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是秦帝國出現之前，中國曆史上第一個超越了血緣國家，而具有地緣國家形态的龐大統一王朝。雖然其統一性不似後世那樣堅實，但王朝中央對統轄範圍内的權威性，依然不可忽視。周天子可方便地提調中央和地方諸侯的軍隊，在不同地區征讨入侵或叛逆勢力，到西周晚期仍相當有效。禹鼎銘文記載，噩國聯合南淮夷、東夷反叛，周厲王命令西六師、東八師進行讨伐，一舉滅噩并擒獲噩侯馭方。《秦本紀》載周宣王與兵七千助秦，莊公因此伐戎成功等都是證明。
然而，西周時期并沒有形成完善的基層社會組織，王朝對當時的國家如何進行管理，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文獻所給出的隻有分封諸侯，“選建明德，以藩屏周”[1]這類極簡略的記述。西周國土西起隴右，東瀕大海，北越燕山，南抵江淮，縱橫約1500多公裡，是一個龐大的國家，僅靠中央政府和數十或更多一些的諸侯，要進行治理顯然是比較困難的。其實，除了中央政府和封國諸侯之外，還有許許多多不同級别的采邑，在發揮着重要作用，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充當着西周社會的基層組織，使這個龐大的早期國家得以較好地運行。
近十餘年來，各地西周采邑的考古發現，和過去相關考古資料的積累，為我們了解西周社會結構及其運行的特征，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科學信息，對其進行觀察研究亦成為可能。
一、西周王畿地區發現的采邑
西周的王畿之地，包括關中及洛陽地區兩部分。關中以都城豐鎬和周原為核心，擁有後世所謂的八百裡秦川，洛陽地區則以東都成周為中心，也稱“方六百裡之地”[2]，共同構成了西周王朝的統治重心。洛陽一帶雖有北窯西周墓地[3]、鑄銅遺址[4]等重要發現，但對成周的位置和具體情況尚未确認。與此相反，關中地區西周都城的考古收獲較多，還有更為豐富的西周采邑類聚落也被陸續發現。
屬于采邑類的遺址，早年已有過一些發現，但因學科發展水平和認識程度的局限，多被指稱為西周的封國。如寶雞市的茹家莊、紙坊頭等墓地，被稱為國[5]，再如泾陽縣高家堡墓地則稱為戈國[6]。實際上，這些都可能是關中王畿地區屬于采邑性質的家族墓地[7]。如果說這些發現還不足以代表西周采邑的基本面貌，那麼，近10年許多發現讓我們對此類遺址會有一個比較清楚的了解。據有關考古資料分析，在關中地區可确認的采邑包括周公廟、段家河、孔頭溝等近20處(圖一)。
這類遺址均有性質不同的功能區，是其共同的突出特征。各自必有一個規模可觀的居址，其内不乏較高等級的建築遺迹發現。在居址或附近往往會有一個或多個同期的墓地，經過一定規模發掘的采邑，還發現鑄銅、制陶等手工業作坊。依據考古資料提供的信息，參考有關功能區域的複雜程度，大體可将這些采邑分為三類。
第一類 功能區複雜的采邑
這類采邑中的功能區最多，同一類功能區可以有多個，目前所知的僅周公廟一處。周公廟遺址位于岐山縣北郭鄉祝家巷、廟王村和周公廟一帶，調查勘探确認範圍有4.5平方公裡。在其北部、東部和南部的邊緣，分布着規模不同、等級有差的墓地7處。其中陵坡墓地的規格最高，勘探發現帶墓道大墓就有22座。在祝家巷和廟王村北發現大型夯土建築基址和磚瓦等建築材料，顯示這一帶有高等級建築，廟王村和折樹棱分别發現鑄銅作坊等。還發現有制陶器的作坊區(圖二)。出土甲骨文字數達2200個，超過了周原，成為出土西周甲骨文最多的遺址[8-11]。這裡所出甲骨文中記載最多的人名為周公，結合遺址規格、時代特征，及文獻記載的地望等，其為周公及其家族的采邑已可論定[12]。
第二類 功能區較齊全的采邑
