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公元1627年，落水生病的明熹宗朱由校服用“仙藥”身亡，因其三子早夭，身後的皇位隻能有自己的弟弟朱由檢繼承，是為明思宗。

就在朱由檢繼承皇位的前一年，公元1626年，東北地區後金政權的建立者努爾哈赤病逝，其身後汗位由第八子愛新覺羅·皇太極繼承，開啟了後金政權的新時代；

就在朱由檢繼承皇位的第二年，公元1628年，初一登基便想着大施拳腳的朱由檢開始了對驿站的精簡改革，時為銀川驿卒的李自成失業，并很快參加了農民起義軍，走上了武裝起義的道路。

朱由檢繼位的時期正處于“明清小冰河時期”，自崇祯元年，中國北方便開始了曠日持久的大旱；

剛渡過大旱，瘟疫又緊接着跟上腳步，崇祯十三年、十四年、十六年、十七年，直到清朝入關後的順治元年，蔓延多年的瘟疫戛然而止，華北地區開始風調雨順。

對于當時的明朝而言， 魏忠賢與客氏專權，冤獄頻發、忠良慘遭迫害；社會矛盾突出，民變不斷激起；同時，東北地區的後金政權迅速崛起，局勢嚴峻。

《明史·卷二十四·本紀第二十四·莊烈帝二》有載：

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埸則将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

在朝廷之外，讓朱由檢更為頭疼的事情，還主要有四個方面：

1、“明清小冰河期”影響下的天災

中國近代氣候專家劉昭民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國曆史上氣候之變遷》一書中，這樣描述過明朝中後期的“天災”情形：

明代末葉明神宗萬曆二十八年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進入中國曆史上第五個小冰河期，是中國曆史上最寒冷的時期。萬曆、天啟、崇祯年間，旱災變得越來越頻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持續了七十年之久。最後終于導緻亡國。

如果對崇祯皇帝執政時期的天災進行統計，可以明确的看到“明清小冰河時期”對于這一時期造成的危害要甚于明、清兩朝任何時期。

對于這一時期的災異，各種曆史文獻中均能看到記載，其中以旱災以及旱災引起的蝗災最為明顯，我們選取部分可信度較高的正史記載進行說明。

《明史·卷二十八·志第四·五行一》明确記載：

崇祯八年七月，河南蝗。十年六月，山東、河南蝗。十一年六月，兩京、山東、河南大旱蝗。十三年五月，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旱蝗。十四年六月，兩京、山東、河南、浙江大旱蝗。

《明史》中僅對與崇祯八年到崇祯十四年的華北地區旱災以及旱災引起的蝗災進行了較為籠統的記載，但實際上早在崇祯元年， 中國北方大旱，赤地千裡，寸草不生的情形便開始出現，而且迅速蔓延，愈演愈烈。

我們以陝西省境内的具體旱災、蝗災情形進行說明。《漢南續郡志》有載：

崇祯元年，全陝天赤如血。五年大饑，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饑，八年九月西鄉旱，略陽水澇，民舍全沒。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無，十一年夏飛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

也就是說，自崇祯元年到崇祯十四年的14年中，竟然有10年發生了大旱和蝗災并發的天災，時間占比高達71.4%，占據了整個崇祯朝的58.8%，其嚴重程度，可見一斑。而這連年的天災，幾乎直接促成了李自成起義軍的崛起，也幾乎直接為明王朝的覆滅打下了“堅實基礎”。

旱蝗大災中，百姓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以緻到了慘不忍睹的狀态，“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剝樹皮吃，樹皮吃完，隻能吃觀音土，最後腹脹而死”的情形随處可見，“全陝旱蝗，耀州、澄城縣 一帶，百姓死亡過半”的情況，更是情理之中，可以預見。“ 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并起”、“死人棄孩，盈河塞路”的情況，更是讓如此嚴重天災下必然發生的結果。

明末清初著名理學家、曾任兵部尚書的呂維祺就自己家鄉河南所發生天災帶來的巨大危害，向崇祯皇帝上述陳奏：

蓋數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挽輸。庚午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村無吠犬，尚敲催征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磷，夜夜似聞鬼哭。

呂維祺對于河南境内發生天災而帶來的凄慘場景，隻是崇祯皇帝在位期間天災之下的普遍現象，也是當時基層民衆在死亡線上掙紮的真實寫照。

“白骨青磷，夜夜似聞鬼哭”的基層民衆生活和朝廷上百官貪腐、錦衣玉食形成了下賢明的對比，貧富差距達到了前所未聞的狀态。試想一下，如此狀态下，崇祯皇帝的皇位還能坐穩嗎？大明江山還能堅持多久？

更重要的是，天災之下，溫飽問題得不到基本保證，災民紛紛參加農民起義軍來換取生存下去的機會，“其饑民多從闖王李自成”的情況幾乎成了川陝、河南地區災民的唯一選擇，這對于崇祯政權更是具有決定性的巨大威脅。

