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安定下來，不再漂泊，獲得歸屬感，是網約車司機在京打拼主要的原因。但大多數，都在“漂”着。

10月8日，北京市網約車實施細則征求意見稿公布，要求網約車司機“京人京車”。新京報記者 張維 攝

文｜新京報記者趙蕾 王煜 趙吉翔 曾金秋

編輯｜ 李骁晉 校對 | 陸愛英

►王學軍“心裡像是堵着一團火”。

這位來自河南駐馬店的網約車司機，工作時間極少喝水，害怕上廁所影響接單。10月8日，盡管他一直努力克制着情緒，但沒一會兒，還是喝完了一瓶礦泉水。

當天，北京、深圳、廣州三地幾乎同時發布網約車管理細則征求意見稿。其中，北京地區要求，在京行駛的網約車必須是北京牌照、司機必須是北京戶口。

王學軍管理的滴滴直營十人小分隊微信群裡，被這條消息刷屏。他沒說一句話，隻是在心裡反複問，這些意見真會實施嗎？

十人小分隊裡，隻有一個人是京籍戶口，而更多分隊裡，甚至連一個北京人都找不到。據王學軍估算，在滴滴直營專車培養的700多位司機中，擁有京籍的人占比不到10%。

“我們隻是沒有北京戶口而已，其他的都符合要求啊，滴滴不會真不要我們了吧？”這些外地戶籍的司機，都想從他人口中尋覓一絲安慰。

據滴滴公布的數據統計，全國在滴滴平台注冊司機超1500萬。如果《意見》進入實施階段，這意味着，在北京，占絕大多數的外地戶籍、外地車牌的在京網約車司機，将失去從事這份工作的資格。

這些圍繞着分割北京城6條環路和8條高速公路生活的群體，經曆了移動出行行業從無到有的過程，在幾家市場巨頭的逐鹿厮殺過程中，也獲得過巨額的補貼紅利。他們曾無比期待着就要到來的合法化，卻不成想，在用車輪無數次丈量北京城後，或要被判“出局”。

• 解綁

10日淩晨5點多，天空剛泛起魚肚白。36歲的王學軍起身穿上黑色西裝和皮鞋，像往常一樣坐進京牌轎車，在座椅中間擺放好兩瓶礦泉水，從雙橋前往北京首都國際機場T2出口，接一個6點鐘的預約單。

“您好，滴滴專車，我已到達指定地點，等待您上車。”他微笑着拿起手機，通知叫車乘客。

到11點，他接了4單，掙了231元車費。中午3小時，他又接送了3批乘客，收取車費81元。平均計算，到晚上八九點，掙夠六百多，王學軍就不再接單了。

“我們直營的有2600元底薪，加班費和節假日補貼也都按國家規定。還組建了小團隊，定期團建出去玩，有時一起吃個飯，就是正常的公司運作。”他說，挺好。

10月10日，北京方莊，36歲的網約車司機王學軍，非京籍。新京報記者王嘉甯 攝

來京十年了。起初，王學軍跟着做服裝貿易的老闆幹俄羅斯運輸貿易，一個月一萬塊。兩三年後，他找了兩個合夥人一起開公司，不到兩年就賠了錢，隻好回去打工。

2012年，本打算在燕郊買房，他一狠心，又把錢投到了開旅館上。沒想到，去年初，大興的兩家旅館，陸續被關停、拆遷。這一次，沒掙到錢的他，再次被迫“下崗”。

兩個孩子逐漸長大，6歲女兒一個月學費一千多，2歲的男孩很快也要升學，王學軍感覺身上的擔子越來越重了。在北京打拼多年卻沒掙到錢，一家五口（一個母親）在雙橋租了個兩居室，每月3000元房租，他一度借酒消愁。