這類采邑規模均較前一類規模較小，但也确認有居址、墓地、作坊等功能區。已作過一些考古發掘或勘探工作的岐山孔頭溝遺址可為代表。
孔頭溝遺址位于岐山縣城東8公裡的
河支流兩岸台原上，包括蒲村鄉趙家台、畫東、宋家等多個自然村，分布範圍最大時約4平方公裡。有一處面積達6萬平方米的大型墓地，處在遺址東部的中間位置。一處鑄銅作坊位于遺址西部西側的中間，面積約5千平方米。制陶區設在墓地以北的趙家台村南北溝畔附近，燒制生活陶器和燒磚的區域被分置[13]。
與孔頭溝相似的采邑，可能還有鳳翔水溝、勸讀，眉縣楊家溝等遺址。因尚沒有足夠的考古調查、發掘，了解得都不很清楚，但少量的工作就發現過一些重要的功能區。水溝遺址面積約100萬平方米，周圍有夯土城牆環繞，還發現有墓地，出土過青銅器和陶器[14、15]。勸讀遺址發現有鑄銅作坊，早年曾有重要青銅器出土[16、17]。楊家村已發現含中小型墓的墓地，和闆瓦等大型建築所用的建築材料，還多次發現青銅器窖藏，出土有逨鼎、逨盤等重要西周青銅器[18]，學界普遍相信其應是西周單氏家族采邑。
圖一 關中地區發現的西周都城和采邑分布示意
圖二 周公廟采邑主要功能區分布圖[11]
第三類 部分功能區較清楚的采邑
此類采邑指因考古工作的局限，主要對墓地進行過勘探發掘，雖知有居址但情況了解較少。目前主要有澄城縣段家河、韓城梁帶村等。
段家河遺址，位于陝西澄城縣莊頭鄉段家河與姬家河村東的大峪河東岸台原上，2006年勘探發現了一處規模較大的西周墓地，其中帶墓道的大墓有20座，僅次于周公廟的大墓數量。搶救清理過的兩座被盜殘墓的出土物顯示，年代約為西周中期，如此多墓葬的年代範圍應較長。墓地西南方的西周遺址雖因水土流失破壞嚴重，但面積尚有近20平方米[19]。墓地和遺址相距僅百餘米，應是同一采邑的兩個主要功能區(圖三)。
梁帶村遺址，位于陝西韓城市梁帶村的黃河西岸台原上，2005至2010年，發現了一處大型周代墓地，已知有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墓葬1300多座，其中帶墓道大墓為8座(有1座早年被毀，殘存墓道)。出土青銅器有芮公、芮太子等銘文，表明此為兩周之際的芮國墓地[20-23]。在墓地東側靠近黃河的梁帶村原址和其北的化石寨一帶，調查發現有範圍較大的周代遺址，并采集有闆瓦等大型建築所用的建築材料，應屬于墓地埋葬者生前生活的居址。兩者共同構成了芮國後期的聚落和葬所(圖四)，實際也是芮公家族在兩周之際的采邑。周室東渡後，關中的周人遺族多與王朝失去了緊密的聯系，而被稱為芮國當然也無不妥。
屬于這一類的采邑，還應包括華縣東陽墓地及居址[24]，寶雞鬥雞台、茹家莊和竹園溝，以及甘肅崇信于家灣、靈台白草坡等。
以上三類之外，關中還有一些遺址因考古工作較少功能區不夠清楚，但曾有比較重要發現，也可能屬于比較重要的采邑。如寶雞石鼓山，先後有數批青銅器發現，直到去年發現了大型墓葬，出土了商周之際的重要青銅器才引起大家關注[25]。在附近也有周代居址，若進一步調查勘探應會有收獲。還有臨潼的西段遺址，早年調查西周遺存的分布達20萬平方米，先後發現過青銅器墓2座，和包括著名的“利簋”在内的2座青銅器窖藏等[26-29]。而多次出過青銅器窖藏的永壽縣好畤河遺址，也應屬此類性質的采邑。
二、采邑的分級情況分析
從目前考古資料來看，周原以西的采邑發現密度最大。如孔頭溝、周公廟、勸讀、水溝遺址等，相互之間的直線距離大約都在10公裡左右。寶雞市附近的鬥雞台、石鼓山、茹家莊、蔣家廟等遺址的分布，大體也在此區間範圍的上下。那麼，是否就可以認為關中西部的西周時期聚落的分布，就是這樣的一種境況呢?這自然是否定的。事實上西周遺址的密度，遠遠高于這些采邑的分布。我們注意到，在那些采邑類聚落的周圍，半徑以五公裡上下的範圍為限，還分布着數量不等的同期較小聚落。它們與最為鄰近的采邑，很可能存在着比較直接的隸屬關系。也就是說，西周的采邑還存在着級别的等差。
