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的不同開端（三）

宋 梁楷 《潑墨仙人圖》

文藝複興 拉斐爾《雅典學院》

中西文化差異的根本，在于語言方式導緻的思想方式和精神歸宿，這主要體現在哲學和形而上學方面。

西方哲學開端是古希臘哲學。在柏拉圖之前，哲學并沒有如今天哲學這樣的理性系統。是柏拉圖開始讓西方哲學成為一個理性系統，柏拉圖的學生亞裡士多德則通過建立形式邏輯而完善了西方哲學的理性系統。可以說，是亞裡士多德以第一哲學的話語為西方哲學主流開啟了兩千多年理性分析的曆史。

亞裡士多德在他的第一哲學（被後世誤解為形而上學）中表達了：哲學的終極思考必然歸結于“存在”問題，哲學的終極目的必然歸結為“真理”問題。這兩個問題，其實是由巴門尼德肇始的，讀過巴門尼德殘篇的人就會知道。

存在（在/是）問題，之所以成為西方哲學的根本問題，是因為西方語言文字對事物之“在”與事物之“是”的迷惑無法化解。“God is.”是說“上帝在”，還是說“上帝是”？由于作為理性思考的關鍵詞is（to be）本身可以表達“在”，也可以表達“是”。西方語言自身造成的這種兩可，注定了西方哲學作為理性思考，對于“在（是）”的思考成為最困難的基礎性思考。所以，亞裡士多德把“在（是）”的問題作為最基本的問題納入第一哲學之中，甚至把第一哲學定義為專門研究“實在（實是）”的學科。

to be作為系詞，本來應該是指稱事物存在的确定性，但由于邏輯思維的建立，這個系詞成為概念與概念之間關系的确定性。也就是說：人通過語言來命名事物，通過語言來思想事物，這樣語言所表達的思想事物之間的邏輯關系，取代了事物存在的真實關系。然而，“思想事物”隻在概念中，并不涉及客觀事物之間關系的真假。但在西方語言中，卻被表達成事物之間的存在關系，這就使邏輯似乎有了真假的問題。其實，邏輯隻有對錯問題，并沒有真假問題。但當這個僞裝成真假問題的對錯問題通過邏輯而進入哲學，就成為“真理”問題。所以真理問題成為西方哲學的根本問題，也是西方語言文字的缺陷為理性哲學造成的困境。

當然，一種缺陷可能恰好是一種發展的契機。正是西方語言文字的to be缺陷刺激了西方數學與理性科學的成就。畢達哥拉斯定理、歐幾裡得幾何學和亞裡士多德邏輯學，都是西方語言文字基礎上的邏輯思維，都體現了系詞to be的理性價值。

中國古人從來沒有“存在”的問題，也沒有“真理”的問題，原因就是：中國的語言文字沒有西方語言文字的to be缺陷，當然也沒有得到to be帶來的理性價值。

有人說，中國古代沒有哲學，近現代哲學是從西方舶來的。這話是對的，如果從philosophy（哲學）的邏輯基礎來看，中國古代确實不曾有過理性哲學。因為中國古代先哲們雖然也談論道理，卻從來不分析概念，不以概念為基礎建立邏輯推演的思想體系，更不會把邏輯推演出來的概念體系作為道理來談論。而西方成熟的哲學恰恰是一個邏輯推演出來的概念體系，比照之下，不得不說中國古代先哲們沒有這樣的哲學。

同樣的道理，我們也可以說，西方古代沒有形而上學，所謂亞裡士多德《形而上學》，隻是日本人和中國人對亞裡士多德metaphysics一書書名的誤譯。而且這個metaphysics本身就不是亞裡士多德自己起的書名，而是亞裡士多德死後200多年，由他的手稿編撰者為之作的命名，意思是：《物理學之後諸卷》。其實，亞裡士多德這部分内容的本意隻是要寫《第一哲學》而已。

在吳壽彭譯的亞裡士多德《形而上學（第一哲學）》卷二章一有言：“哲學被稱為真理的知識，自屬确當。因為理論知識的目的在于真理，實用知識的目的則在其功用。”可見，在亞裡士多德那裡，哲學是以真理為目的的，而不是以功用為目的的。似乎也是在區分形而上與形而下，但其實，真理與功用之間的關系，并等于道與器的關系，而中國人對形而上學的理解來自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雖然“功用”與“器”相合，功用總是器的功用，但“真理”與“道”卻是南轅北轍的。真理是屬人的，是人的認識，是與“實是”相符合的人的認識。而道是屬天的，道不是人的認識，人無法認識道，甚至是“道不可言”。道法自然，人的認識和行為可以合道，但“合不合道”不等于“符合不符合實是”。