去年8月，王學軍成了滴滴專車的直營司機。“為了養家糊口。我年紀不小了，折騰不起來了。”開了一天車的他神态疲憊，輕輕歎氣。

這段時間，每天上路十多個小時，一個月收入一萬二左右，他覺得知足。其餘的時間，他會去泡個溫泉，陪陪兩個孩子。

他依戀現在安穩的生活。但他聽到傳言說，滴滴很快要和不符合要求的司機解綁，他至今還沒等到具體通知，這半個月，顯得格外漫長。

王學軍害怕被解綁，卻也在盤算，如果真的開不了網約車，自己可能會去開黑車。“不然怎麼辦，在這裡結婚生子，我對北京有感情，不想回家種地。”

• “吃螃蟹者”

除了睡覺，趙丙軍大部分時間都在車裡，為了減少上廁所頻率，他的車裡從不備水。

行車記錄顯示，這個山東濱州青年，每個月跑8000公裡，相當于繞五環路81圈。他算過一筆賬，自己的大衆速騰車排量1.4升，每公裡油耗折合6毛錢。算下來，每個月固定的油費支出是，4800元。

他感到緊張，手機一直放在視線内，随時準備搶單。去年，他還獲得了易到用車年度“搶單獎”，是經濟型轎車裡的“搶單王”。

來京19年了。1997年，他斜挎着修車工具包來京“北漂”時，19歲的山西小夥子邊利軍參軍入伍，服役于北京某部隊；30歲的韋孝餘，還在家鄉河北衡水開大貨車。而更多如今活躍在北京道路上的網約車司機，尚沒有走出校園。

“當時北京城‘隻有三個環’，北三環向外，路兩邊都是平房。”趙丙軍在健翔橋附近租了間平房門面，開修車鋪，從早忙到晚。

2004年，因興建奧運設施，北四環開始拆遷，平房再難覓。那年，他收拾修車用具，來到北五環附近的上清橋。他還買了人生第一輛車——一輛桑塔納，并順利上到京牌。

當時，他不會想到，數年後，這一張刻着數字的鐵皮，會成為他與北京最緊密的聯系。

2010年5月，易到用車在北京成立，推出“專車”服務。2012年，快的和嘀嘀（滴滴前身）上線。到2013年5月，國内大小打車軟件達40多款，價格戰引發惡性競争，司機收入暴漲。

趙丙軍經常聽修車的客戶說，跑打車軟件“很賺錢”，且工作時間自由。

據報道，2014年底，滴滴、快的給乘客發放近百元紅包的同時，每天給予司機的獎勵就多達兩三百。不少滴滴司機“從七點開始幹活，做到夜裡十一二點，一個月拿補貼拿到手軟”。 2015年初，滴滴專車司機更是邁進月入三萬的鼎盛時期。

類似的話，衡水貨車司機單國強，也反複聽身邊的“吃螃蟹者”說起。

他聽說有人開奔馳試水專車，一個月收入三四萬。有人開滴滴比上班收入高得多，辭職做了專職司機，“接單最高有5.5倍的獎勵，相當于乘客付10塊錢，滴滴獎勵45元給司機。很賺錢！很賺錢！”

趙丙軍的修車鋪，再次面臨拆遷，而附近的商品房鋪面，租金要貴三倍。他索性注冊了易到賬号，專職幹起網約車司機；同年，單國強注冊了滴滴快車。當時，滴滴客戶端尚不支持蘋果系統。為此，他特意花了299塊錢，買了一部國産智能手機。

• 紅利

邊利軍曾連續工作20多小時，“光車費就掙了一千二”。

他記得，去年8月底開始做滴滴時，一個月一萬左右。到10月底因獎勵突增，一個月淨賺兩萬。“越幹越有勁，即使有專車不合法的憂慮，但這麼多補貼，真是高興！”

從北京軍區某部退役後，邊利軍在外企做了四年銷售，并當了經理。2005年，他還在燕郊開發區買了房，并落了戶。

2012年，女兒出世後，因為家裡沒有老人帶，邊利軍辭了職照顧孩子。

剛開始，他看中網約車司機的“時間自由”，業餘時間開一開。“從小區開車出來，總怕遇見熟人叫車，覺得丢人。”

