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某天下午3點整，一頭泰迪樣卷發的異國男孩出現在了我們眼前，他穿着藍色長衫，腳上的襪子很長，緊繃在腿上像武林人士的綁腿。如果把亂發在頭頂綁成一個小髻，妥妥的道士下山。表明采訪的來意後，他帶着我們走進了他的家。Joshua Andrew，他的中文名叫小易，在中國7年了。

小易紀錄片《紐約人在北京》。

穿過曲徑通幽、彎彎繞繞的石闆路，我們走進了胡同裡的一個院子。院子裡東西很多，他說很喜歡這種被包圍的感覺，很有安全感。走在磚石裸露的地面上，他指着地上一坨坨黃色痕迹說“柿子掉下來會變成這樣，秋天的時候滿樹都是柿子”。

“看你們頭上！”随着他的聲音，我們朝着房頂看，北京冬日的陽光下，一隻肥貓窩在房頂的瓦片上。“那邊還有”，視線往下，還有兩隻肥貓錯落有緻地窩在房檐下的雜物堆上。“我有時候晚上睡覺會聽到房頂的聲音，很多貓晚上在那裡跑動，就像武俠小說裡的俠客一樣”。

小易在北京的胡同裡。 攝影：心像SoulPix

小易在聊天中經常提到武俠兩個字。因為他喜歡說唱音樂，所以當我問起知不知道“武當派”（Wu-Tang Clan）這個組合時，他的眼睛亮了起來，“當然知道！他們是我的啟蒙！”“武當派”是個受中國武術影響很深的美國嘻哈組合，他們會把李小龍電影裡的打鬥聲采樣放在作品裡。嘻哈和武俠是小易在美國時的興趣所在。

在中國南京，因為一次邂逅改變命運

小易生在紐約，父親做的是電影行業。後來父母離婚，他和哥哥就跟着母親生活。14歲的小易那時候很瘦弱，平時安安靜靜的。在一次被人欺負後，他和朋友找到了某個街區的黑人老大，想要跟對方讨教一些打架的招數，最後卻被對方要求“不要打架”，要“peace”。也正是在這個黑人朋友的住所裡，他了解到了嘻哈和武俠，看到了李小龍的電影。

從想要揍人的盲目中抽離後，小易開始在網絡上瘋狂尋找武俠資料。誤打誤撞中，他看了一本叫《The Book and The Sword》的書，翻譯成中文就是《書劍恩仇錄》。這是金庸第一本武俠小說，也是小易的武學啟蒙，他看了很多遍，“寫得太好了！”後來，他在紐約的少林寺學習了太極拳、猴拳，把對武俠的想象付諸實踐。

小易在練太極拳。攝影：心像SoulPix

大學時小易選修了中文，然後發現自己似乎在學中文上頗具天賦，“很多外國人發不出‘綠’的音，‘綠茶’都說成‘lu茶’，我可以！”說起這些的時候他的眼睛裡充滿自豪。

2014年，小易在南京⼤學念政治和中⽂，業餘時間作詞作曲。當時他⼼⾥對做音樂人還是有顧慮的，因為害怕成不了理想中的嘻哈⾳樂⼈。相比上台表演，他大多數時間都在家⾥做⾳樂。有⼀天，他終于鼓起勇⽓問一個酒吧老闆能不能上去表演，被老闆禮貌拒絕，因為在那裡表演的都是固定團體。不過，他還是給了小易一些指點，他指了指酒吧⾥坐着的一個⼈，讓他去和那個人聊聊，也許他能幫忙。

小易形容那個人“是⼀個青年中國男⼈，穿⼀⾝多彩搖滾的衣服，看似是江湖中的流浪漢，給我的感覺⼏乎是俠客，⽽⼿⾥拿着的卻不是⼀把劍，⽽是吉他。嘴⾥叼着⽀煙，纏繞着他的是彈出的⼀陣布魯斯⾳符。”小易找過去，跟對方聊了聊音樂，還在對方的吉他伴奏下演唱了自己的作品。由于第二天還要上課，他和這個神秘人沒有交換聯系方式就匆匆分别。他不知道這次相遇意味着什麼，但在不經意間，他的命運即将被這場偶遇改變。

