西域之功最為突出。

這條大道自長安經河西走廊，再西，分兩道：一條是自陽關（今甘肅敦煌西南）西行，經樓蘭（後稱鄯善），沿昆侖山北麓，過于阗（今和田）、莎車、蒲犁，逾蔥嶺，至大月氏。再南行，到身毒；西行，到安息和地中海東岸，即黎軒（羅馬共和國），這是南道。一條自玉門關（今敦煌西北）西行，經前車師國（今吐魯番），沿天山南麓，過焉耆、姑墨（今阿克蘇）、疏勒，愈蔥嶺，至大宛；再西北行，到康居、奄蔡；西南行，到大月氏、安息，這是北道。這條大道開通後，我國的絲織品或絲源源不斷地運向西方，受到西方各國的歡迎。因此，這條大道就被人們稱為絲路或絲綢之路。

絲路開通後，各國多設機構，保障交通的安全與商旅的食宿。如西漢，“自敦煌西至鹽澤（今羅布淖爾），往往起亭，而輪台、渠犁（今輪台以東）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在西亞，“從安息陸路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羅馬），人庶連屬，十裡一亭，三十裡一置，終無盜賊寇警”。亭、置和郵、驿的性質基本相同，是官府機構，兼管軍政郵遞，接待官使，安頓行旅，維護治安。

絲路的開通，促進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政治交往與互助。漢每年遣往西域使團，多時十餘起，少時五、六起。每個使團人數，多則數百，少則百餘人。遠者八、九年才返回，近者二、三年返回。去時，攜帶大量的絲織品和金銀财寶，歸來時，帶回一些貴重或中國缺少的物産。

西方使團來我國的也很多。《史記》曰：“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這些使者帶來大量的禮物。如公元87年，安息王佛羅格斯二世遣使者送來的禮物中，有獅子、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公元101年，安息王滿屈又遣使送來獅子和安息雀（鴕鳥）。

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國與西方各國之間的往來仍在發展。如在公元455—521年的六十多年中，薩珊使者來北魏的就有十批，送來獅子、馴象和其他珍貴禮物。薩珊王送來的國書中說：“願日出處常為漢中天子。波斯（薩珊）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唐代前期，阿拉伯帝國東侵薩珊，薩珊王向唐太宗求援。公元651年，薩珊王伊嗣侯被刺殺，其子卑路斯逃到吐火羅（今阿富汗東北部），得到唐朝的支援。後到長安，唐高宗授他為右武衛将軍，最後病死在長安。唐又授卑路斯之子泥涅師為左武衛将軍，亦老死于中國。自薩珊逃來的貴族、官吏和百姓很多，有的在唐朝任高官或将軍。

絲路的開通，促進了中西方的經貿和技術的交流與發展。我國的蠶種和養蠶、缫絲、絲織技術，約在公元五世紀時西傳，不久，中亞、西亞各國人民很快就掌握了這種技術，并織出了具有民族色彩的各種絲織品，如波斯錦傳入我國，深受我國人民的歡迎。自中國西傳的還有冶鐵技術、穿井技術、造紙技術以及紙張、鐵器、銅器、漆器、玉器、茶葉、水果、藥材等。

西方通過絲路傳入我國的物産也很多，如苜蓿、葡萄、石榴、胡桃、波斯棗、菠菜、胡瓜、胡豆、胡蒜、胡麻等瓜果蔬菜糧食，阿渾子、無食子、阿魏等藥材，良馬、獅子、駱駝、馴象、鴕鳥、犀牛、符拔等珍禽異獸及名貴的皮毛制品，以及珊瑚、琥珀、玳瑁、明珠、寶石、玻璃器等珍寶之類。

絲路的開通，促進了中西方的文化藝術和宗教的交流，豐富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國的“禮儀”傳入西方，西方的舞蹈、音樂、魔術、雜技以及雕刻、繪畫等也傳入中國，對中國的文化藝術産生了重要影響。在宗教方面，安息僧侶安世高、安玄，月氏僧侶支谶、支謙、竺法護，西域僧侶如佛圖曾澄、鸠摩羅什等相繼通過絲路來到中國，傳播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等；我國著名僧人如東晉的法顯、唐朝的玄奘等亦沿着絲路到印度求法，促進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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