但邊利軍漸漸發現，開滴滴比想象中賺錢，随着收入的增加，他不再覺得做專車司機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也讓他萌生了做專職滴滴司機的念頭。

2015年11月至今年1月，他平均每天在車上的時間，都有十六七個小時。“早高峰有1.5倍獎勵，一天單量超過22單又有200元補貼，一個月的單量排名北京市内前2000名，還會給一千二的獎勵”。

那三個月，邊利軍完全停不下來。他也說不清那股沖動，看到滴滴一刻不停地派單，他也一刻不停地接，數量迅速攀升，補貼來得快，他隻覺得熱血沸騰。

工作時間最長的那天，他從九點左右開始接單，一直到次日淩晨五六點才休息。他沒怎麼吃飯，最後一單路過天安門，正是淩晨四五點。多年不見升旗的他，和女乘客一起看了升旗，乘客還以為他早起幹活——他覺得充實。

一位網約車司機有三部手機，分别在滴滴、Uber以及易到三個平台接單。新京報記者 彭子洋 攝

事實上，網約車司機的美好時代，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嘀嘀打車和快的打車上線後的兩年間，為了培養用戶習慣，二者掀起轟動全國的補貼大戰，移動出行由此開始普及。

2014年2月17日，滴滴加大補貼力度，乘客端從5元漲到10元，每天3次。司機使用微信支付方式收車費，首單獎50元。此外，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的司機，每單獎10元，每天10單，其他城市司機，每天前5單每單獎5元，後5單每單獎10元。快的打車立即出台政策，乘客獎勵從2月18日起調整成11元，每天2單。

金錢的急劇投入，也讓使用打車軟件的乘客數出現“井噴”。去年2月14日，滴滴和快的打車宣布戰略合并。

而Uber的加入，使滴滴開啟了新一輪的市場擴張。2015年底，張威注冊成功的那一天，就是奔着獎勵和補貼而來。為了多掙點錢，他還嘗試過刷單。“發送定位給友人，接單成功後再把錢退給對方”。

• “黑車”

單國強的親身感受是，2016年1月後，北京查黑車的多了起來。

他說，自己有哥們被扣了車，罰了一萬多。“後來我就不出去了，而且年後獎勵就越來越少。”

李明和張威的運氣不錯，他們也聽說過，被查扣的車還需要委托滴滴去通融，最後免不了罰錢，但從沒遇上過。

投訴的事倒是會有，因為繞路、态度不好、嫌慢、不認路等，都會被投訴。

投訴也分“誤傷”和真實投訴兩類。李明遇到過不講理的乘客：乘客叫車時顯示為朝陽區東五環附近的高碑店，到達時乘客才說，要去的是河北保定的高碑店。他解釋說不去那麼遠的地方，乘客不情願的付了錢。下車投訴後，滴滴發來一個封号的短信，李明就被封了一周——這事他至今覺得不服氣。

2015年12月1日，滴滴拼車上線後，張威覺得“有點亂”。“有的乘客着急趕路，還叫拼車。遇到堵車都嫌司機慢，先接誰、先送誰也會有矛盾。”

北京市内的堵車情況是出了名的。遇到堵車二三十分鐘，張威也會心煩，乘客再一抱怨，他有次沒忍住，态度差了些，下車就接到了投訴，被封号一天，也認了。

想要安定下來，不再漂泊，是網約車司機在京打拼，獲得歸屬感最主要的原因。但大多數，都在“漂”着。

韋孝餘家裡有父母和兩個兒子，大兒子上大專，小兒子上初中。夫妻倆在沙河租了最便宜的房子，月租500元，出門就是泥地。做了網約車司機後，他每天早上6點起床，送妻子去定泗橋的上班地點，随後就近接單。