在周公家族采邑周公廟附近，可确認的西周遺址有杜溝、北寨、吳家莊、坳王村等，數量約在10處左右。不少遺址早年都曾出土過青銅器，有些禮器上還帶有銘文。如北寨遺址曾出土過史父鼎等銅器[30]，王伯姜鼎等則出自吳家莊遺址[31]。可見這些遺址内也還有一定地位的人居住，但他們的身份一定不會比周公及其子孫更高，其最大可能是隸屬于周公廟采邑管轄。
圖三 段家河采邑墓地和居址位置
孔頭溝采邑的周圍，也有故郡、官路、前莊等較小的西周遺址。從分布的情況觀察，這些遺址可能與孔頭溝有隸屬關系。韓城市昝村鎮的黨家村西，發現有一處範圍約數萬平方米的遺址，調查發現還有筒瓦等建築材料，可見應有較高等級的建築存在。其距梁帶村遺址僅約3公裡，相信兩者有較直接的從屬關系。還有我們曾指出過的眉縣楊家村附近的西關、郝家堡、車圈等遺址，可能都是隸屬單氏家族采邑的聚落[32]。
以上是通過考古聚落分布的特征，對西周采邑等級的考察。其實，曆史文獻中也有相關記載。《禮記·禮運》曰：“大夫有采以處子孫，是謂制度”。講到周代制度是王朝的大夫們，可在自己的采邑範圍内安置子孫後代。《左傳·昭公》七年傳曰：“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就是講周王朝的貴族各有等差，以及隸屬關系。
西周青銅器銘文對西周曆史研究意義重大，可以提供諸多方面的研究信息。部分銘文的内容，對西周貴族等級的差别有明确反映，也有助于我們更好地了解不同級别貴族采邑的存在。
長安縣馬王鎮窖藏出土青銅器19件[33]，其中的豢簋鑄銘文4行32字。首句銘文為“太師小子豢作朕皇考寶尊簋”。可知作器者名“豢”。“小子”為周代官職之一，《周禮·夏官司馬》記載：“小子，下士二人”，當為司馬屬官。又有“小子掌祭祀”的記載，可見負責祭祀方面的事務。太師雖不見于《周禮》，但實際在西周王朝是非常重要的職務，往往由執政大臣擔任，是負責軍事方面的最高長官。姜子牙就曾出任太師，故被稱為師尚父。銘文既說是太師小子，顯見太師之下有此屬官。任此職者西周金文中還有多位，如師望壺和師望簋所記的“太師小子師望”、休盨銘文的“仲太師小子休”等。
岐山董家窖藏出土同銘的公臣簋4件[34]，銘文記載“虢仲令(命)公臣：‘司朕百工，賜汝馬乘、鐘五、金，用事。’”可見作器者公臣是更高級别的貴族虢仲的下臣，他是受虢仲的直接任命，主管其所轄的百工事務，并接受過坐騎、5件鐘等賞賜。已發現的同銘簋4件，說明公臣雖為虢仲的屬下，但至少有鑄一組4件簋的權利，說明其級别并不低。按照西周五鼎四簋的配置規格，公臣應有相當于大夫級的官階。
董家窖藏還出有爯鬲1件，爯還鑄有銅鼎，岐山賀家村周墓内出過1件。銘文内容近同，為“榮有司爯作
鼎(鬲)，用媵嬴龔母。”知作器者爯是其上級榮的下屬有司，因為嫁其女(或妹)曾鑄青銅媵器一組，出土者為其中的鼎、鬲各1件。表明其也有一定的地位，可鑄作成組的青銅禮器。
另外一位擔任高官屬下有司的仲枏父，也鑄作過成組的青銅禮器。1962年出土于永壽縣店頭鎮好畤河的青銅器窖藏[35]，器物雖多失散，但仲枏父所鑄器先後面世的已有鬲9、簋2、匕1。鬲、簋銘文基本相同，内有“師湯父有司仲枏父作寶鬲(簋)”之語，可知鑄器者仲枏父是師湯父的有司。所鑄組器銅鬲有9件之多，與眉縣楊家村窖藏所出單五父鬲的數量相同。仲枏父雖為更高級别的師湯父屬官，但一次可鑄這樣多的銅器，地位也應不低。同出的匕和早年出于同地的青銅甗，銘文分别為“仲枏父作匕”“仲枏父作旅甗”，雖無師湯父有司的内容，但人名、出土地相同，為同一人之器應無疑問。
