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約成員邀請日本等參會?來源:中國青年報7月1日，日本駐北約代表處正式成立運行，這是日本政府設立在北約總部的首個官方機構據日本《讀賣新聞》報道，該代表處将承擔日本與北約在重大地區安全問題上的聯絡和協商等任務在此之前，立陶宛、克羅地亞等國在正式加入北約前都曾在該組織設立代表處日本與北約遠隔萬裡，在軍事上也并非正常國家，卻在北約設立代表處，此舉被認為是一個有強烈政治含義的信号，引發了輿論的關注與猜測，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北約成員邀請日本等參會?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北約成員邀請日本等參會

來源:中國青年報

7月1日，日本駐北約代表處正式成立運行，這是日本政府設立在北約總部的首個官方機構。據日本《讀賣新聞》報道，該代表處将承擔日本與北約在重大地區安全問題上的聯絡和協商等任務。在此之前，立陶宛、克羅地亞等國在正式加入北約前都曾在該組織設立代表處。日本與北約遠隔萬裡，在軍事上也并非正常國家，卻在北約設立代表處，此舉被認為是一個有強烈政治含義的信号，引發了輿論的關注與猜測。

日本和北約同屬美國主導的全球軍事同盟體系。上世紀70年代末，随着日本經濟的騰飛和周邊安全的改善，日本開始發展對北約關系以拓展其全球影響力。日本防衛廳長官先後于1979年、1981年和1984年多次訪問北約總部。不過，北約當時主要應對蘇聯和華約的歐洲攻勢，并未重視日本的殷勤之意。

冷戰後北約積極推動戰略轉型，提出了集體防禦、危機管理和安全合作三大核心任務，主張發展與歐洲和北美以外的夥伴國關系，以應對全球化的安全議題。日本作為當時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又是美國在亞太的核心盟國，自然成為北約重要的發展對象。日本在冷戰後也急欲借助北約參與國際安全事務以實現政治大國目标，二者可謂一拍即合，關系由此進入快速發展階段。

1990年，首次日本-北約安全會議在布魯塞爾召開。1991年，時任北約秘書長韋爾納訪問東京，這也是北約秘書長首度訪問日本。日本通過了20多部相關立法，為自衛隊參與包括北約框架内的海外派兵行動解除法律限制。北約在巴爾幹半島的軍事行動中，日本提供了全面的政治和後勤支持。

“9·11”事件後，日本與北約關系進入新階段，合作内容也拓展至打擊海盜、防止武器擴散和反恐等全球性非傳統安全領域。日本自衛隊不僅參加了北約在阿富汗的後勤支援行動，還在東帝汶大選、巴基斯坦和海地地震災後救援中與北約并肩行動。

日本與北約的合作機制也不斷深化。北約通過加強與日本等美國的亞太盟國的關系，借助“接觸國”“全球夥伴關系”等機制建立亞洲安全網絡。2004年，北約将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列為“接觸國”，準予其參加北約的維和、反恐以及海上保交等行動。2006年，北約針對日本等亞洲“接觸國”以及瑞典和芬蘭提出了“全球夥伴關系”概念，并于次年為日本等亞洲“接觸國”出台了“定制一攬子合作計劃”，幫助其融入北約主導的軍事行動。2010年，日本與北約簽署了《情報保護協定》。

安倍擔任首相後積極發展與北約關系，不僅加強了與北約的高層互訪，在朝核問題、導彈防禦、打擊海盜等安全議題上雙方也保持了密切溝通。2013年4月，北約秘書長拉斯姆森訪問日本，雙方發表《日本-北約共同政治宣言》，确立起日本與北約間的安全問題高級磋商機制，宣布推進在反恐、網絡安全、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安全保障領域的合作。

2014年5月安倍回訪北約，雙方簽署《個别夥伴合作計劃》，内容涵蓋了聯合軍演、打擊海盜、情報共享、網絡安全、人員培訓以及人道主義和災害救援等領域。2017年7月，安倍再次訪問北約總部。今年4月，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回訪了日本，商定了雙方在具體合作議題上的機制化。