那麼，什麼是“實是”？

亞裡士多德《形而上學（第一哲學）》卷四章一，吳壽彭譯道：“有一門學術，它研究實是之所以為實是，以及實是由于本性所應有的秉賦。這與任何所謂專門學術不同；那些專門學術沒有一門普遍地研究實是之所以為實是。”

亞裡士多德《形而上學（第一哲學）》卷六章二，吳壽彭譯道：“這門第一哲學是統究萬類的普遍性學術抑或專研實是這一科屬；……假如自然所成各物以外别無本體，則自然科學将是第一學術；然而，世間若有一個不動變本體，則這一門必然優先，而成為第一哲學。”

西方哲學在古希臘時代确實認為，世間有一個不動不變的本體，它就是實在（實是），這種觀念在巴門尼德殘篇裡已經非常明确。所以，亞裡士多德第一哲學就是專門研究實在（實是）的學術。實在為什麼是不動不變的？這個很不好理解。但把“實在”譯為“實是”，就好理解了。因為，在邏輯上，“是者”無法成為“不是者”（A=A，A不能等于非A），所以，“是者”無法動，也無法變。

由此可見，亞裡士多德《第一哲學（形而上學）》并不是問道的，而是專門研究“實是”的。

什麼是“實是”？除了陳康和吳壽彭，國内其他學者都把這個“實是”譯成“實在”，把“是”譯成“在”，誤導了很多中國的哲學學者。

因為在古希臘語言文字中，“是”和“在”都是用同一個詞來表達的，雖然“是”源自于“在”，但“是”作為系詞，它在古希臘哲學語言中的地位比“在”更高尚。因為在古希臘哲學中，知識高于意見，系詞“是”在語句中可以确定知識的邏輯關系，而“在”隻能表達感性的意見，或沒有邏輯的神性存在，不能表達知識（真理）。在亞裡士多德那裡，真理是符合論真理，但這種符合是指知識與“實是”的符合，而不是指知識與經驗的符合。所以，在對古希臘哲學的翻譯中，關于本體，“是”的含義應該優先于“在”的含義。這正是陳康和吳壽彭高明之處。

第一哲學在本質上是邏輯體系，而不是經驗科學體系。邏輯經驗主義和維特根斯坦早期哲學，都把經驗科學體系和邏輯數學體系之外的理論看成是不正當的，維特根斯坦說：對于不可言說的，就應當沉默。“實是”恰恰是一個不可言說的概念，正如中國形而上的“道”，所以，邏輯經驗主義所謂的拒斥形而上學，其實是拒斥第一哲學。因為“實是”的不可言說，是西方語言文字自身造成的邏輯問題，而不是真正的形而上學問題。

語言文字是人類思維的工具，有什麼樣的語言文字就會有什麼樣的思維。西方語言文字是拼音字母構成的抽象表達系統，對事物的指稱不具備形象圖解的功能，所以，西方語言文字沒有中國漢字表達的直接性，沒有漢字與事物之間互指的感性關系（視覺和觸覺關系）。在語言文字中無法直接感受到對象，隻能通過思想把抽象的文字符号規定為對象的指稱，這種抽象文字符号體系可以脫離感性事物而獨立存在，也就培養了西方人抽象思維的能力。正是這種抽象思維的能力使古希臘人創造了遠遠高于中國的數學、幾何學和形式邏輯。後來，西方人又借助數學和邏輯能力發展出了強大的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理論科學，這些都是西方語言文字所帶來的抽象概念體系。

語言文字是思維的載體，中西方語言文字不同，思維方式自然不同。

中國漢字是象形文字，較好的承載了形象思維，但承載抽象的邏輯思維、數學思維就相對困難。所以，中國古代沒有産生純數學、幾何學和形式邏輯一類的理性學術。“勾三股四弦五”隻是感性經驗的總結，并沒有達到畢達哥拉斯定理的抽象理性高度。“白馬非馬”的名學也隻停留在名相遊戲狀态，并沒有形成抽象的理性邏輯（形式邏輯）系統。這就是中國古代科學不發達的根本原因。

西方是拼音文字，是抽象的文字，抽象字母對文字的抽象構成，培養了西方人的抽象思維習慣，從而創造出了形式邏輯和數學。但從“形而上者謂之道”的角度來看，西方哲學始終沒有問過道，更不可能建構出一個論道的概念體系。因為，雖然邏輯和數學都是抽象的“思想事物”，是可以脫離感性經驗所面對的形而下之“在”的，但思想構成的抽象之“是”并非自然而然的形而上學之道，隻是貌似形而上之“在”而已。