既然仲枏父銅器集中出土于好畤河村，這一帶當是他本人及其家族采邑的所在。而他的上司師湯父的銅器，也已經有所出土。1991年扶風齊家村墓葬M1出土了1件師湯父鼎，銘文曰：“師湯父作旅鼎，子孫其萬年永寶用。”因為墓葬被盜，考古人員清理殘墓隻出土了2件青銅器(1件無銘文)，再無它物[36]，不好判斷是否為師湯父墓。但從仲枏父器可知師湯父級别很高，擔任的可能是太師之職，故和姜太公稱師尚父相類而可稱師湯父。如果此說可信，基本可認為該墓不會為師湯父。因為按照此級别的西周貴族，應該是帶墓道的大型墓葬，不大會因取土和盜掘就變成一個殘缺不全的墓。所以，不排除師湯父的采邑距店頭鎮一帶不遠，好畤河仲枏父采邑可能為其屬下的采地。
至此就可以明白，周公廟附近有關遺址出土的青銅器中，甚至有王伯姜這樣重要人物并不意外。較次一級的采邑，也完全可以擁有屬于其主人及家族的青銅禮器。當然，級别越低下的采邑或居址，代表身份地位的标志性大墓、大型建築，以及青銅器等就越稀缺，也屬正常。所以，我們能看到諸如扶風北呂[37]、長安少陵塬[38]、鳳翔西村[39]等西周墓地，墓葬數雖多達300～400座，但均為中、小型墓，少量墓也出土少量青銅器禮器，卻沒有發現過一座大型墓。少陵塬和北呂墓地附近均發現相關的西周遺址，也沒有大型建築、鑄銅作坊等重要設施發現。表明都是一些級别更低的村邑聚落，故少陵塬可能屬西六師所屬的卒營家族墓地和居址[40]。
正因為有更多級别較低的采邑，乃至一般平民的村居，使數量較少的高級貴族采邑内外，才具有了充分的人氣和活力，也成為西周社會繁榮發展的基礎。
圖四 梁帶村苪國墓地和居址位置
三、諸侯國内采邑的考察
西周王臣采邑及其屬邑的普遍建立，使王畿關中，以及成周為中心的河洛地區，至少在有些地方會呈現出阡陌相連，墟裡相望的繁盛景象。相信關中西部的周原以西，以及寶雞市周圍，在當時确有可能如此。至于更為遙遠的地區，我們知道周王朝是以封建諸侯的形式進行遙控。有如《孟子》所言，大國地方百裡，次國方七十裡、小國方五十裡。周王朝更大範圍的邊遠地區，大體上就是以這樣的方式管理的。而西周諸侯國内部的管理情況，由于曆史文獻很少記述，研究者也罕有提及。
所幸的是，近幾年的考古發現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線索，讓我們了解到西周時期的諸侯國内，同樣有采邑這類較國都層次為低的重要聚落。目前基本可認定的主要是晉、齊兩國，其他的也有一些線索。
1.晉國
晉是西周最重要的封國之一，《史記》等文獻記載受封于周成王，首封者為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叔虞。因封于故唐舊地而稱唐叔虞，位置在“河、汾之東”，後因其子燮父徙都晉水旁而稱晉。上世紀80年代以來，山西曲沃和翼城縣交界的天馬—曲村遺址，和北趙晉侯墓地的發掘，基本将晉國自燮父到春秋前期的晉國都城确定了下來[41-45]。
在該遺址東南約20餘公裡處的绛縣橫水鎮北，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發掘了一處大型西周墓地[46-48]，清理墓葬達1200多座，應是曲村晉國墓地以外山西地區發現墓葬最多的。墓地年代從周早期延續到春秋早期，有2座帶墓道的大型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玉器、陶器等重要文物。有些青銅器上鑄有倗伯等銘文，被認為其為倗國墓地，是一個文獻失載的西周諸侯國。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山西翼城縣大河口村，也發現了一處大型西周墓地，距晉都遺址僅約10公裡。2007～2011年共清理了西周墓585座，時代從西周早期一直延續到春秋初年[49～51]。墓葬有大、中、小型之分，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青銅器銘文有霸伯、霸姬等名，發掘者認為這裡應是西周的霸國墓地，同樣也被曆史文獻失載。