張威在昌平租的房子月租2000多，加上徐州房子2000多房貸以及車貸，他每個月的還款數額就達8000以上。他把三歲女兒送到妻子的老家沈陽讀幼兒園，原因是，學費便宜，隻要400元每月。“其實我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還沒離開北京，可我不想回徐州，也不知道該去哪。”

在北京一待就是十年，李明曾因為沒房，女友跟他分手。如今，他又談戀愛了。“在燕郊的新家很快就能裝好，最遲明年初就可以住進去”，李明言語中難掩喜悅，但提到在管莊1500元的房租和房貸，又忍不住感慨，生存不易。

• 轉變

張威來北京六年，去年12月底，他剛貸款買了一輛19萬的日産轎車，除了首付9萬，還要連續還款3年，一個月3000多。

“為什麼買這麼好的車？就是為了跑網約車。”如今，這個徐州人時不時會強調自己“虧了”，錯過了掙錢最多的時段。

想着“隻用一個軟件空車率太高”，他車裡同時裝着滴滴、優步和易到。但即使是三個軟件同時開着，也比不了剛入行時的收入了。

那會兒，張威覺得掙錢真輕松，一天工作不到8小時，也能掙到七八百，一月一萬五不成問題。

賺錢最容易的時候，也并非沒有人感到焦慮。

“這東西不正常，肯定長久不了。”趙丙軍掰着指頭算，自己每月一萬五，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平台補貼。他看來，這部分錢，盡管是自己勞動所得，但顯然拿着“不踏實”。

7月28日，交通部發布網約車管理新規，明确網約車的合法地位。要求未來網約專車車輛，人和車都拿到政府頒發的許可證才能從業，11月1日正式實施。

等待着擁抱新時代的網約車司機們，所能想象到黎明前最黑暗的，不過是被查扣、罰款。但不成想，若網約車《意見》實施，自己将失去從業資格，“就像希望的火苗被點燃後，再瞬間掐滅”。

事實上，在這之前，平台的紅利已在逐步消失。高峰時段，滴滴對司機的獎勵從基本車費的2倍降到1.5倍，又從1.5倍降為0。網約車司機月入一兩萬瞬間跌至三五千，“獎勵政策頻繁變動，真是看不懂了。”他們無法接受。

趙丙軍記得，《意見》征集的消息發布時，自己正在拉活路上。聽到廣播後，他把車停到路邊，點上了一支煙。來京19年，落戶燕郊的他恍然發現，除了一張北京号牌，他與北京，似乎扯不上什麼關系。但整個人融入了北京生活圈，離開，沒有那麼容易。“我還能回頭當個修理工，那些沒别的技能的師傅呢？”

張威早就萌生退出網約車市場的意願。他的動力在減退，每天開車時間由八小時逐漸變成兩三個小時，他覺得沒意思，繼而把精力轉到其他小本生意上，“隻開專車早就餓死了，當然要有兩手準備”。

李明覺得不服氣，卻已經在找工作。“現在對照《意見》去看，不管貴州戶籍、天津牌照還是車型，統統不符合要求。我肯定是被優先淘汰的那一批。”

而韋孝餘的擔心就在眼前：機場和車站以後查得嚴，自己這樣的肯定算黑車，可是，平台派單到機場、車站怎麼辦呢？他想了想，“那隻有拒單了，可一天最多拒單三次，實在不行還是得去。”

王學軍每天都在轉發有關網約車的最新動态，情緒中彌漫着焦慮，又有着隐隐的期待。

10日中午，一位“老北京”坐上他的車後，發表意見說，網約車就該走高端路線，别搶出租車飯碗，各走各的道。這北京城還不夠堵嗎？

他一路沉默，沒有接話。乘客下車後，王學軍喃喃自語，政府監管自然是好，但把我們鎖死在北京城外，京城的交通、人口就解決了嗎？

（應受訪者要求，李明、單國強為化名）

END

剝洋蔥people

（boyangcong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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