2、橫行數年的烈性瘟疫

天災之後就是必然會發生的瘟疫，自崇祯十三年開始，在北方地區旱蝗之災快要接近尾聲的時候，烈性瘟疫又開始席卷剛要喘口氣的災民們。

崇祯十三年，河北省部分府縣發生“烈性傳染，人死八九”的烈性傳染病；

崇祯十四年，瘟疫蔓延到了整個河北省及其周邊地區。

《明史·卷二百九十五·左懋第傳》記載了明代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左懋第在河北境内的所見所聞：

臣自靜海抵臨清，見人民饑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惟聖明垂念。

注意，此時河北境内的旱蝗之災尚未過去，“春無雨，蝗蝻食麥盡，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兇”，成為河北地區真是的寫照。原本就掙紮在生死線上的災民們，再次面臨着更為直接的死亡威脅。

僅在數月以後，河北地區的瘟疫就傳至京城，按照明朝劉尚友所著的《定思小計》中對于該流行病病症的記載：

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者，或一家數人并死。

可以看出，該流行病應該為鼠疫。這場在京城發生的烈性鼠疫，在《明史·卷二十八·志第四·五行一》中也有過相關記載：

崇祯十六年，京師大疫，自二月至九月止。明年春，北畿、山東疫。

也就是說，直到崇祯十六年九月，這場烈性傳染病才算告一段落。這場瘟疫的嚴重程度及恐懼的死亡率有過很多史料證明，綜合來看，死亡率應該在40%以上。清朝時期，明末清初史事研究學家抱陽生在其所著的《甲申朝事小計·卷六》對這場大型瘟疫造成的“人間煉獄”，就有過較為詳細的記載：

大疫，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貿易者多得紙錢，置水投之，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甚至白日成陣，牆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則痛哭咆哮，聞有聲而逐有影。

在北京城外，居住人口并不密集的地區，這場“見則死，至有滅門者”的瘟疫造成的人口傷亡更為明顯直接，“比屋傳染，有阖家喪亡竟無收斂者”的情況随處可見，幾乎對京城地區的民衆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

崇祯十六年夏季，瘟疫開始向天津地區蔓延，清初學者谷應泰在其所著的《明史紀事本末》中對于天津的瘟疫有過記載：

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

由此可見，天津地區蔓延的瘟疫較之北京地區更甚，“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的悲慘情形在天津地區随處可見。

天災頻發、瘟疫橫行，在對民衆人口和經濟發展造成了幾乎是毀滅性的緻命打擊後，地方社會處在了十分脆弱的狀态，盜匪與流民并起，各地民變不斷爆發，明王朝的統治岌岌可危，崇祯皇帝這個苦命的娃，似乎已經預見了自己和大明王朝的“未來”。

瘟疫之下，在死亡線上掙紮的基層民衆并未被明朝政府看在眼裡，反而繼續派發“三饷 ”，要求交糧納稅，使陷入絕境的百姓們怎能不反 ?

更嚴重，也唯一能讓明朝廷引起關心和注意的是瘟疫也未能對明朝軍隊的蹂躏，當時“京内外城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京營兵疫，其精銳又太監選去 ”。京營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襲之後，已毫無戰鬥力，以緻北京城牆上，平均每3個垛口才有1個赢弱的士兵把守，這樣的軍隊又怎麼能夠就抵擋住李自成的農民軍？

更為令人詫異和不解的是，清順治元年，多爾衮率領八旗軍隊剛剛入關，北方地區的天災和瘟疫卻戛然而止，甚至出現了風調雨順的和諧情形。

3、東北的皇太極虎視眈眈

就在大明王朝反複遭受天災瘟疫蹂躏的同時，東北地區的後金政權已經成功完成了脫變，崇祯九年，皇太極于盛京改元稱帝， 定國号“大清”，改元崇德，改族名女真為滿洲 ，将主要武裝鬥争的主要矛頭對準了大明王朝。

崇祯九年，皇太極 皇太極以“朝鮮敗盟逆命”為由，決定發兵讨伐朝鮮，并成功強制将其變成了自己的附屬國，徹底解決了進攻關内的後顧之憂。

崇祯十二年三月，清軍渡運河，攻破山東濟南府 ，克城敗敵，俘人口二十五萬餘，四月凱旋。皇太極此舉，讓崇祯皇帝非常恐慌，也由此調整了軍隊部署和應對外患措施。将主要兵力從應對農民起義軍的戰場上，調整至對清戰場上。

對于皇太極進攻至濟南的作戰行動，《明史·卷二十四·本紀第二十四·莊烈帝二》有過明确記載：

十二年庚申，大清兵入濟南，德王由樞被執，布政使張秉文等死之。戊辰，劉宇亮、孫傳庭會師十八萬于晉州，不敢進。丁醜，改洪承疇總督薊、遼，孫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北。

由此可以明确看出崇祯皇帝對于皇太極作戰行動的應對措施，即“改洪承疇總督薊、遼，孫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北”。就當前時期來看，洪承疇和孫傳庭這兩位明末時期最著名的将領都被安排在應對清軍的作戰路線上，這足以證明崇祯皇帝對于關外清朝的特别重視和格外擔憂。