但根據這兩處墓地與晉都地望關系、墓地規模和延續的時間範圍等，均顯示應該是晉國的大夫級采邑墓地[52]。距橫水墓地東約2公裡處的周家莊西周遺址，大河口墓地西南約500米處的西周遺址，可能分别為各自的采邑所在。隻可惜因沒有進行相關的考古工作，難以了解更具體一些的情況。
之所以認為這些墓地及相關遺址可能為采邑，主要是從以下方面進行考慮的。按照西周諸侯大國土地方百裡的說法，無論其是指直徑還是邊長，距晉都天馬—曲村遺址10或20多公裡的距離，基本都在此裡程的範圍内(圖五)。兩墓地規模都不算很大，橫水墓地雖發現了1200多座墓，但比起曲村晉國墓地可能超過兩萬座墓來，顯然不是一個檔次，而與關中的周公廟、孔頭溝采邑的900多座墓葬的數量相近。盡管其墓數多了約300座，但其年代延續到春秋早期，顯然比周公廟等墓地的下限要晚不少。至于隻有580多座墓的大河口，則更難與曲村比較，而僅略多于關中更低級别的少陵園等墓地。
值得注意的是，兩處墓地的上限時間均為西周早期偏晚，幾乎與天馬—曲村晉國遺址和墓地出現于晉南的時間相同。據有關資料研究，橫水、大河口墓地的倗、霸兩族為媿姓，可能出自戎狄之民，若為當地土著，其上限年代應更早為宜，沒有理由必須與晉同時進入一地，迫近而居，限制各自的生存空間。若大河口為另一封國，距晉國的另一大型遺址北壽城僅約5公裡，生存空間似乎更為局促，卻還能相安無事的共同生活300年，實在很難進行合理的解釋。兩處墓地的下限為春秋早期，基本與曆史記載的曲沃代晉時間及羊舌晉侯墓地晚期年代相同。似乎表明晉國公室變更後，這兩個國家也衰微了，有什麼理由要與晉室共存亡呢?
顯然，兩者作為晉國境内的采邑，這些就不是什麼問題了。另外，相關研究表明媿姓與戎狄有關，也就是懷姓，《左傳》記載封給晉國的臣屬有懷姓九宗，由此就有了很好的說明。
2.齊國
齊因姜太公的功績受封，為西周最大的諸侯國之一，但早期都城營丘至今沒有得到确認。近年發掘的山東高青陳莊西周城址，發現了大墓、祭壇，還有帶齊公銘文的青銅器等重要遺存[53～55]，一度被認為與營丘有關[56]。但因城址範圍不過4萬平方米，整個遺址也僅9萬多平方米的規模，與太公初封興建，到胡公遷薄姑近200年曆史的大國之都，顯然難以匹配。後又有封邑和軍事城堡等看法。而綜合各方面的資料分析，顯然以封邑說最為合理，也就是齊國大夫級别的采邑遺址[57]。
在遺址長350、寬300米的範圍内，普遍有相當豐富的西周文化遺存，年代從西周早期偏晚至西周晚期，還有一座約4萬平方米的城址建于中心位置。祭壇、大墓等重要遺存就在城内(圖六)，有城垣、隍壕環護，以彰尊崇，是整個遺址的重點區。根據這些發現，認為陳莊為西周時期一處齊國卿大夫的采邑遺址，是比較可信的。
圖五 晉都與橫水、大河口采邑位置圖
年代最早的墓葬M18相當于西周早期偏晚，出土銅器銘文記載墓主豐啟為其祖齊公作器，說明其出自齊國公室，是姜太公之裔孫，該采邑顯然是因他獲封。城址中軸線南部的夯土祭壇，是已發掘出的最重要遺迹，可能是為受自齊君的“土”而建的社壇，應與采邑受封時的授土儀式有關。M18和祭壇在中軸線南部東西并列，頗有左祖右社的格局，顯示陳莊應為豐啟家族封邑之都邑性質。在陳莊周圍10公裡的範圍内，調查還發現有幾處遺址，如果都包含西周遺存的話，可能就屬于陳莊豐啟家族采邑的附屬居址。這種聚落間的結構關系，顯然和關中地區相關采邑的布局情況比較一緻。
圖六 陳莊遺址主要遺迹分布圖[58]
另外，湖北随州葉家山西周墓地和附近廟台子遺址的發掘[59、60]，基本确定了西周早期漢東地區重要諸侯曾國公室墓地和都城的所在，是近年商周考古的重大收獲之一。在此基礎上，考古工作者還在其周邊調查發現了9處商周遺址[61]。如果再進一步做工作，應該可以确認一些類似于陳莊那樣的曾國采邑，及其更低等級的聚落。
