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中有一個特點: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特别是一個集體中,不平均會造成極大的内部矛盾。
但是,平均這杆秤卻很難把握。
說到賞罰公平,李世民做了很好的示範。
李世民登上帝位後,面臨着對下面将領進行封賞,可畢竟跟随李世民打天下的将領衆多,一個個都封賞的話,李世民也拿不出那麼多的賞賜與官爵。但又不能不進行封賞,不封賞會寒了臣子将領的心,封賞吧又不能一個個都封賞。
李世民是怎麼做的呢?
他面臨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現在天下已定,需要從打江山過渡到守江山的階段,那麼,就應該重用文臣,而文臣在打江山上又不如武将的貢獻大,這怎麼辦?
太宗說:“朕分等級排列你們的功勞賞賜,如有不當之處,可以各自申明。”于是各位将領紛紛争功,議論不休。李世民先不說誰功勞大小,讓你們武将自己說。
這下好了,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功勞最大,因為戰場殺敵,隻要是活着的都是功勳赫赫,根本就難以分出殺敵多少、功勞大小。
這時候,李世民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說:我是最早從關西起兵的人,大大小小的戰争無數,我不明白為什麼我的功勞卻在房玄齡、杜如晦等人之之?
李世民說:“房玄齡等人運籌帷幄、決勝千裡,使大唐江山得以安定,論功行賞,功勞自然在叔父之上。叔父您是皇族至親,朕對您确實毫不吝惜,但不可循私情濫與有功之臣同等封賞。”
李世民說完,衆位将領于是相互議論道:“陛下如此公正,即使對皇叔淮安王也不循私情,我們這些人怎麼敢不安本分呢。”
李世民對自己的叔父都沒有徇私情,所以,那下面這些将領就更沒話說了。
接着李世民面臨了第二個問題:
啟用沒有功勞的新人。
論功加官進爵本來就是需要有功勞作為基礎。
但是,有才能的新人沒有功勞,這怎麼辦?如果處理不當不僅會顯得李世民賞罰不公,又會讓人覺得新人“竊取”了功臣的勝利果實,引發内部矛盾。
房玄齡曾說:“秦王府的舊僚屬未能升官的,皆滿腹怨言道:‘我等跟随侍奉陛下身邊,也有許多年了,現今拜官,反而都在前太子東宮、齊王府僚屬的後面。’”
李世民加賞了太子李建成,齊王李元吉的部下,卻也對自己的舊部沒有加以封賞,這難免不讓人感覺心有不平。
太宗說:“君主大公無私,因此能使天下人心服。朕與你們平日的衣食,都取自百姓。因此設官吏定職守都是為了百姓,理應選擇賢才加以任用,怎麼能以新人舊人來做為選拔人才的先後順序呢?如果新人賢能,故舊不才,怎麼可以放棄新人而隻取故舊呢!現在你們不論其是否賢能而隻是怨聲不斷,這豈是為政之道?”
李世民說:國家設立官職是以百姓為本,既然是為百姓辦事就要推選出有才學、賢良的人來當官,而不是按照與我關系的親疏、功勞的大小,這是薦賢舉能。
有李世民的這番話大家就不會覺得太宗皇帝賞罰不明了,因為人家連自己的舊部都是賢者任用,更别說其他人了。大家也就釋然了,心裡找到了平衡了,也就不會覺得太宗皇帝賞罰不公,沒得到加賞的就會認為是自己還不夠好,就不會埋怨太宗皇帝。
李世民的做法既體現出了公平公正,又表現出薦賢舉能的賢明。
有人問:李世民已經當上皇帝了,為什麼還要這樣做?直接拉攏一批、提拔一批自己信任的人不就行了?
因為李世民想當好一個君主,真想管理好國家。
所以,他的做法必須符合人性,必須符合規律。
《學經》說:
人道之基,在公而平之,在正義之序。公平不有,正義無序,雖可美其名,亦可樂其成,然其國皆為災。
公平正義是每個人的訴求,沒有公平正義、任人唯親的結果就如殺雞取卵,無法長久。
很多人倡導肉弱強食、适者生存的強者文化,其實,真正強者并不是欺負弱小,恃強淩弱,因為這樣或有一個問題,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當弱者被消滅,那麼,之前次弱的就會步入被弱者的行列,最終被消滅的人會越來越多,因為總有人是相對弱的。
真正的強者文化是:擇其優護其弱,,賞其賢而扶其庸。
這樣的結果才是祥和、美好的。因為每個人内心都是安全的,不怕自己有才能而不被重用,也不會擔心因為自己弱小就遭受欺負。
正所謂:
人道之盛,在擇其優而護其弱,賞其賢而扶其庸。使人安其食,樂其俗,樸而居,實其行。
希望這篇文章能夠幫助到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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