西方哲學隻是由于語言文字缺陷而建構了“實在（實是）”的概念，以及符合“實是”的“真理”理論。後來康德追問知識何以可能，為概念之“是”與不可“是”的自在之物劃了界線。但自在之物并不是道，它還是形而下之器。西方科學家不斷地為自在之物命名：原子、原子核、電子、量子、場、暗物質，不斷地把自在之物變成概念之是。這就是西方思維的邏輯，建構着西方哲學的道理，而不是形而上學之道。

但有一個悲觀的問題來了：既然西方語言文字導緻了邏輯理性思維和科學進步，邏輯理性思維是人類最高級的思維方式，科學是人類最高的生産力，那麼，是不是說明中國語言文字及其所導緻的形而上學就是低級的和落後的？是應該淘汰的？

首先應該肯定的是，邏輯理性思維高于經驗思維，如果說經驗是三維的，那麼理性就是四維的，但還有五維的智性和六維的神性。邏輯理性是合規則的理性，合規則是死的，是不動不變的。合道智性是合自然之道，是活的，是随緣變化的。同道神性則是人所無能為力的。中國古代形而上學智慧就是合道智性，是高于邏輯理性的。

有人說：人是借助自己的理性而強過一切動物的。殊不知“理性”隻是一個西方概念，是建立在邏輯的基礎之上的思想概念。中國古人沒有命題邏輯思維，隻有智性思維。智性思維不是理性思維。理性思維與實踐經驗是可以割裂的，因為邏輯是獨立于經驗的。而智性思維不靠邏輯，所以智性思維與實踐經驗是體用不二的。

理性思維雖然強悍，但理性思維還是有局限性的。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是複雜系統，每一個生命個體也都是複雜的，理性分析并不能解決複雜系統問題，理性綜合也隻能進行簡單綜合，對于高緯度、超理性的複雜性，理性是無能為力的。智性能力雖然無法獲得理性的理解和解釋，但在處理高緯度、超理性的複雜性問題上是可以遊刃有餘的。因為理性之“在”是受“是”控制的，也就是受線性邏輯控制的，無法跟着複雜之“在者”遊走于非線性關系之中。而合道智性之“在”，沒有“是”的控制，可以自然遊于在者之間。遺憾的是，由于長期接受理性教育，中國人保持智性思維能力的人越來越少，而且能夠保持智性思維能力的人往往是受教育較少的下層百姓，他們沒有機會接觸到理性科技所面對的困難，所以，也無從顯示智性思維能力在解決理性難題上的優勢。如果中國知識分子中能夠有一批既達到了面對理性難題的知識層次，又保持着智性思維能力，那麼，科技勝利的天平将會倒向中國一邊。

根據理性思維，世界最終将由機器人統治，這是理性思維所能想象得到的終極結果。因為，機器人是理性運用的極緻，所以，西方人早就已經認輸了。如果有智性思維指導，那麼人類最終會放下貪婪，回歸自然平衡。即使開拓地外文明，也是為了尋找靈魂家園，而不是以肉身侵入他者的家園。這些都是西方理性暫時無法理解和接受的，隻有當地球環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壞到極緻危險的地步，或者戰争威脅已經到毀滅全人類的時候，西方人的思維或許能夠從四維理性提升到五維智性，西方哲學也才能提升到形而上學層面。

說到底，西方哲學是一種學術，而不是一種學問，而中國古代哲人始終在問道聞道。據說孔子曾問道于老子，但聞道不易，所以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當然孔子不是形而上學家，所以聞道難。如果孔子能向老莊那樣問道，就會真的懂得“道不遠人”了。

與古希臘哲學家同時代的老子和莊子才是真正的形而上學家，老子提出了道法自然的基本觀念，為形而上學奠定了基礎。莊子演繹了合道的生活，為形而上學提供了體用不二的覺解。老子論道五千言，都是中國人所熟悉的，這裡就不贅述了。莊子解道之言集中在一個“遊”字，恰好可以與西方哲學家對“自由”的高度關注形成對比，所以，我在這裡做一點比較，以消除當下許多人的誤解。