還有西漢水上遊周代遺址調查顯示，發現的周秦文化遺址有37處，可分為30萬平方米以上，10萬平方米以上，及10萬平方米以下三個等級。并形成了大堡子山—趙坪、西山—石溝坪、六八圖—費家莊為核心的聚落群，錯落有緻地分布在這一區域[62]。說明禮縣一帶，在西周及春秋階段，聚落的等級關系是比較分明的。可推知當時秦國的都城西犬丘無論是三個核心聚落哪一個，其餘兩個以及其它10萬平方米以上的遺址，就隻能屬于秦國的第二、第三等級采邑類居址。
上述晉、齊等國的考古資料說明，和關中王畿地區類似，西周的諸侯國将其所管轄的地區，也會分賜給其卿大夫作為采邑。用以各自家族的居住、生活、經營和管理，生産并供給自身所需各類資源。
四、西周都邑的簡單認識
西周采邑的情況已如上述，這裡我們再看看都邑的布局結構，可以對兩者有更深刻的認識。因洛陽地區東都成周的考古資料尚缺，西周都城較清楚的有關中的豐鎬和周原遺址。
豐鎬遺址，位于西安市長安區沣河兩岸的馬王鎮和鬥門鎮一帶，數十年的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工作表明這裡有大量的墓葬、大型建築基址、半地穴式普通房址和灰坑等遺迹，發現過不少青銅器窖藏，出土過許多重要的西周文物。遺址分布範圍約達25平方公裡，核心區域面積約15平方公裡，為國務院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3]。依據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資料，學術界普遍認為這裡就是周文王、周武王所建的豐、鎬二京的所在，曆史上所稱之宗周應指此。遺憾的是，由于種種原因，對豐鎬遺址内的布局一直沒有較清楚的了解。
周原遺址，是一處先周到西周時期的大型聚落遺址，遺址布局和各類遺存情況已有較清晰的認識。遺址位于岐山、扶風兩縣交界處畤溝河上遊地區，涉及岐山縣的京當、扶風縣的黃堆、法門等鄉鎮，分布範圍東到美陽溝，西至流龍嘴和岐陽堡一線，南起北坡，張家，北及黃堆，東西約6、南北5、面積約30平方公裡[64]。
周原的規模是由動态的發展過程所形成，西周中期達到了最高值(圖七)。此時，召陳建築群的上層建築、雲塘、齊鎮的大型建築，幾乎先後出現，比較集中地分布在周原遺址的東北地區。這一區域的建築，可能為王室行政管理、生活起居區有關。位于雲塘村西南300多米處的西周池苑遺址的發掘，堪稱近年周原的重大考古發現。這座建于西周中期偏早的大型池苑遺址，範圍達41000多平方米，池内的層層淤積土厚2～4.6米，顯示了池的實際深度。池周壁及局部底面，用河卵石、片石以及料姜石顆粒等砌築加工，構建非常講究[65]。與之相關是在池苑東側連接有一條寬大的水渠(水道)，由池東南壁一直延伸至召陳大型建築的東北，長約1.7公裡，口寬為4～5米，底寬約1-2米多，深2米多[66]。此溝恰巧處于整個大型建築密集區似乎并非偶然，其目的當是為了相關宮殿區的供水，應該屬于同一規劃建設而成用水工程。
在雲塘至莊李村南北一線，分布着規模可觀的作坊區，已知有制作骨器、石(玉)器、鑄銅等手工業作坊10餘處。周原遺址西南的康家、任家、莊白、齊家、禮村及其它區域，也有一定規模的建築基址發現，但都顯得非常分散，沒有明顯的組群關系，其間多見青銅器窖藏，學界多主張與顯貴家族住宅區相關，有些與手工業作坊的關系可能較密切。
周原遺址範圍内分布着大小不等的西周墓地10多處，黃堆、姚家和劉家3處發現有帶墓道的大型墓葬。有些墓地或墓葬見于作坊區，當與手工業工匠家族有較直接的關聯[67]。
周原更引人注目的是，長期以來發現的大量青銅器窖藏達70餘處，可以肯定地說，這應是中國所有古遺址中絕無僅有的。