小易和蘇紫旭，受訪者供圖，拍攝于2014年。

美國人漂在北京，紮根深入

⼏天後，小易又一次經過這間酒吧，被窗戶敲擊聲吸引，轉頭就看到了那個人在叫他。猶豫了一下後他走了進去。從那天起，兩個人成了朋友。這個中國朋友叫蘇紫旭，是一位來自内蒙古的音樂人，他在2015年參加了《中國好歌曲》第二季，最後加入了羽泉的隊伍，他和小易一樣都喜歡詩。

蘇紫旭帶着小易去了他表演的酒吧和錄專輯的棚子，專業音樂人的生活對于尚處于紙上談兵階段的小易而言陌生又神奇。有一天，兩人站在南京城牆上看夜景時，蘇紫旭提到自己要回北京了，他邀請小易去北京做音樂。擺在小易面前的是兩條路，一條是去上海找家公司做正兒八經的實習生，另一邊是去北京做音樂。

小易在家裡做音樂。

最終他克服了心裡的恐懼，選擇了未知而自由的路。對于來到北京後到今天的生活，他形容：“這條路磕磕絆絆的，也窮過，不過我想最終都是很值得。”

小易像所有北漂的青年人一樣，幹過各種工作——做各種老師、家教、做翻譯，甚至他曾在朋友的店裡打掃衛生、做雜工。如今他已經固定在一家英語培訓機構做老師，鏡頭下的他能用各種方式逗孩子笑，吸引他們的注意。在與他合作上課的中國助教看來，小易的中文很好，對中國文化也非常熟稔，所以教孩子英文手到擒來。

小易在課堂上。拍攝場地：點點奇國際教育

上課時的小易與做音樂或獨處時的他完全不同，平時的他更沉默，很多時間都用來思考。面對孩子時他内心可愛活潑的一面被釋放出來，他形容自己的課堂就像一個家庭——“我是爸爸，助教是媽媽，然後我們照顧着一群孩子。”

書寫自己的“東遊記”，在詩與歌裡尋找“道”

有了固定的工作，他就有了支撐理想的地基。小易在北京尋找到兩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個是在北大讀人類學博士的澳洲人司騰，一個是在互聯網企業工作，熱衷非洲鼓的中國人玄真，三人一起創建了民謠嘻哈組合“三棱鏡”，“因為三棱鏡是把一個一體的光分開，光進去，然後出來的是彩虹。雖然我們是分開的三個人，但我們也是一體的。”

小易說自己是在中國才愛上民謠的，他喜歡崔健，會唱他的《花房姑娘》，還知道窦唯。在一次交流活動中，他認識了中國台灣音樂人胡德夫，對方稱贊了他的中文說唱，這讓他很開心。在這些中國音樂的影響下，他發現自己不自覺地開始回溯美國的音樂，布魯斯、鄉村、民謠……還有鮑勃·迪倫，他詩一樣的作品讓小易在東方與西方之間找到了連接點。

小易和他的吉他。攝影：心像SoulPix

小易除了寫歌還寫詩，他讀李白、杜甫，也讀北島翻譯的《時間的玫瑰》，在他看來，寫中文詩和寫英文詩是類似的，重要的都是把人性、人的精神注入其中，這樣的詩歌會跨越國界，讓所有人都擁有共鳴。曾經他覺得李白的詩歌是掩藏在曆史塵埃下的東西，與現代人無關。但在一天夜裡，在讀《月下獨酌》的時候他突然嚎啕大哭。因為一個人獨自喝酒，隻能與月影相伴，那一刻的孤獨令人太過于感同身受，李白詩歌的力量震撼了小易。

我們是無辜者/我們是不鏽光/我思故我在嗎？/不！我在故我思

我現在才懂了/我是我自己的英雄

——小易《英雄》

老師、音樂人、詩人、翻譯、西方人、美國人、白人，這些标簽對小易而言都沒意思。“這些⾝份，即價值，都很膚淺，都靠不住，都是變量，很多⼈被注定⼀輩⼦走在這些死胡同裡尋找⼀個不存在的⾃⼰，我終極的⾝份是不增不減的。”他更願意把寫詩和寫歌當做了解自我、探索宇宙的手段，重要的是自己。

小易讓自己留在了中國，因為這裡有難以割舍的朋友們，中國的詩歌繼續滋養着他，他也會在業餘時候看自己喜歡的老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挂》《活着》，他讓自己紮進中國文化的根，一點點尋覓最誘人的那部分，也在探索中尋找着自己的“道”，書寫着美國人在北京的“東遊記”。

新京報記者 吳龍珍

校對 吳興發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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