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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日前，SpaceX或波音公司将發射其首次載人航天任務嗎？如果會，将是哪一個公司，或者兩者都會？

對于這些問題，相信許多人都會憑借直覺或掌握的信息，做出屬于自己的預判。而目前，美國一家名為“良好預測（The Good Judgment ）”的公司，正在舉辦一項挑戰，歡迎網友對于2019年的全球熱點問題進行預言。

“良好預測”項目官網

實際上，這樣的比賽已經不是第一次進行，但令人詫異的是，在此前的比賽中，那些最終做出了最精确預判的人往往不是某些領域的專家，而是一些經過一定訓練的“普通人”。

為什麼在面對雲波詭谲的國際局勢時，一些人能夠做出比專家們更加精确的預測？真的是因為他們更聰明，或者受教育程度更高嗎？

該項目的領導者之一，賓夕法尼亞大學著名心理學和管理學教授菲利普·E·泰特洛克（Philip E. Tetlock）指出，這些能夠做出更精準的判斷的人群的确有相似的過人之處，然而，這些優點往往體現在他們的性格和思維方式，而非智識或學曆上。

菲利普·E·泰特洛克

這些“超級預言家”們，究竟是如何“煉成”？

專家們的預測真的更靠譜？

所謂的專家預測隻比對于某一事件的随機預測結果精确那麼一點點……

從理論上講，預測能力應該取決于經驗和習得技能，然而，有目共睹的是，頂級政治學家在預測未來方面往往表現得很差。在泰特洛克此前的研究中，他将所謂的“專家預測結果”進行整理後發現，他們的結果隻比對于某一事件的随機預測結果精确那麼一點點。

如果用一位政治學家發表在《紐約時報》上，更為“刻薄”的形容評價就是：“黑猩猩随機向目标投擲飛镖得到的結果，基本就可以達到專家們的水平了”。

而正是這份報告的啟發，美國情報高級研究項目活動(IARPA)從2011年開始發起了為期四年的“良好判斷項目”，旨在尋找政治預測的新方法。該組織以比賽的形式招募了來自各行各業的數千名參與者，測試他們對一系列問題的預測能力，比如“羅伯特•穆加貝(Robert Mugabe)會在2011年9月30日前卸任津巴布韋總統嗎?”或者“到2012年6月1日，希臘還會是歐盟成員國嗎?”

在這些比賽中，參賽者被要求估計每件事發生的概率，而不是簡單的“是”或“不是”的答案。而在2014年，泰特洛克檢查了2000多名參賽者的結果，抽走了排名前2%的人，也就是所謂的“超級預測者”，讓他們組成了隊伍參加次年的比賽。結果顯示，他們的表現比其他包括某些專業人士在内的參與者要準确四倍。

雖然政治專業知識可能有所幫助，但他們來自不同的職業，“最好的預測者之一是藥劑師，”泰特洛克說。

據美國公共國家廣播電台（NPR）報道,這名藥劑師來自馬裡蘭州郊區，名叫伊萊恩·裡奇(Elaine Rich)，她在自己60多歲的時候報名參加了比賽。她在接受采訪時坦言國際事務從來不是她的強項，但是在接受過一定的訓練之後，她很快從中脫穎而出，成為了參賽者中的前1%。

“超級預測者”有什麼特質？

思想觀念開明包容，注重多元化視角，善于自省不自作聰明感情用事，有出色的計算能力

實際上，“超級預言家”們多半是一些普通人 圖據《華盛頓郵報》

實際上，伊萊恩·裡奇并不是“超級預測者”中的個例，研究人員發現，這個“超級預測者”團體中的大部分人士都不是專業領域的分析人員，但相同的是，他們在智力和思想的開明方面的測試都得分頗高。

泰特洛克的分析中發現，他們都非常注重多元化視角，而且不忌憚改變自己的觀點，他們好學、謙遜，對自我有嚴格的要求；除此之外，雖然這些非專業預測人士可能很少運用專業的數學知識來進行預測，但是，他們本人都具有出色的計算能力。

“我還沒有發現這個‘超級預測者團體’中有哪個成員不擅長與數字打交道，”泰特洛克這樣寫到。

而更重要的是，這些精英預測者最顯著的一個特點是，他們的思想觀念更加開放、包容——在心理學上，這個指标被認為反映人處理不确定性的能力，思想開放的人往往能夠從各個方面看到問題，這似乎有助于預測者根據新的證據克服他們的先入之見。