日本在北約設立代表處，不僅标志着日本與北約關系更進一步，更體現出當下的日本在安全上倚重美國和北約的雙軌思路，背後有着精明的利益算計。

特朗普上台後秉持“美國優先”政策，反複敲打歐亞盟友承擔更多防務責任以換取美國的安全承諾。日本在極力強化日美同盟的同時，也積極拉攏英法等具有“相同價值觀”的北約國家來對沖美國可能的“缺席”帶來的挑戰，以實現安全合作夥伴的多元化。

日本還把北約作為向西方國家宣介政策的重要平台，将加強與北約的合作視為修改和平憲法和實現集體自衛權的重要途徑。2014年5月，安倍在北約總部演講時聲稱，“受日本和平憲法的限制，如果北約軍隊在執行維和行動時受到武裝襲擊，日本自衛隊将無法予以救援”，目的是争取北約對其修憲和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近年來不僅極度渲染日本周邊安全威脅，還夾帶不少私貨左右國際輿論。2007年首訪北約總部時，安倍就強烈反對歐盟取消對中國的武器出口禁令。在第二次上台後與北約交往的各種場合，安倍都要提及中國以“武力改變東海及南海現狀”，呼籲“遵照法律”維護航海和航空自由。安倍原計劃出席于7月11日至12日舉行的北約峰會，後因日本國内災情被迫取消。如果安倍此次得以成行，他将成為首位出席北約峰會的日本首相。

對于日本在北約設立代表處，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認為，“這顯示了北約與日本牢固的合作關系。”斯托爾滕貝格的表态，表明日本與北約在安全政策、武器裝備、聯合作戰和訓練方面的溝通協調渠道将更為順暢和常态化，彰顯出日本在北約戰略轉型框架下地位作用的顯著提升。事實上，2016年德國總理默克爾訪問日本期間曾向安倍提出了邀請日本加入北約的建議。北約有意拉攏日本靠近，或也有着從東西兩翼圍堵和遏制俄羅斯，以及讓日本分擔軍事成本的戰略考慮。

從亞太地區安全的角度來講，日本在北約設立代表處的負面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這将使得日本在機制上以“周邊安全事态”為由引入北約軍事力量變得更為便利，從而改變亞太地區的權力格局和力量平衡，進而影響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乃至整個地區的安全形勢。

從全球安全的層面來看，新安保法生效後，日本借助與美英法等主要北約國家簽署的《相互提供物資與勞務協定》和《訪問部隊地位協定》等法律文件，已經将新安保法賦予日本自衛隊的“新權力”落實到操作層面。其實就《相互提供物資與勞務協定》而言，由于受和平憲法限制，日本自衛隊并沒有宣戰權和交戰權，因而多數情況下都是日本自衛隊為美英法軍隊提供後勤支援。這種“賠本買賣”的背後，潛藏的是精明的日本借助北約之手謀求軍事解禁和“海外用武”的戰略圖謀。

雖然日本有意拉攏北約并獲得積極回應，但雙方關系深入發展依然面臨諸多障礙。首先，烏克蘭危機之後，北約戰略重點重歸歐洲的自身安全上，實施全球性擴張和域外行動的意願與能力顯著不足，日本作為“準北約國家”能夠在北約的亞洲戰略中發揮多大作用尚存疑問；其次，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以來輕視北約以及歐洲盟友的态度和言論，使得北約的未來前景撲朔迷離，這也讓日本倚重北約對沖美國影響的企圖大打折扣；最後，從目前來看，日本與北約的進一步合作仍然受到日本和平憲法以及北約相關規章的限制，日本加入北約的可能性并不大。

不過，随着日本大幅度擺脫戰後體制，特别是“武器出口三原則”被修改為“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後，日本與北約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領域是在防衛技術合作方面，這将進一步增強日本的國防工業能力。（慕小明 作者單位：國防大學政治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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