《莊子·天下》有言：“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于萬物。不遣是非，以與世俗處。……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這就是莊子眼中的合道者。合道者可以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是隻承認人的精神存在。可以與造物者遊，而不是拜在造物者腳下。遊，不是西方人所謂“自由”。遊在于心，莊子說“乘物遊心”，如同《詩經》說“駕言出遊”，是精神之遊，而不是身體之旅遊，更不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或不想做什麼就不做什麼。在人類社會中，個人想要生存，必然要依賴他人，不可能有身體的獨來獨往，更不可以如入無人之境的橫沖直撞。所以，個人超越世俗的方式隻能是在更高的境界中遊，隻能是精神之遊。所以，遊是真正合道的生活方式。福建有個地方叫仙遊，那是對莊子境界的向往。道是天道，遊是神遊，是仙遊。道是遊之體，遊是道之用，道與遊體用不二。這就是中國古代形而上學的根本原理。如果有人問：道本身究竟是什麼？這顯然不是中國古人的問題，中國古人說話沒有這樣的句型，不會問出“什麼是什麼”這樣的問題，因為，在古漢語中，“是”不是系詞。古漢語中沒有系詞“是”，但古漢語中有“在”，所以，會問出“什麼在哪裡”這樣的問題。

《莊子·知北遊》有言：東郭子問于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蝼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

這就是中國古代形而上學的話語，隻言“在”，不言“是”，更沒有“是”與“在”的模棱兩可。在西方哲學中，“在”的本質是“是”。在中國古代形而上學中，“在”的本性是“遊”。因為莊子以“遊”言“在”，所以才會說“道在屎尿”。隻有中國古代形而上學才會說出“道在屎尿”這樣的話語，西方哲學不可能說“實是是屎尿”，更不可能說“真理是屎尿”。

西方第一哲學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形而上學的目的在于境界。因為在古希臘，哲學崇尚理性知識體系，鄙視感性意見，所以，面對自然界和人類生存的問題，哲學隻會求助于真理的發現。然而，随着自然科學的發展，離開感性經驗的“真理”成為不可能的“形而上”，隻能堕落成為權力的共謀。所謂“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就是西方真理的赤裸裸寫照。

中國古代沒有哲學，有道學、理學和心學；古希臘沒有形而上學，有哲學、數學和物學。哲學建立了頭腦對身體的霸權，數學建立了科學對技術的霸權，物學建立了“是”對“在”的霸權。但霸權是不合道的，終将會被反噬。

今天，每一個讀書人都把“自由”二字挂在嘴邊，似乎自由是我們每個人都需要的東西。殊不知，在中國古代的讀書人那裡并沒有自由的身影，在先秦典籍中根本找不到“自由”二字。即使後來的典籍中偶爾有“自由”二字出現，也不是我們今天自由的含義。

自由概念的源頭在古希臘，但在古希臘，自由并不是一個哲學概念，而是一個政治概念。古希臘社會是由自由民和奴隸構成的，但社會的主體是自由民，奴隸隻是自由公民的私有财産。

那麼，這種社會結構是怎麼形成的？戰争。古希臘羅馬時代的戰争有時是非常殘酷的，戰勝方有可能屠城，殺盡最後一個反抗者。然後把那些不能反抗的人——主要是女人和孩子——擄為奴隸。這樣戰勝方的軍人就擁有了奴隸這樣的财産，他們也可以和富有的自由民交換财産，讓富有的自由民也成為奴隸主。所以赫拉克利特說：“戰争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為神，使一些人成為人，使一些人成為奴隸，使一些人成為自由人。”這不是說，戰争是一切的推動力，而是告訴年輕人：要努力作戰，不要變成奴隸。

說到這裡，古希臘的自由概念為什麼是政治的，而不是哲學的？答案已經很明顯了。隻有本邦的自由人才是公民，外邦人和奴隸都不是公民。在雅典民主政體中，自由公民可以參與治理國家，有選舉權，而外邦人和奴隸是沒有權力的。所以，在古希臘，“自由”是一種政治，而不是哲學。“自由”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态，而不是思想自由的選擇。

為什麼西方人喜歡談論自由？古希臘的自由政治意識形态就是他們的根。由于這種意識形态深入每一個西方人的思想，所以，西方人有當奴隸的恐懼，他們珍視自由超過了一切。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抛。

也因此，西方政治哲學把“自由”作為第一價值，所有的其他價值都不能與之沖突。即使是“正義”這樣的價值，也必須建立在自由的基礎之上。

但是，這種自由意識形态從一開始就不是一種普世價值觀，因為它并不包括奴隸。應該有人追問：自由不是好東西嗎？不是人人都需要的嗎？在亞裡士多德那裡，奴隸是不需要自由的，他們是天生的賤種。所以，在古希臘，“自由”不是普世價值，自由隻對自由公民有重要價值。