這些發現說明，周原遺址的主要功能區可分為：處于東北位置召陳、雲塘一帶的高等級建築集中分布區，處于中南部齊家、莊李一帶的衆多手工業作坊區，以及偏東南區域康家、任家、莊白、齊家、禮村等村莊周圍的顯貴家族居住區，調查也發現有零散的大型建築，并多見青銅器窖藏。在外圍區域，還有一些居址和大型墓地的分布。這樣的遺址布局，最為相似的是安陽殷墟聚落結構[68]。處于洹河西南岸的小屯東北地一帶，是商王的宮殿宗廟區，為殷墟的最重要的遺址區；處于宮殿區東西兩側的鑄銅和制骨等手工業作坊區，主要有苗圃北地、孝民屯等處；處于遺址區南部，以及西北和東部居住遺址分布區，被認為屬于不同貴族家族所有的族邑[69]。說明兩者作為商周時期的都城遺址，具有多方面的相似性。而與宮室相關的池苑、水道等尚未見于殷墟，但在商代前期都城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都有發現，隻是較周原的規模小了許多。說明周原作為西周的都邑，較商代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也說明了周原遺址在西周王朝重要地位。
這樣的聚落特征，與前述所有的采邑結構均有較大的差别。即使已知規模最大的采邑周公廟遺址也很難企及，遑論其它。完全顯示了都城在規模和布局結構方面，淩駕于衆多采邑之上的獨特地位。過去有關周原可能為周公的采邑及其後代和僚屬的居住地等認識[70]，因周公廟采邑的确認，及其與周原發現的巨大差距，顯然已失去存在的價值。
圖七 周原遺士功能分區圖
五、結語
西周的社會結構情況，過去隻能通過曆史文獻去體會。考古事業的發展，為我們提供了直觀地認識西周社會的圖景。本文的考察顯示，周王朝對其國家的掌控管理，是以都城豐鎬、周原和成周這三個超級聚落為重點，建立起周天子及王室的統治核心。相對較清楚的周原聚落布局，代表了西周都城的基本形态，可以預見将來被廓清後的豐鎬、成周兩都，也應該呈現類似的格局。
對于王朝直接掌控的千裡王畿，周天子基本是以采邑的形式，封賜給衆多王公貴族進行經營管理，以獲取各自家族的生産資料和生活需求。考古發現的采邑分級現象說明，高等級采邑之下，還統率着級别較低的采邑，以及更低級的村落邑居，豐富了我們對西周采邑制度的認識。
王畿之外，分封同姓和異姓諸侯對國家疆域進行管理，成為周王朝遙控邊遠地區的基本策略和有效方法。但并非到此為止，諸侯國内君主也會分封土地給其子弟和卿大夫，賜采立邑，以處子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這樣的格局和王畿地區的社會結構是類似的，但陳莊、大河口采邑的規模，較王畿地區衆多王臣采邑為小，顯然有等而下之的現象。當然，周王朝對邊遠地區的控制力是比較有限的，與畿内殆不可同日而語。《禮記·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似為周王室為加強對諸侯國監管所采取的舉措之一。
這些發現顯示，畿内采邑、畿外諸侯，高下分級的管理，是西周社會結構的基本格局，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類似于後世地方社會的基層組織。正是有了這樣一套較完備的社會結構的建立，周天子的禮儀政令賴以有效傳遞，西周國家機器得以正常運行。
另外，由于曆史的原因，即是王畿地區也可能還存在少量古族方國。周王室對這些國族的管理，是否亦如對諸侯國那樣直接任命卿士加以控制，則是尚需讨論的問題。
參考文獻：來源：《考古與文物》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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