“（為了準确預測）你需要快速、經常地改變你的想法。”泰特洛克說。

菲利普·E·泰特洛克的著作《超預測》

實際上，千百年來，對于哲學家們而言，人類如何才能産生好的判斷，始終是一個求索而不得解決的問題。

但已經成為共識的一點是，單憑腦力本身并不足以讓人們做出睿智的判斷，有時候甚至還有可能陷入南轅北轍的境地——根據法國哲學家笛卡爾的觀點，聰明可能将我們推向更大的錯誤，比如笛卡爾在17世紀就曾經寫到：“最偉大的思想既能成就最大的美德，也能成就最大的罪惡，那些向前走的人，隻要方向正确，不管走得多慢都是在向前，而那些行色匆匆卻偏離方向的人則會恰恰相反。”

而在現代心理學的研究中，科學家們使用量化的精确研究也的确印證笛卡爾400年前的觀點——在某些情況下，更強的腦力的确會讓人誤入歧途。

比如當考慮到“動機推理”的現象時就會發現，當人們思考情感問題——尤其是那些與個人身份相關的問題時，人們很難以一種公平的方式來評估手頭的證據。相反，人們可以選擇簡單地用它來合理化我們現有的觀點，并推翻任何與這些觀點相矛盾的論點。

而當人越聰明或博學，就越容易建立詳盡的論據來支持自己的觀點，最終導緻更聰明的大腦變成了更有力宣傳的工具，而不是尋求真理的工具，如果舉個例子就是，比如在氣候變暖問題上，在美國民主黨人中，更有數學和科學素養的人更有可能認同人類排放正在導緻氣候變化的觀點；但在共和黨人當中，情況恰恰相反，科學素養越高的人士更有可能否認人類排放對環境的影響。

而如果預測的對象是“英國脫歐”這樣，很容易牽動情緒的事情，那麼這樣的趨勢則會更加明顯——動機性的推理幾乎百分之百扭曲預測者的思維。

除了有動機的推理，聰明人還可能遭受“習得性教條主義的折磨”。

在這種情況下，人對自己專業知識的認知會讓自己變得更加封閉。例如，如果一個人有政治學位，他可能會傾向于忽視與先入之見相悖的新證據，因為他會覺得自己已經知道了一切。

如何避免“聰明反被聰明誤”？

好奇心、“智力謙遜”、“反向思考”是秘訣，能避免陷入僵化的封閉思維和教條主義

當然，并非所有聰明人都會落入上文說的那些陷阱。這取決于人的智力是否被其他一些确保你能夠明智使用它的特質所補充，而這其中最重要的一點特質就是好奇心。

問卷調查和行為測量都證實，有些人天生比其他人更好奇——對他們來說，學習新事物本身就是一種獎勵(甚至在大腦中産生多巴胺刺激)。心理學上顯示，越好奇的人就越不可能讓自己的觀點被政治立場所扭曲，因為他們對新知識的渴望勝過任何教條主義傾向。但顯而易見的是，許多“聰明人”并不因為知識本身而渴望知識。

心理學家還認為，“智力謙遜”能夠在某種意義上保護人們的聰明，這個衡量指标的本質意義就是“一個人承認錯誤的容易程度”，這一指标往往可以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得到體現。科學家們發現，智力上更謙遜的人不太可能持有兩極分化、教條主義的觀點。相反，他們會更傾向于評估手頭的證據，并聽取不同的觀點。

而在在最初的“良好判斷”項目中，擁有最準确洞見的“超級預測者”表現出最顯著的異于常人的，正是這種特質——他們會對自己的躊躇滿志保持足夠的警惕，并在新證據出現時迅速承認錯誤，更新自己的觀點。相比之下，那些最容易陷入僵化的封閉思維、教條主義和傲慢的人，無論他們的智商和學曆如何，（在預測上的）表現都要差得多。

幸運的是，人的思維是可塑的。

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學會避免狹隘的推理，其中一種重要技巧就是“考慮相反的情況”策略：在這種策略中，你故意采取另一種立場，反對你最初的直覺，這種做法已被證明，可以減少一系列自私的偏見。

紅星新聞記者 翟佳琦 編譯自BBC、《華盛頓郵報》

編輯 包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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