今天的美國自稱自由的國度，自由女神像就屹立在太平洋海岸。但美國黑人甚至不能自由呼吸，因為他們的祖先是被販賣到美國的奴隸。當美國科學家揭露新冠病毒起源時，她就會很快被車禍身亡。不是說言論自由嗎？在這個世界上，哪裡有真正的言論自由！隻要涉及到國家的利益、資本的利益，分分鐘讓你閉嘴。

當然，自由自在的生活是人的本能，也是動物的本能，所以，被社會異化的人類會懷念自由自在的生活。但社會對自然人的異化是合道的，這個道是人力不可違的，所以，莊子以“遊”的精神生活方式化解社會異化給人帶來的傷害，這是中國古代形而上學境界。西方人沒有這樣的境界，他們的邏輯理性隻能把自由觀念意識形态化，這是西方奴隸制的文化遺産。在這份遺産中自由和奴役是一對不可分割的矛盾，沒有自由就沒有奴役，沒有奴役就沒有自由。在這個世界上，總有一部分人是自由的，而另一部分人是被奴役的。被奴役的形式多種多樣，有男人對女人的奴役，有富人對窮人的奴役，有高智力的人對弱智者的奴役，有知識階層對無知識階層的奴役，有權勢階層對無權階層的奴役，有白種人對有色人種的奴役，有大國對小國的奴役，有強國對弱國的奴役，等等，不一而足。因為，人類社會必然是等級社會，所以，也必然有人被奴役，知識分子向往自由，無知者可能還不知道自由是什麼東西。但西方知識分子把“自由”觀念化、是要固化精神上的奴隸制。西方國家把“自由”意識形态化，則是要固化非西方國家被奴役的國際秩序。

胡适曾說：“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這也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公知們最喜歡引用的言論。他們與胡适一樣是接受了西方教育、接受了西方理性思維方式并且完全放棄了中國智性思維方式的人。西方理性思維方式是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一個人不追求自由，就是安于受奴役的奴才。他們不知道或者不承認，在理性之外還有智性存在。在中國古人的智慧中，人可以沒有自由與奴役的區分。中國古人深知，人類是群居動物，個人利益服從群體利益是中華文明能夠持續存在的基本要求。在西方個人主義價值觀侵入中國以前，“自我”這樣的詞語是不存在的，“自我實現”這樣的詞語在中國古人聽來一定是可笑的。

從人類的終極價值來看，人類所關心的價值問題經過不斷的思索和追問，最終導向了兩種相互對立的價值取向：個人自由至上和社會整體利益至上。西方人發明的資本主義持個人自由至上的價值觀，同樣是西方人發明的社會主義則持社會整體利益至上的價值觀。所以，兩種終極價值都是西方人探讨發現的，而中國自古至今的主流價值觀都是社會整體利益至上的價值觀，雖然中國人并沒有思考終極價值問題。

其實，西方的兩種終極價值都是以利己為基礎的。個人自由至上以利己為基礎好理解，社會整體利益至上為什麼也是利己的？這就是社會契約論的思想：人人都利己必然會有沖突，為了保障自己權益不受侵害，每個人讓渡部分權力給政府，政府來為社會整體利益工作。

但中國文化卻培養了實在的利他觀念，個人為了家族利益犧牲自己的利益，進而為國家利益、為天下太平犧牲自己利益，這在古代中國是常見的事。所以，中國古人的社會整體利益至上的價值觀，并不是以個人利己主義為基礎的。所以，社會主義在西方國家很難持久，而在中國就能夠持久，說明中國古代價值觀與現代的社會主義價值觀是一緻的。

西方意識形态對自由的執着隻是一種抽象的執着，是與現實生活相脫離的A=A、A不等于非A的邏輯理性。在這種邏輯理性主導下的“自由”必然包含着它的對立面“奴役”，有人自由，就必然有人被奴役。所以，追求自由，就意味着追求奴役别人。就像今天的美國人鼓吹自由，一定要去奴役其他國家的人民。中國人不鼓吹自由，也不會去想着奴役其他國家的人民。所以，不追求自由，并不意味着安于做奴隸，而是超越了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

當然，中國古代和古希臘一樣，也是奴隸制。但是，中國古代沒有形成“自由”意識形态。所以，也不會像西方那樣标榜“自由”。中國古代的政治意識形态是什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個人的問題需要修身，家國的問題需要齊家治國，人類的問題需要維護和平，這是中國文化遺産。中國文化遺産中并沒有自由意識形态，而且這種自由意識形态是與中國文化遺産中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相悖的。 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看，西方的自由意識形态更容易導緻戰争，中國的意識形态比西方的意識形态更容易導緻和平。如果西方不接受中國的形而上學境界和修齊治平的政治文化，那麼，中國文化遺産就需要我們中國人自己來保護。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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