崇祯十三年到崇祯十四年，皇太極發動了遼西戰場上的最後一戰，也是旨在消滅明王朝在關外最後一支勁旅、幾乎決定了明朝和清朝之間相持對立地位的“松錦大戰”。

英國著名漢學家崔瑞德在其所著的《劍橋中國史》中，對于“松錦大戰”的評價能夠直接說明大戰過後的明清對立形勢：

1641年9月，總督洪承疇企圖援助在錦州附近被圍的明将祖大壽，但在山海關東北100英裡的地方落入皇太極設下的圈套。一切救援的企圖都失敗了，在1642年的3月和4月，這兩員明将先後投降。1642年4月8日錦州陷落後，明朝在長城以北的防禦實際上崩潰了。

自此，明朝山海關外，僅剩下甯遠一座孤城，關甯錦防線徹底被摧毀。而此時清軍則加強了對明朝的軍事壓力，錦州落入滿清之手後，取代了義州成為清軍伐明的前進基地，清軍采取更番駐防的辦法在錦州前線屯駐兵力，并且征調朝鮮兵駐防，力圖把錦州打造為蠶食明朝領土的前進基地。

崇祯十五年，皇太極在此下令展開入關作戰，清軍一直攻到山東兖州地區。《清實錄·太宗實錄》記載了此次作戰的巨大成果：

計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敗敵三十九處，獲黃金二千二百五十兩、白金二百二十萬五千二百七十兩，俘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口及牛馬衣服等物。

自此，皇太極在位期間，共計完成了三次大規模入關作戰，每次都取得了絕對性的勝利和巨大成果過，同樣每次都往崇祯皇帝的心上插上了一把尖刀。在自己的錯誤決定下，袁崇煥被淩遲處死以後，明軍逢戰必敗的狀态讓崇祯皇帝在無可奈何的同時，竟然想着同清軍議和。

但在議和機會破滅後，崇祯皇帝面對着馬上就要到來的滅頂之災，悲哀的感歎道：吾非亡國之君，汝皆亡國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無一人相從？

而後，崇祯皇帝在一片反對聲中，放棄了都城南遷的打算，做好了被最後一擊的準備。

4、西南的李自成，逐漸形成對明的滅頂之災

在東北的皇太極步步緊逼的同時，因為崇祯皇帝“精簡驿站”而失業的李自成已經成為農民起義軍的領袖，而且部衆發展到了百萬， 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在襄陽稱新順王，并在河南汝州 殲滅明陝西總督孫傳庭的主力， 一代名将孫傳庭戰死于陝西潼關，以馬革裹屍而還，時年五十一歲。李自成率領農民軍，旋乘勝進占西安。

自此，洪承疇和孫傳庭兩員明末大将，僅剩的兩位“或許”有機會為明王朝赢得一絲生機的大将全部損失。

崇祯十七年一月，李自成在西安稱帝，定都西安，建國号“大順” 改元“永昌”。自此，有一個和明王朝對立的政權誕生，崇祯皇帝所能統治的區域進一步縮小。

李自成和明王軍隊十幾年的連續作戰，對基層百姓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對農業經濟造成了幾乎是毀滅性的影響，“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亦僅餘四壁城隍，物力已盡，蹂躏無餘，蓬蒿滿路，雞犬無音，未遇一耕者”乃系從江淮地區一直到京城沿途的真實情形。如此國之不國、城之不城、民之不民的情形，即使崇祯皇帝能夠穩坐江山，恐怕也失去了最基本的統治意義。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清晨，時任明廷兵部尚書張缙彥主動打開正陽門，迎李自成手下大将劉宗敏所部；中午，李自成由太監王德化引導，從德勝門入，經承天門步入内殿。傍晚時分，崇祯皇帝在前殿鳴鐘召集百官，卻無一人前來，萬念俱灰的他身邊僅剩下一名太監王承恩。

然後崇祯皇帝轉頭走向景山，在一棵歪脖子樹上自缢身亡，大明王朝作為大一統封建王朝的時代徹底終結。

作為明朝“國君死社稷”的典型代表，崇祯皇帝在自缢前于自己的藍色袍服上留下了最後的遺言：

朕自登基十七年，雖朕薄德匪躬，上幹天怒，然皆諸臣誤朕，緻逆賊直逼京師。朕死，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就此而看，崇祯皇帝雖然未能挽救“大勢已傾，積習難挽”的明王朝于大廈将傾，但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聲色，憂勸惕勵，殚心治理。臨朝浩歎，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的具體作為和執政表現，尤其是其“國君死社稷”的具體表現，臨終時候對于百姓的憐愛，都能對得起《明史》對于他的積極正面評價：

是則聖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

參考文獻：《明史·卷二十四·本紀第二十四·莊烈帝二》、《中國曆史上氣候之變遷》、《明史·卷二十八·志第四·五行一》、《漢南續郡志》、《明史·卷二百九十五·左懋第傳》、《定思小計》、《甲申朝事小計·卷六》、《明史紀事本末》、《劍橋中國史》、《清實錄·太宗實錄》、《明史·卷三百九·李自成傳》、《明清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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